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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镇化水平大幅提升，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由1995年的29.04%上升到2009年的48.34%。但是分区域来看，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又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整体而言，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一直高于中西部地区。统计数据显示，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在1995年至2009年的10年时间里上升了13.89个百分点，达到56.66%，远高于中部地区的42.26%和西部地区的39.42%。虽然东北地区的城镇化增长率没有中西部地区快，但是其城镇化水平却也一直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探究影响我国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的原因对消除不同地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有序推进城镇化有积极的意义。
一、不同区域间城镇化水平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国家政策因素
我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城镇化水平低。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促进经济发展、改变落后的城市面貌，国家根据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同特点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在不同时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城镇化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对不同区域间的城镇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总的来说，我国区域政策变化相对较大的有以下几次：第一次变化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前，针对解放前我国工业底子薄、工业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而广大的内陆地区工业基础薄弱的特点，同时为满足国防安全建设的需要，国家长期以来把经济建设和城镇发展的重点放在内地和“三线”地区。通过国家的直接投资以及重点项目建设，中西部地区出现了一大批工业城市，缩短了城镇化区域之间的差异。第二次变化始于改革开放，出于沿海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需要，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家政策注重向“沿海倾斜”，为此设立了“经济特区”（1979年），提出“沿海港口城市开放”策略（1984年），逐步扩大开放的范围和幅度，并于1990年设立上海浦东开发新区，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腾飞提供了战略支持。但是，东部及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使得区域间的差异进一步扩大，于是政策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了第三次转变，由“沿海倾斜”转变为区域间的协调发展，特别是上世纪末以来，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有效提升了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加快了当地城镇化发展的进程。现阶段，政策强调城市群发展的积极意义，注重不同区域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因为城市群的发展可以在不降低大城市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的同时，能够防止单个城市过度扩张所带来的“城市病”，而且相对集中的城镇化布局，还可以有效避免城镇过于分散所带来的土地浪费现象，有利于土地的集约利用和生态保护。
（二）经济因素的影响
如果说政府因素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外在因素，那么经济因素则被称为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因为城镇化就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经济活动不断进行空间上的聚集而转化为城镇的经济要素。
1.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发展相互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了城镇化的步伐，城镇化过程反过来又能加速经济的发展。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相应的提高，随之居民的需求层次、消费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一般消费品的消费占比下降，而需求收入弹性高的商品消费占比上升，这一变化的结果必然带动各种要素向二、三产业转移，从而出现产业结构的演进。表现出同样规律的还有三次产业中就业人口的变化，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不断降低，而从事非农产业的二、三产业的人数比例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产业结构的演进又要求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集中，这一过程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就是城镇化的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大、中、小城市的不断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提升了城镇居民的购买力和消费水平，同时对周边农村地区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进而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
2.工业化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世界城镇化的过往经验表明，城镇化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工业化的出现而逐步发展的。首先，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推进城镇化发展。以发达国家为例，工业化、城镇化早期阶段，英国、法国等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联度均超过了95%，只有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才能真正进入成熟的现代城镇化社会。就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国家而言，推进工业化进程就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举措。其次，工业化以增加收入的方式提升了城镇化水平。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生产规模的扩张，从而为社会提供大量质优价廉的工业产品，同时也提高了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不断满足城镇化进程中大量非农业人口的生活需求。再次，在规模经济效应和聚集效应的作用下，企业和厂商也获得了扩大生产规模和改善生产条件的便利场所，为自身在商品销售过程中获得利润提供了保障，使得政府可以运用企业利润缴纳的财政税收资金完善和改进城镇的基础设施，从而为城镇提供更好的生产性服务和生活居住环境。
