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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所倡导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试点路已经走过三年历程，从目前的现状来看，难见佳绩。想当初，来势汹汹的“两型社会”试验，到如今却仍旧触及不到“两型”真正的灵魂，原因何在?难道中国的低碳之路只能是勉强分解指标数字的游戏吗?经济专栏作家易鹏先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呼吁“求变，迫在眉睫”。
《创新时代》：2007年，我国开始实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试点工程，目前看来，成绩并不可观。对于我国这种求解“低碳之路”的举措，就目前状况来看，您有哪些感想?有言论说“中国的‘两型社会’建设刚刚起步”，您对此怎么看?
易鹏：中国的“两型社会”试验，实际上是在探索中国资源节约、低碳发展的未来之路，承担着“碳”路者的角色。2007年，湖南的长株潭和湖北武汉城市圈被选定为试验区。三年历程，有喜有悲。喜的是，“两型社会”试验确实取得一些成绩，比如长株潭试验区先后编制了1个改革总体方案和10个专项改革方案、1个区域规划和16个专项规划，以及“5区18片”总体规划，在全国率先编制了“两型社会”建设统计评价指标体系。对坪塘、竹阜港、清水塘这些高能耗地区实行了大力度关停并转的节能减排；对大河西、天易、云龙等五大示范区，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但是，对于承载资源节约为主要目标的“两型社会”试验区，必须要对最核心的指标予以量化解读。目前，最有说服力的数据就是万元GDP(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到2010年底，长沙、株洲、湘潭试验区乃至整个湖南就完成了政府下达的“十一五”节能减排任务。当我们对这个完成的任务进行全面解读的时候，也许就能够对长株潭试验区的试验成果有更加全面的认知。
从湖南省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全省各市州单位GDP能耗指标公报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试验两年后，长株潭试验区龙头的长沙下降幅度是4.53％，低于湖南省下降5.1％的水平，为了避免尴尬，只好笼统地对外统一口径：2009年长株潭试验区带动全省万元GDP能耗下降5.1％。而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单位GDP能耗”下降率排名上，湖南这个拥有“两型社会”试验区的省份竟然排在全国第19名。而就在这三年，由于长沙GDP从2190亿元增长到4500亿元，即使完成了减排20％的目标，按照2010年长沙能耗0.82吨标准煤／万元GDP来计算，长沙的能耗总量已经达到了0.36亿吨标准煤。三年能耗总量和增加了近80％，碳排放量自然也是大幅增加。这些数据是国际社会所不能舒心接受的。
在2011年的湖南省两会上，湖南提出2011年完成国家节能减排任务的目标。在长沙市的两会上，长沙市提出了今年完成节能减排3％的目标。这些目标都属于中规中矩的目标。而即使在“十一五”期间，中国能耗最大的山东省，也让青岛确立了超过全国水平22％的减排目标。通过这些客观的分析，我们可以感觉到，中国的“两型社会”建设确实是刚刚起步。
《创新时代》：您认为导致“两型社会”发展出现乏力现状的原因是什么?
