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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德国制药业考察团十余人来上海考察,时任市医药管理局副局长的沈芸荪在锦江饭店接待团长替芬巴赫先生一行。一开始,彼此已认不出来,后来一交谈才知道,原来,身材高大的替芬巴赫先生就是当年坐落在江西路138号上的拜耳公司营业部职员。故人相见,分外亲热。他俩回忆起拜耳公司的往事,真是梦萦魂绕,历历在目。替芬巴赫先生在法兰克福市的赫司特公司工作,此公司是德国最大的制药厂之一。他盛情邀请沈芸荪与局长一起到德国法兰克福市参观考察。事后,替芬巴赫先生又派人来洽谈上海延安制药厂的改造项目,他还兴致勃勃地欲在中国建造扑热息痛药厂,后来,终于达成协议,在上海张江地区成立了生产抗生素的合作项目。2002年9月25日,在华山路上的丁香花园内举行了“拜耳大药厂老员工聚会”。30多位70岁以上的老人,凑在一起,三两成堆,或在树荫下交头接耳,或欢叫着迟到者的姓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中最年长者为93岁,而原上海德商拜耳药厂的厂长沈芸荪也年逾80。
抗战胜利后真诚挽留德籍专家
1943年沈芸荪从圣约翰大学毕业,获得理学士学位。毕业前,他在上海生化制药厂做毕业论文,该厂的研究部化学师、留德博士黄兰荪是他的导师,他见沈芸荪是个可造之才,就把他留在生化制药厂工作。1945年,沈芸荪去德侨产业管理处求职,当时上海接收的不少企业缺少管理人才,沈芸荪懂化学,而且,在圣约翰大学读的第二外语又是德语,便被录用了。1945年10月,沈芸荪被任命为德商拜耳药厂厂长①。沈芸荪到任后,心想,为了使战后的上海从重创中恢复过来,必须继续发展中国人自己的医药业。而拜耳公司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制药企业,应当尽力把原厂长和专家挽留下来,并想法让他们向中国人传授技术。原厂长伊顿先生、药剂师惠乐勃先生、化学师海萨尔先生等十余位德籍专家和人士在沈芸荪的挽留下,都留了下来。在上海,他们都有自己温馨的家。伊顿先生依然住在建国西路的公寓里,在拜耳药厂里,他依然有一个单独的小办公室。当年,拜耳公司远东地区总裁贝灵先生前来沪上拜访伊顿先生,沈芸荪也予以热情接待。至于惠乐勃先生和海萨尔先生等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掌握着各种药品的配方和其他关键技术。沈芸荪更是百倍地尊重他们,和他们真诚地交朋友,在生活上予以关心照顾。专家们在厂里用餐,沈芸荪为他们开小灶,让他们享用美味的快餐。他们继续享受着工厂被接收前的工资待遇,工人们的待遇也依然照旧。并且,按照每年的物价指数予以调整。由于沈芸荪采取的是人性化的对待,这些德籍专家十分满意,到了1948年,他们便开始陆续返回德国。不过,那时,德籍专家手中的专业技术已经为中国员工所掌握了。拜耳公司的产品不愁没销路,资金当然是充足的。因此,接收之后,上海拜耳工厂的生产依然十分稳定。
细致入微的高效管理
沈芸荪说:“回忆当初,上海拜耳药厂的名气十分响亮,但是,药厂的管理人员却十分精简,效率之高,是令人难以想象的。除了我这个厂长之外,还有4位管理人员。他们是:一位财务人员;两位仓库管理员,其中一位是德籍人士,他俩既管包装材料仓库,又管原料仓库;一位总务人员,他负责人事和工资等事务。包装仓库主要存放各种药品的包装材料和药品说明书。拜耳药厂的原料仓库真大啊!里面的各种制药的化学原料应有尽有,都是从德国运来的,几年都用不完。德国人制造化工原料的质量确实是非常讲究的,以制作阿斯匹灵的原料为例吧,那结晶状体的细腻与洁白真是堪称一绝。”
当时,拜耳药厂的生产能力是相当强的。产品以非处方类的家庭良药为主。如:阿斯匹灵、加当止痛片、克利西佛咳嗽糖浆、药特灵丸、拜耳健身素等。既有真空针剂、液体针剂、片剂、液体制剂,又有丸剂;既有治疗头痛的药,也有治咳嗽、止泻的药,还有保健药品等。
上海拜耳药厂当时不生产制药化工原料,主要是把药品原料按配方配制、分装各类药品,或在药品原料中添加各种辅料,制成药品,因此设备相对比较简单,职工人数近百名,管理层对职工的文化要求也不太高,只要初中文化程度,能讲得出药名就行了。职工以女工为多,主要从事药品包装,男工主要担当仓库工、锅炉工、检修工和配料工。工厂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6天工作制,按德国工厂的规矩,实行工长制,把厂里的员工都编上号,从1号到100号不等,一般来说,只要一看工号,便知道对方的资历之深浅。号码小的往往是年资较高的员工。每位工长分管一种药品的生产,当然也就负责管理这部分的工人。