3.资金投入是城镇化的保障。在城镇化进程中，资金的持续流入有利于新城镇的形成、老城镇的不断发展，资金的充裕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城镇化进程的快慢。自工业革命以来，资金作为工业支撑城镇发展的源泉，对城镇规模的扩张作用明显，充足的资金投入能够有效保证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完善，有效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同时能够扩大城镇的边界，吸纳更多的农村人口到城镇工作。从城镇发展的历史来看，由资金拉动而形成的现代都市比比皆是，例如我国解放前的上海、天津以及现代不同区域城市群的崛起就是例证。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来源多种多样，既有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又有社会资金的投入，前者的投入多在公共服务设施领域，后者多在房地产领域。此外，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跨境投资亦成为全球化条件下城镇发展过程中又一条资金来源渠道。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外资正在逐步成为其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城镇化日益国际化。外资对城镇化的直接推动作用表现为当地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由此所创造的大量就业机会，从而促进当地的经济结构由农业经济为主转为工业经济为主；间接推动方面则表现为本地企业通过外资大规模的技术转移、先进管理经验的引入而大大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进而创造大量的利润并有效促进本地经济的持续繁荣，本地经济的持续繁荣又能带动大量的金融、娱乐等服务型行业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带动就业的增加，促进经济繁荣的持续循环。
二、经济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及对策
通过对影响我国城镇化水平差异的内、外因素的具体分析，我们了解到政策因素、经济因素对城镇化水平提升的积极影响，特别是经济因素对不同区域间城镇化水平差异的显著影响。正是不同区域之间人均GDP，工业生产总值，二、三产业比重，全社会固定投资额以及外商直接投资额这些经济因素在不同时点变化的异同，形成了区域间城镇化水平的差异。具体而言，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原因，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又造就地区之间人均GDP、工业总产值的差异，随着时间的变化，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能够积累和吸引更多的资金进行城镇化建设，通过承接技术转移来不断提升工业化水平，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的增长和长期繁荣，为更多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而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盈利的提升又能吸纳更多的非农人口就业，非农人口的减少又进一步提升城镇化水平。最终，这些因素的叠加造成了现今不同区域间城镇化的差异。因此，除了在政策层面继续出台一系列有利于区域平衡发展的举措之外，还应提升城镇化水平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防止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之间二元差距的不断扩大，从而实现区域间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为了促进我国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消除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不合理现象，除了在政策层面继续给予中、西部关照之外，更要注重影响城镇化的经济因素，不断提升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工业化水平，尤其是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的布局，发挥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的支撑作用；适度有序吸引资金不断推进城镇化建设和旧城改造，大力提升与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城镇居民在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扩大新转移到城镇人口的就业比例。同时，还要注重不同区域之间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进一步提升城镇对周边农村的带动能力；注重产业发展与城镇化的协同演进；注重城市群的培育和建设，不断提升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高土地集约化利用水平，避免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此外，通过解决弱势群体在城镇所面临的医疗、社保、福利、住房以及子女教育等诸方面的困难，切实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内涵。这样一来，不但众多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能够得到提升，而且能够有效扩大内需，从而实现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一、不同区域间城镇化水平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国家政策因素
我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城镇化水平低。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促进经济发展、改变落后的城市面貌，国家根据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同特点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在不同时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城镇化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对不同区域间的城镇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总的来说，我国区域政策变化相对较大的有以下几次：第一次变化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前，针对解放前我国工业底子薄、工业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而广大的内陆地区工业基础薄弱的特点，同时为满足国防安全建设的需要，国家长期以来把经济建设和城镇发展的重点放在内地和“三线”地区。通过国家的直接投资以及重点项目建设，中西部地区出现了一大批工业城市，缩短了城镇化区域之间的差异。第二次变化始于改革开放，出于沿海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需要，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家政策注重向“沿海倾斜”，为此设立了“经济特区”（1979年），提出“沿海港口城市开放”策略（1984年），逐步扩大开放的范围和幅度，并于1990年设立上海浦东开发新区，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腾飞提供了战略支持。但是，东部及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使得区域间的差异进一步扩大，于是政策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了第三次转变，由“沿海倾斜”转变为区域间的协调发展，特别是上世纪末以来，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有效提升了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加快了当地城镇化发展的进程。现阶段，政策强调城市群发展的积极意义，注重不同区域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因为城市群的发展可以在不降低大城市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的同时，能够防止单个城市过度扩张所带来的“城市病”，而且相对集中的城镇化布局，还可以有效避免城镇过于分散所带来的土地浪费现象，有利于土地的集约利用和生态保护。
（二）经济因素的影响
如果说政府因素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外在因素，那么经济因素则被称为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因为城镇化就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经济活动不断进行空间上的聚集而转化为城镇的经济要素。