易鹏：中国建立“两型社会”是个非常难啃的硬骨头，地方政府、尤其是处于中部欠发达的地方政府，如果没有一定的资源和能力，就很难快速地推进和建成。
导致“两型社会”试验出现瓶颈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央政府的支持力度不“给力”，政策采取普惠制，缺乏“聚焦”。
对于长期因为没有中央政策眷顾而导致中部“塌陷”的湖南与湖北而言，都把“两型社会”试验区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政策红利来看待，都想抓住这次机会。事实上，长株潭作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于湖南省或者长沙市而言，都是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热情，也实实在在的作出了贡献。
在目前的中央集权体制下，财权、税权、金融政策、体制改革、人事权都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拥有的资源和权限都是有限的。于是，各地方为了自己的发展需要，千方百计地想进入国家级别的改革试点区域。因为一旦进入，就意味着会得到巨大的国家利益的“倾斜”。这种博弈是激烈的，中央政府常常为了平衡各地方的利益，也只好都予以照顾，这就直接导致了试验区雨后春笋般的冒出。
2007年，中央政府确立长株潭和武汉城市圈进行“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浦东、滨海新区、成都和重庆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获批之后又有了沈阳试验区，以及在2010年12月获批成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山西，共计9个。除此之外，还有海西、北部湾、海南、皖江、图们江和新疆等10多个区域的各种名义的示范区、规划区、振兴区。从目前各种各样的改革试验区纷纷冒出来的情况中不难看出，中央政策的严重“失焦”。
再具体到湖南长株潭和湖北武汉城市圈的“两型社会”试验区，捆绑众多的行政区域也促使了政策的进一步“失焦”。武汉城市群是“1+8”，即武汉及湖北省内的黄石等8个周边城市；长株潭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中国的行政区划背后蕴藏着巨大地方利益，“两型社会”试验本身就是一种对利益的重大调整，把过多的行政区域绑在一块儿，很容易导致各自为政、各打小算盘的情况出现，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自然就增加了，最终也会削弱“两型社会”改革的聚集力度，阻碍试验区的推进步伐。
2010年8月，中央政府又批准了广东、云南、湖北、陕西、辽宁开展低碳的省试点，在天津、重庆、深圳、厦门、贵阳、保定等8个城市开展“低碳市”试点。低碳试点和资源节约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同领域的“再试点”“再失焦”，进一步削弱了“两型社会”试验区的试验价值和意义。
如果在全国大部分省区都采取国家级政策倾斜，实际上就是在撒胡椒粉，每个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些好处，但每个地方都感觉不过瘾，都缺乏足够的含金量，最终变成了普惠制。普惠制在别的领域是有价值的，比如全民减税。但面对“资源节约、低碳发展”这种“硬骨头”的时候，普惠制实际上就是在削弱改革钻头的锋利程度，使改革变成了一把没有刀锋的大砍刀，看起来很霸气，但就是割不开肉。
《创新时代》：您能否为转变目前这种“两型社会”建设乏力的现状提些建议?
易鹏：在“两型社会”建设过程中，中央政府的政策要有偏重，懂得“聚焦”。摄影师都知道，当失焦的时候，就很难拍出清晰的图片。而在“两型社会”试验区的试验中，中央政府政策不“聚焦”，必然也很难绘制出一个清晰的“两型社会”发展的蓝图。
作为中部省份，湖南和湖北都处于工业化中期，处于被大部分高碳产业锁定，亟需通过发展来解决大量民生问题的阶段。试想，在中央政府没有掏出更多真金白银的情况下，没有体制改革的更有力度的支持，没有政绩考核更有力度的改革，没有财政税收更有力度的支撑，没有金融政策更有力度的护航，在“两型社会”试验区的改革试验过程中，武汉城市群和长株潭试验区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必然会继续依赖以前的发展路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长株潭试验区获批三年，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增长及作用进一步显现，三市GDP占全省的比重由2005年的40.6％提高到42.6％，对全省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5％。而武汉和长沙的经济驱动，依旧最依赖投资。在2010年，武汉的固定资产投资是3800亿元，长沙是3200亿元，增速远超全国的23.8％。这种发展模式，基本上还是在以前的老路径上狂奔。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定要逐步淡化对GDP的崇拜。
“两型社会”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中的“综合”是个全面的概念，既要考虑区域经济一体化、城乡一体化、产业布局，也要考虑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而“配套”皆是说明不能单向推进，还要涉及产业、体制、机制、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可以说，这是一个高难度的试验和改革。目前，长株潭与湖北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既然连发展路径都难以改变，还何谈“综合”与“配套”，又何谈推进碳交易试点等这些更高层面的试验。
反之，如果中央政府在数量繁多的改革中，聚集到一两个试验改革点上，集中全中国的力量予以突破，那么，很有可能重演当年深圳改革开放试点对整个中国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目前看来，既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重中之重的工作，既然哥本哈根峰会已经成为史上“最牛”的峰会，既然胡锦涛主席访美签订了大量的新能源“单子”，既然中美联合公报中突出了面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内容，那么，进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社会”建设，无疑是中国最重要的改革突破点之一。
如果能够在并没有多少发展优势的中部省份——湖南与湖北取得试验突破，那么，一定会缓解中国因为巨额碳排放而承受的巨大国际压力，也一定会为中国目前最核心的“转方式、调结构”方针奠定最扎实的基础，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中国蓝图清晰可见。
《创新时代》：2007年，我国开始实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试点工程，目前看来，成绩并不可观。对于我国这种求解“低碳之路”的举措，就目前状况来看，您有哪些感想?有言论说“中国的‘两型社会’建设刚刚起步”，您对此怎么看?