在车间里使用一种流水批号生产卡,从原料到半成品再到成品,一直到检验,直至最后入库,每道工序都有责任人,在流水批号生产卡上分别签字,层层负责把关,有案可查,以保证质量。尤其是配料的过程,德籍药剂师均守候在旁,由他们亲自督促检查。安全防范也比较严谨,基本上没出过什么工伤事故。德商掌管工厂的时候对员工的管理是相当严谨的。当初,工人们干活必须十分仔细才行,譬如,针剂药瓶上的标签不能贴歪哪怕一点点;吃饭的饭盆不小心带进车间,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又如在灌装“六0六”药品时,为了保持一定的室温,在这间车间里安装了空调。厂里一台比较重要的设备是真空安瓿封装置,当时在世界上也属于相当先进的。工人们操作的时候先要把拜耳公司的商标烧制到玻璃安瓿瓶上,然后把安瓿瓶拉制成喇叭口,一台装置同时可加工8支安瓿,药品封装完毕,就用真空泵抽气,还用高频电流检测装置测试每一个安瓿是否真空。如此精益求精,直至产品最后入库。因此,药品的质量是相当可靠的,药品粉末装置在这样的真空安瓿中,在室温中可以10年不变质。德籍专家当然功不可没,他们都是博士,对产品的质量层层把关,对药品配方更是一丝不苟,一些技术层面的工作都由他们掌管。
卓有成效的市场广告
当时的拜耳药品在上海市民中,家喻户晓,除了产品的货真价实之外,那就是仰仗它的广告。拜耳公司的广告几乎无所不在。当年,在各家大药房门前都安放一个能显示气温的大寒暑表,上面的拜耳阿斯匹灵广告赫然在目。在各家医院的候诊室的墙上也安放着带有拜耳公司广告的大寒暑表。在各位名医的办公桌上摆着拜耳公司出品的台历等文具。当时市面上还经常可以看到缀有拜耳公司广告的打火机、小剪刀之类的物品。笔者曾在沈芸荪先生府上看到了他珍藏了六十多年的拜耳公司用来馈赠医生的广告小刀、台历。还看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拜耳公司阿斯匹灵在中国使用过的阮玲玉招贴画的照片。沈芸荪先生是个有心人,他珍藏着拜耳公司当年出版的科普读物《家医》以及当时医生的处方和在拜耳公司配药的记录。
笔者还在沈先生那里阅读了一本中文版的临床医生用的药品手册,是拜耳公司在1942年印制的。册子的末尾印有1943年与1944年的年历。手册附有“分类用药表”,表中所列各症用药,仅以拜耳公司出品的180余种药物为限。药物的性质及用法详细情形,则参阅手册中的“分类药名录”。手册中还介绍了拜耳公司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样的手册真可谓拜耳公司的“万宝全书”。沈先生还珍藏了一本拜耳公司印制的英文版药品手册,最显著的区别是手册的扉页是1942年与1943年的年历,这种设计,可能比较符合西方人的习俗。
①1949年5月,上海解放之后,解放军军代表接管了拜耳药厂,工厂被易名为华东人民制药公司国营制药厂,沈芸荪被任命为分管生产的副厂长。
(作者为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秘书长)
抗战胜利后真诚挽留德籍专家
1943年沈芸荪从圣约翰大学毕业,获得理学士学位。毕业前,他在上海生化制药厂做毕业论文,该厂的研究部化学师、留德博士黄兰荪是他的导师,他见沈芸荪是个可造之才,就把他留在生化制药厂工作。1945年,沈芸荪去德侨产业管理处求职,当时上海接收的不少企业缺少管理人才,沈芸荪懂化学,而且,在圣约翰大学读的第二外语又是德语,便被录用了。1945年10月,沈芸荪被任命为德商拜耳药厂厂长①。沈芸荪到任后,心想,为了使战后的上海从重创中恢复过来,必须继续发展中国人自己的医药业。而拜耳公司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制药企业,应当尽力把原厂长和专家挽留下来,并想法让他们向中国人传授技术。原厂长伊顿先生、药剂师惠乐勃先生、化学师海萨尔先生等十余位德籍专家和人士在沈芸荪的挽留下,都留了下来。在上海,他们都有自己温馨的家。伊顿先生依然住在建国西路的公寓里,在拜耳药厂里,他依然有一个单独的小办公室。当年,拜耳公司远东地区总裁贝灵先生前来沪上拜访伊顿先生,沈芸荪也予以热情接待。至于惠乐勃先生和海萨尔先生等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掌握着各种药品的配方和其他关键技术。沈芸荪更是百倍地尊重他们,和他们真诚地交朋友,在生活上予以关心照顾。专家们在厂里用餐,沈芸荪为他们开小灶,让他们享用美味的快餐。他们继续享受着工厂被接收前的工资待遇,工人们的待遇也依然照旧。并且,按照每年的物价指数予以调整。由于沈芸荪采取的是人性化的对待,这些德籍专家十分满意,到了1948年,他们便开始陆续返回德国。不过,那时,德籍专家手中的专业技术已经为中国员工所掌握了。拜耳公司的产品不愁没销路,资金当然是充足的。因此,接收之后,上海拜耳工厂的生产依然十分稳定。
