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的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提出，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国有企业领导干部“20字”标准，努力在“选育用管”上下功夫，加快培育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事情的另一面是，大量国企高管因腐败被查。2018年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完成两轮对12家中央企业的巡视任务，发现问题356个，移交问题线索404件；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和中央企业纪检监察机构共接到信访举报48465件（次），处分14283人，移送司法机关100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不少国企领导者落马，其中央企董事长、总经理数十人，如中国电信董事长常小兵、中国一汽董事长徐建一、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武钢集团原董事长邓崎琳、中国华融董事长赖小民、中石油总经理廖永远、中石化总经理王天普、南航集团总经理司献民，新近的是中国恒天董事长张杰、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原董事长王金华。
　　无论是谁，搞腐败就得付出代价，这个没有问题。如果仔细分析落马的中央和地方国企的领导者，性质还有所不同。有些的确是擅权妄为，甘于被“围猎”，性质非常恶劣，严重污染了企业的政治生态。有些不乏能力、成绩不小，贪腐金额两三百万元，仅相当于数年年薪，因为这点“小钱”而毁了自己，让人惋惜，令人感慨。无论如何，漠视、放任国企领导者沦为悲剧主角不是负责任的做法。
　　那么，该如何拯救那些在危险边缘的国企领导？制度设计强有力、当事人准确定位是基石。以往众多国企领导落马，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该群体没能准确定位，错位导致心理较大失衡，很多人以贪腐来补偿，形成不合法但仿佛“合情合理”的平衡。说到底，得救需靠自救。时移世易，新一轮国企改革正在提供更佳的制度保障，顺势而为准确定位，将是国企领导自救、成为高素质专业化干部的内因。

贪腐“补偿”利和名

　　长期以来，国企领导落马与“错位”有很大关系。
　　早先，国企政企不分，领导者有行政级别，他们自然定位为干部，这准确、清晰。改革开放后推行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方向。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2000年，国家经贸委发布《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基本规范（试行）》，规定企业不再套用党政机关的行政级别，也不再比照党政机关干部的行政级别确定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待遇，实行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经营管理者管理办法。这些重要规定并没有很好地落实。按制度，国企领导是政企分开下的企业领导；但实践中，国企领导普遍的定位是“亦官亦商”，极少数国企领导成为职业经理人。这种亦官亦商的错位，主客观原因皆有，包括制度缺乏力度。
　　《史记》有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市场经济、经济的快速发展，国企领导群体在名、利上心态日益失衡。
　　按时任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2011年的说法，对于央企高管薪酬的管理是半市场化的办法，明显比社会上同类岗位要低，而且低得比较多。2011年央企负责人平均薪酬为72万元。2015年，国企“限薪令”出台。2017年的A股上市公司，央企、地方国企高管薪酬中位数分别为60万元、50万元。
　　时任武钢集团总经理邓崎琳2011年称，“我们一年把税交完的工资40多万元。美国GE那些大公司多是几千万美金，民营企业就更不用说了。央企绝对不可能有这种高工资。你会问我什么态度？我个人的看法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随着企业职工的收入不断增加，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应该按经济规律走市场化、国际化的道路。”中国恒天董事长张杰2013年称，他当前薪酬是10年前的80%（彼时其为国企高管）。曾经，一位年薪不到60万元的央企董事长对笔者笑言：“我天天去国资委要求涨工资。”—在很多国企领导看来，自己拿的薪酬过低，太不合理。与跨国公司、民企相比，薪酬的巨大落差自然让心理严重失衡。消费社会、富人剧增、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助长了这种心理失衡。

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国企领导分类分层管理制度会日益健全，这是拯救国企领导的重要外因。

　　另一方面，長期缺乏对国企领导的正名。“企业家”意味着很高的企业经管能力、成就、社会声望，是很多企业管理者追求的荣誉。熊彼特称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很多人认为国企没有真正的企业家。民企通恒集团董事长武克钢2014年称，国企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企业家，其非常同情那些自认为是企业家的国企的人，其实他们不是企业家。原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2016年表示，按现有的体制机制，国企培养不出企业家，它培养出来的是官员。某央企董事长回答笔者是否认为自己是企业家时，言左右而顾他。面对质疑，一些国企领导则自认是企业家，很在意企业家这一荣誉。2012年，张杰对笔者表示，“为什么这几年国有企业发展得这么快？除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大环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一大批忠于国企的企业家。”显然，他认为国企有企业家。
　　能力、成绩较大，一些国企领导认为这和自己得到的利、名很不匹配，于是心理很失衡，这就站在了滑向贪腐的危险边缘，搞不好就会重蹈邓崎琳、张杰等人的覆辙。

