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希腊神话女妖美杜莎，她看你一眼，你就会变成石头。英雄帕修斯割断了她的头。他不是直接对抗她，他拿一块盾牌，从盾牌里看到美杜莎，一剑把她砍死。为什么他不怕被变成石头呢？神话中，直接盯着美杜莎就会石化，而隔着一层镜子他就不怕了。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呢？美杜莎的眼神就是现实，重到你直接盯着她，你就会被石化，你会被拖着走，你会陷进去。那该怎么办呢？文学或者一切的写作应该是轻盈的。怎么样的轻盈呢？就像隔着盾牌一样，永不直视现实，而是侧着脸看现实。今天我们常常歌颂直面现实，卡尔维诺的想法恰恰相反，好的写作不能直面现实，要歪着脸对现实，而歪着脸的时候你就跑掉了。形象丑恶的美杜莎死后，她的血里诞生了一匹非常漂亮的骏马，长着巨大的翅膀，它如此地飘逸在空中飞扬。
　　我想用这个例子说明，写作很重。对重的偏好是我们中国文化很基本的东西，从古代的青铜器，青铜器是关涉国家根本的重要物品，做祭祀用的物品。在中国很奇怪，古代世界各地皇权的象征是希望做大的东西，比如大的皇宫。而中国不是，东西并不一定要大，但是要重，比如青铜器，这叫“国之重器”。举行典礼的时候一些臣子拿着铜杯，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臣子拿着的时候要装出不胜其重的感觉。一个作品很厚重、很有分量当然很好。但是，我想讲的是这个“重”并不指的是所说的题材之重与否，而是写作本身到底该不该重？到底应该怎么样重？我理解的“重”应该是这样的，假如你直接地面对世界，自然而然、不加思考、毫无间隔地投进去的话，你会被它拖着，只有像卡尔维诺的帕修斯那样隔一重以后，你就飞起来了，你就轻盈地像小鸟在天空一样。
　　我在台湾念中学的时候，学校每个礼拜有一个周记的本子，要写出本周我家的大事、国家大事，要写出自己的所看所想，老师给分数。我觉得很无聊，我怀疑它的价值。我的周记是自己编段子，老师看了以后觉得莫名奇妙，完全不是要求的周记格式，但是因为我写的东西太好笑，于是就不知道怎么评分，就马马虎虎地给个分通过了。那个时候，我对写作是有一种距离感的。
　　我在香港考大学，考试的科目可以自选。我选了宗教科，我也是瞎来，完全没有按照制定的打法来。很意外地，批卷老师很宽大，居然让我的宗教科目得了很好的分数。在我看来，写任何东西都是一种写作，我不是说每一篇都应该这样写，但是至少要想：我在意什么？它是什么？它跟我是什么关系？比如说做电视，我们常常说做媒体的要反省社会责任。我觉得反省应该从眼前这一刹那开始，当我对着镜头的时候，我和镜头是什么关系？假设有观众，观众是谁？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他们跟我是什么样时间上展开的关系？我常常在思考这类问题。
　　这就是让我保持轻盈的方法，也许很多人觉得这样的东西反而很重，但是这就是轻。轻是什么？轻就是把现实替换掉、磨掉，跑到另外一个空间不断地后退或者逃亡。于是，我发现后来我写的东西，无论是写时事评论、写音乐、写电影、写类似散文的小说或写小说式的散文，都没有太大的分别。有的时候写重的东西，有的时候写轻的东西，在我看来题材本身没有轻重的分别，有的只是我们处理上的方式。假如你以为写影视很轻松的话，那是因为你对它的态度是直接的，其实你是重的，不是轻的，但是你以为它是轻的。
　　我不敢说我每次写作都做到这样的效果，但是我总是在想：为什么现在的人那么喜欢看人说吃说喝？为什么喜欢看这样的文章？最早有餐厅而且成为一个行业是从中国开始的，欧洲是法国大革命后才成熟的。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写饮食，但是很奇怪，宋朝的杭州有那么多的餐馆，却没有出过一本餐饮指南。而法国大革命后的十多年，巴黎就出了一本餐饮指南。于是，我就想：这是怎么回事？因为这都是我们写作的祖宗，他们在写什么？他们写的对象是什么？他们写给谁看？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似乎在写饮食，但是你写着写着跑掉了，你轻了。同样，在处理沉重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时，我也是总在想办法不是直接地掉进去，而是能不能够把我要讲的现实问题变成一个故事，变成一种叙事，在叙事中去思考它、处理它，因为我们在现实中是看不到可能性的。我们把现实拿到实验室中，我们试想它的各种可能性。
　　责任编辑：张蕾磊
　　这个时代，我们为了现在舍弃未来，这是我们跟现在的这个现实太紧太紧了，紧到我们几乎看不出可能性了。但是如果我们在写作里面跳出来，把它置换掉了，逃亡了，轻盈地飞出去了，我们就容易看到：哪有那么沉重？这个世界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沉重、那么痛苦地拉着让你非掉下去不可！所以，这就是我自己认同的一种写作态度和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