细致入微的高效管理
沈芸荪说:“回忆当初,上海拜耳药厂的名气十分响亮,但是,药厂的管理人员却十分精简,效率之高,是令人难以想象的。除了我这个厂长之外,还有4位管理人员。他们是:一位财务人员;两位仓库管理员,其中一位是德籍人士,他俩既管包装材料仓库,又管原料仓库;一位总务人员,他负责人事和工资等事务。包装仓库主要存放各种药品的包装材料和药品说明书。拜耳药厂的原料仓库真大啊!里面的各种制药的化学原料应有尽有,都是从德国运来的,几年都用不完。德国人制造化工原料的质量确实是非常讲究的,以制作阿斯匹灵的原料为例吧,那结晶状体的细腻与洁白真是堪称一绝。”
当时,拜耳药厂的生产能力是相当强的。产品以非处方类的家庭良药为主。如:阿斯匹灵、加当止痛片、克利西佛咳嗽糖浆、药特灵丸、拜耳健身素等。既有真空针剂、液体针剂、片剂、液体制剂,又有丸剂;既有治疗头痛的药,也有治咳嗽、止泻的药,还有保健药品等。
上海拜耳药厂当时不生产制药化工原料,主要是把药品原料按配方配制、分装各类药品,或在药品原料中添加各种辅料,制成药品,因此设备相对比较简单,职工人数近百名,管理层对职工的文化要求也不太高,只要初中文化程度,能讲得出药名就行了。职工以女工为多,主要从事药品包装,男工主要担当仓库工、锅炉工、检修工和配料工。工厂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6天工作制,按德国工厂的规矩,实行工长制,把厂里的员工都编上号,从1号到100号不等,一般来说,只要一看工号,便知道对方的资历之深浅。号码小的往往是年资较高的员工。每位工长分管一种药品的生产,当然也就负责管理这部分的工人。在车间里使用一种流水批号生产卡,从原料到半成品再到成品,一直到检验,直至最后入库,每道工序都有责任人,在流水批号生产卡上分别签字,层层负责把关,有案可查,以保证质量。尤其是配料的过程,德籍药剂师均守候在旁,由他们亲自督促检查。安全防范也比较严谨,基本上没出过什么工伤事故。德商掌管工厂的时候对员工的管理是相当严谨的。当初,工人们干活必须十分仔细才行,譬如,针剂药瓶上的标签不能贴歪哪怕一点点;吃饭的饭盆不小心带进车间,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又如在灌装“六0六”药品时,为了保持一定的室温,在这间车间里安装了空调。厂里一台比较重要的设备是真空安瓿封装置,当时在世界上也属于相当先进的。工人们操作的时候先要把拜耳公司的商标烧制到玻璃安瓿瓶上,然后把安瓿瓶拉制成喇叭口,一台装置同时可加工8支安瓿,药品封装完毕,就用真空泵抽气,还用高频电流检测装置测试每一个安瓿是否真空。如此精益求精,直至产品最后入库。因此,药品的质量是相当可靠的,药品粉末装置在这样的真空安瓿中,在室温中可以10年不变质。德籍专家当然功不可没,他们都是博士,对产品的质量层层把关,对药品配方更是一丝不苟,一些技术层面的工作都由他们掌管。
卓有成效的市场广告
当时的拜耳药品在上海市民中,家喻户晓,除了产品的货真价实之外,那就是仰仗它的广告。拜耳公司的广告几乎无所不在。当年,在各家大药房门前都安放一个能显示气温的大寒暑表,上面的拜耳阿斯匹灵广告赫然在目。在各家医院的候诊室的墙上也安放着带有拜耳公司广告的大寒暑表。在各位名医的办公桌上摆着拜耳公司出品的台历等文具。当时市面上还经常可以看到缀有拜耳公司广告的打火机、小剪刀之类的物品。笔者曾在沈芸荪先生府上看到了他珍藏了六十多年的拜耳公司用来馈赠医生的广告小刀、台历。还看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拜耳公司阿斯匹灵在中国使用过的阮玲玉招贴画的照片。沈芸荪先生是个有心人,他珍藏着拜耳公司当年出版的科普读物《家医》以及当时医生的处方和在拜耳公司配药的记录。
笔者还在沈先生那里阅读了一本中文版的临床医生用的药品手册,是拜耳公司在1942年印制的。册子的末尾印有1943年与1944年的年历。手册附有“分类用药表”,表中所列各症用药,仅以拜耳公司出品的180余种药物为限。药物的性质及用法详细情形,则参阅手册中的“分类药名录”。手册中还介绍了拜耳公司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样的手册真可谓拜耳公司的“万宝全书”。沈先生还珍藏了一本拜耳公司印制的英文版药品手册,最显著的区别是手册的扉页是1942年与1943年的年历,这种设计,可能比较符合西方人的习俗。
①1949年5月,上海解放之后,解放军军代表接管了拜耳药厂,工厂被易名为华东人民制药公司国营制药厂,沈芸荪被任命为分管生产的副厂长。
(作者为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