易鹏：中国的“两型社会”试验，实际上是在探索中国资源节约、低碳发展的未来之路，承担着“碳”路者的角色。2007年，湖南的长株潭和湖北武汉城市圈被选定为试验区。三年历程，有喜有悲。喜的是，“两型社会”试验确实取得一些成绩，比如长株潭试验区先后编制了1个改革总体方案和10个专项改革方案、1个区域规划和16个专项规划，以及“5区18片”总体规划，在全国率先编制了“两型社会”建设统计评价指标体系。对坪塘、竹阜港、清水塘这些高能耗地区实行了大力度关停并转的节能减排；对大河西、天易、云龙等五大示范区，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但是，对于承载资源节约为主要目标的“两型社会”试验区，必须要对最核心的指标予以量化解读。目前，最有说服力的数据就是万元GDP(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到2010年底，长沙、株洲、湘潭试验区乃至整个湖南就完成了政府下达的“十一五”节能减排任务。当我们对这个完成的任务进行全面解读的时候，也许就能够对长株潭试验区的试验成果有更加全面的认知。
从湖南省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全省各市州单位GDP能耗指标公报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试验两年后，长株潭试验区龙头的长沙下降幅度是4.53％，低于湖南省下降5.1％的水平，为了避免尴尬，只好笼统地对外统一口径：2009年长株潭试验区带动全省万元GDP能耗下降5.1％。而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单位GDP能耗”下降率排名上，湖南这个拥有“两型社会”试验区的省份竟然排在全国第19名。而就在这三年，由于长沙GDP从2190亿元增长到4500亿元，即使完成了减排20％的目标，按照2010年长沙能耗0.82吨标准煤／万元GDP来计算，长沙的能耗总量已经达到了0.36亿吨标准煤。三年能耗总量和增加了近80％，碳排放量自然也是大幅增加。这些数据是国际社会所不能舒心接受的。
在2011年的湖南省两会上，湖南提出2011年完成国家节能减排任务的目标。在长沙市的两会上，长沙市提出了今年完成节能减排3％的目标。这些目标都属于中规中矩的目标。而即使在“十一五”期间，中国能耗最大的山东省，也让青岛确立了超过全国水平22％的减排目标。通过这些客观的分析，我们可以感觉到，中国的“两型社会”建设确实是刚刚起步。
《创新时代》：您认为导致“两型社会”发展出现乏力现状的原因是什么?
易鹏：中国建立“两型社会”是个非常难啃的硬骨头，地方政府、尤其是处于中部欠发达的地方政府，如果没有一定的资源和能力，就很难快速地推进和建成。
导致“两型社会”试验出现瓶颈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央政府的支持力度不“给力”，政策采取普惠制，缺乏“聚焦”。
对于长期因为没有中央政策眷顾而导致中部“塌陷”的湖南与湖北而言，都把“两型社会”试验区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政策红利来看待，都想抓住这次机会。事实上，长株潭作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于湖南省或者长沙市而言，都是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热情，也实实在在的作出了贡献。
在目前的中央集权体制下，财权、税权、金融政策、体制改革、人事权都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拥有的资源和权限都是有限的。于是，各地方为了自己的发展需要，千方百计地想进入国家级别的改革试点区域。因为一旦进入，就意味着会得到巨大的国家利益的“倾斜”。这种博弈是激烈的，中央政府常常为了平衡各地方的利益，也只好都予以照顾，这就直接导致了试验区雨后春笋般的冒出。
2007年，中央政府确立长株潭和武汉城市圈进行“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浦东、滨海新区、成都和重庆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获批之后又有了沈阳试验区，以及在2010年12月获批成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山西，共计9个。除此之外，还有海西、北部湾、海南、皖江、图们江和新疆等10多个区域的各种名义的示范区、规划区、振兴区。从目前各种各样的改革试验区纷纷冒出来的情况中不难看出，中央政策的严重“失焦”。