1.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发展相互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了城镇化的步伐，城镇化过程反过来又能加速经济的发展。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相应的提高，随之居民的需求层次、消费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一般消费品的消费占比下降，而需求收入弹性高的商品消费占比上升，这一变化的结果必然带动各种要素向二、三产业转移，从而出现产业结构的演进。表现出同样规律的还有三次产业中就业人口的变化，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不断降低，而从事非农产业的二、三产业的人数比例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产业结构的演进又要求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集中，这一过程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就是城镇化的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大、中、小城市的不断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提升了城镇居民的购买力和消费水平，同时对周边农村地区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进而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
2.工业化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世界城镇化的过往经验表明，城镇化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工业化的出现而逐步发展的。首先，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推进城镇化发展。以发达国家为例，工业化、城镇化早期阶段，英国、法国等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联度均超过了95%，只有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才能真正进入成熟的现代城镇化社会。就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国家而言，推进工业化进程就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举措。其次，工业化以增加收入的方式提升了城镇化水平。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生产规模的扩张，从而为社会提供大量质优价廉的工业产品，同时也提高了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不断满足城镇化进程中大量非农业人口的生活需求。再次，在规模经济效应和聚集效应的作用下，企业和厂商也获得了扩大生产规模和改善生产条件的便利场所，为自身在商品销售过程中获得利润提供了保障，使得政府可以运用企业利润缴纳的财政税收资金完善和改进城镇的基础设施，从而为城镇提供更好的生产性服务和生活居住环境。
3.资金投入是城镇化的保障。在城镇化进程中，资金的持续流入有利于新城镇的形成、老城镇的不断发展，资金的充裕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城镇化进程的快慢。自工业革命以来，资金作为工业支撑城镇发展的源泉，对城镇规模的扩张作用明显，充足的资金投入能够有效保证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完善，有效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同时能够扩大城镇的边界，吸纳更多的农村人口到城镇工作。从城镇发展的历史来看，由资金拉动而形成的现代都市比比皆是，例如我国解放前的上海、天津以及现代不同区域城市群的崛起就是例证。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来源多种多样，既有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又有社会资金的投入，前者的投入多在公共服务设施领域，后者多在房地产领域。此外，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跨境投资亦成为全球化条件下城镇发展过程中又一条资金来源渠道。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外资正在逐步成为其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城镇化日益国际化。外资对城镇化的直接推动作用表现为当地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由此所创造的大量就业机会，从而促进当地的经济结构由农业经济为主转为工业经济为主；间接推动方面则表现为本地企业通过外资大规模的技术转移、先进管理经验的引入而大大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进而创造大量的利润并有效促进本地经济的持续繁荣，本地经济的持续繁荣又能带动大量的金融、娱乐等服务型行业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带动就业的增加，促进经济繁荣的持续循环。
二、经济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及对策
通过对影响我国城镇化水平差异的内、外因素的具体分析，我们了解到政策因素、经济因素对城镇化水平提升的积极影响，特别是经济因素对不同区域间城镇化水平差异的显著影响。正是不同区域之间人均GDP，工业生产总值，二、三产业比重，全社会固定投资额以及外商直接投资额这些经济因素在不同时点变化的异同，形成了区域间城镇化水平的差异。具体而言，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原因，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又造就地区之间人均GDP、工业总产值的差异，随着时间的变化，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能够积累和吸引更多的资金进行城镇化建设，通过承接技术转移来不断提升工业化水平，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的增长和长期繁荣，为更多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而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盈利的提升又能吸纳更多的非农人口就业，非农人口的减少又进一步提升城镇化水平。最终，这些因素的叠加造成了现今不同区域间城镇化的差异。因此，除了在政策层面继续出台一系列有利于区域平衡发展的举措之外，还应提升城镇化水平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防止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之间二元差距的不断扩大，从而实现区域间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为了促进我国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消除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不合理现象，除了在政策层面继续给予中、西部关照之外，更要注重影响城镇化的经济因素，不断提升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工业化水平，尤其是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的布局，发挥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的支撑作用；适度有序吸引资金不断推进城镇化建设和旧城改造，大力提升与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城镇居民在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扩大新转移到城镇人口的就业比例。同时，还要注重不同区域之间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进一步提升城镇对周边农村的带动能力；注重产业发展与城镇化的协同演进；注重城市群的培育和建设，不断提升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高土地集约化利用水平，避免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此外，通过解决弱势群体在城镇所面临的医疗、社保、福利、住房以及子女教育等诸方面的困难，切实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内涵。这样一来，不但众多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能够得到提升，而且能够有效扩大内需，从而实现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