国企领导和职业经理人

　　刻舟求剑是国人从小学就学过的经典故事。十八大特别是2015年后，关于国企领导的制度设计，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掌握这种变化、与时俱进，国企领导在定位上会准确，大大减少悲剧的可能。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这个新提法意味着职业经理人制度成为国企改革发展的重要方面，一部分国企领导将变为职业经理人。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国企领导人分类分层管理制度，“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实行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畅通现有经营管理者与职业经理人身份转换通道”。对国企领导分类分层管理，无疑有利于从制度层面精准定位国企领导。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是党在经济领域的执政骨干，是治国理政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来源，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必须做到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20字”标准）。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提出“国有企业家”概念，这引发国企领导的广泛共鸣。瀚蓝环境总裁金铎称，这是对坚守者迟来的认可，肯定了国有企业家的贡献，极大鼓舞了国有企业家的士气。2018年9月，《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管理规定》印发；10月，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提出，推动国有企业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国企领导分类分层管理制度会日益健全，这是拯救国企领导的重要外因。权责利匹配、清晰，国企领导群体心理失衡的空间自然小了。
　　可见，如今国企管理者的定位已清晰。一类是国企领导，俗称干部、“体制内”身份（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党委、政府及其部门、机构任命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另一类是职业经理人，是高管但非国企领导。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中间状态的人会日益减少。
　　以往这两类人的利、名没有从制度上严格差异化、合理化管理，比如，一些“副部级”的央企领导可能享有很市场化的股权激励（时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傅成玉，作为董事长持有港股中国海洋石油4亿港元的期权，离职时他捐了），这自然会让另外一些人眼红。现在，则从制度上规定清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对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党委、政府及其部门任命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合理确定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对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探索完善中长期激励机制。”
　　国企领导的使命是“20字”标准，其“利”是受到组织/国资监管机构合理确定的薪酬、作为党在经济领域的执政骨干可以往来政商之间，“名”是国企领导、可以成为优秀的国有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对董事会负责，“利”是市场化的薪酬、股权激励、员工持股，“名”是职业经理人、可以成为优秀的企业家。
　　正所谓：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

学做当代的姜子牙？

　　思路决定出路，价值观决定命运。如今，对国企领导而言，姜子牙是一个优秀的榜样。
　　《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是这样的：人品过硬、大权在握，是改革创新的引领者、富有才能、贡献很大，最终得善果，没能封神、得到打神鞭。这对当今国企领导的榜样意义在于：需人品过硬（特别是对党忠诚、清正廉洁）、大权在握（董事长、总经理等）、做企业改革创新的引领者（勇于创新）、富有才能（治企有方、兴企有为）、贡献很大（带领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如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最终得善果（获得合理确定的薪酬、成为优秀的国有企业家），不能封神（职业经理人、民营企业家的利与名）、得到打神鞭（一定程度上行使国资出资人代表角色，对职业经理人而言位高权重，可以“打神”）。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强力反腐、完善国资监管及国企治理的推行，贪腐的代价会日益大。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在实施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国企地位重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称国企“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国企资产规模大，2017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不含金融企业）总额183.5万亿元、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241万亿元。2018年，国资监管系統企业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4.8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3.4万亿元；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9.1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7万亿元，创历年最好水平。
　　同时，国企领导被寄予厚望：是党在经济领域的执政骨干，是治国理政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来源。这意味着，姜子牙式的国企领导价值重大而且前途远大，包括成为优秀的国有企业家、转为高级官员（先例如张庆伟从中国商飞董事长转任河北省代省长）等，且薪酬高出“同级别”的官员数倍。
　　当然，人各有志。国企领导可以选择转换身份为职业经理人（“畅通现有经营管理者与职业经理人身份转换通道”，此轮国企改革以来，新兴际华、中国联通、东航物流、四川长虹等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民企高管（如2013年，山东省属国企山东黄金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建华退休，转任紫金矿业总裁，年薪354万元）。相较以往，这种选择如今机会多，主动权部分掌握在当事人自己手中。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你选择，你承担。在制度日益清晰、公平的情况下，如果依然心理失衡而贪腐，那更多不是悲剧而是活该。另一方面，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强力反腐、完善国资监管及国企治理的推行，贪腐的代价会日益大。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想做“国企领导”，远离赖小民、张杰们，多学习姜子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