再具体到湖南长株潭和湖北武汉城市圈的“两型社会”试验区，捆绑众多的行政区域也促使了政策的进一步“失焦”。武汉城市群是“1+8”，即武汉及湖北省内的黄石等8个周边城市；长株潭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中国的行政区划背后蕴藏着巨大地方利益，“两型社会”试验本身就是一种对利益的重大调整，把过多的行政区域绑在一块儿，很容易导致各自为政、各打小算盘的情况出现，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自然就增加了，最终也会削弱“两型社会”改革的聚集力度，阻碍试验区的推进步伐。
2010年8月，中央政府又批准了广东、云南、湖北、陕西、辽宁开展低碳的省试点，在天津、重庆、深圳、厦门、贵阳、保定等8个城市开展“低碳市”试点。低碳试点和资源节约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同领域的“再试点”“再失焦”，进一步削弱了“两型社会”试验区的试验价值和意义。
如果在全国大部分省区都采取国家级政策倾斜，实际上就是在撒胡椒粉，每个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些好处，但每个地方都感觉不过瘾，都缺乏足够的含金量，最终变成了普惠制。普惠制在别的领域是有价值的，比如全民减税。但面对“资源节约、低碳发展”这种“硬骨头”的时候，普惠制实际上就是在削弱改革钻头的锋利程度，使改革变成了一把没有刀锋的大砍刀，看起来很霸气，但就是割不开肉。
《创新时代》：您能否为转变目前这种“两型社会”建设乏力的现状提些建议?
易鹏：在“两型社会”建设过程中，中央政府的政策要有偏重，懂得“聚焦”。摄影师都知道，当失焦的时候，就很难拍出清晰的图片。而在“两型社会”试验区的试验中，中央政府政策不“聚焦”，必然也很难绘制出一个清晰的“两型社会”发展的蓝图。
作为中部省份，湖南和湖北都处于工业化中期，处于被大部分高碳产业锁定，亟需通过发展来解决大量民生问题的阶段。试想，在中央政府没有掏出更多真金白银的情况下，没有体制改革的更有力度的支持，没有政绩考核更有力度的改革，没有财政税收更有力度的支撑，没有金融政策更有力度的护航，在“两型社会”试验区的改革试验过程中，武汉城市群和长株潭试验区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必然会继续依赖以前的发展路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长株潭试验区获批三年，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增长及作用进一步显现，三市GDP占全省的比重由2005年的40.6％提高到42.6％，对全省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5％。而武汉和长沙的经济驱动，依旧最依赖投资。在2010年，武汉的固定资产投资是3800亿元，长沙是3200亿元，增速远超全国的23.8％。这种发展模式，基本上还是在以前的老路径上狂奔。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定要逐步淡化对GDP的崇拜。
“两型社会”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中的“综合”是个全面的概念，既要考虑区域经济一体化、城乡一体化、产业布局，也要考虑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而“配套”皆是说明不能单向推进，还要涉及产业、体制、机制、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可以说，这是一个高难度的试验和改革。目前，长株潭与湖北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既然连发展路径都难以改变，还何谈“综合”与“配套”，又何谈推进碳交易试点等这些更高层面的试验。
反之，如果中央政府在数量繁多的改革中，聚集到一两个试验改革点上，集中全中国的力量予以突破，那么，很有可能重演当年深圳改革开放试点对整个中国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目前看来，既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重中之重的工作，既然哥本哈根峰会已经成为史上“最牛”的峰会，既然胡锦涛主席访美签订了大量的新能源“单子”，既然中美联合公报中突出了面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内容，那么，进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社会”建设，无疑是中国最重要的改革突破点之一。
如果能够在并没有多少发展优势的中部省份——湖南与湖北取得试验突破，那么，一定会缓解中国因为巨额碳排放而承受的巨大国际压力，也一定会为中国目前最核心的“转方式、调结构”方针奠定最扎实的基础，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中国蓝图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