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公民在深圳街边以扑克牌赌单双,被深圳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分别处以劳教一年。其中一涉案人彭华将深圳市劳教委告上法庭。近日,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认为其行为不属于“赌资较大”的赌博行为,深圳市劳教委应撤销对彭华的劳动教养的决定。(《南方都市报》7月19日)这起被网络和媒体称为“打牌门”的案件,不仅仅是地方执法者的错误执法,更主要的再一次暴露了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重大缺失。
　　如果说,在建国初期法律制度不完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创立的劳动教养制度,曾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预防和减少犯罪等方面发挥过一定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劳教制度作为一种违背法治理念、缺乏法理基础、损害公平正义的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诟病和非议。
　　首先,用法治理念来审视劳动教养制度,其违宪性是显而易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由此规定可知,较长时间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应该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否则均应视为非法。但是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凭借公安机关或地方行政部门设立的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就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到3年不等,甚至可以延期为4年,这明显与宪法的规定相抵触。
　　其次,劳教制度更直接违反了《行政处罚法》和《立法法》。早在1996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就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2000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订法律。可见,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制定。而确定劳动教养制度的几个规定,如《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和《劳动教养实行办法》等,均非“法律”。可见,在《立法法》生效之后,劳教制度所依据的法规,都已经成为非法,应当予以改变和撤销。
　　再次,在劳动教养制度的实施过程,执法者随意性十分明显,缺乏刚性的制衡,出了错误裁定很难得到纠正,容易成为某些机构和人获取利益及打击报复他人的工具。由于勞动教养的管辖机关为劳动教养委员会,具体由地市以上公安局设立的劳动教养审批委员会进行审批。而劳教案件的办案部门也是公安局,虽然办案和审批有内部分工,但可以说公安部门在决定是否适用劳教方面,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劳教也不是司法程序,它没有考虑抗辩双方的平衡,被处理对象没有机会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即使制度上有地方检察部门负责监督劳教,但这是一种事后监督。劳教制度作为一种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却设定为一种行政部门单方面行使的处罚权。
　　可见,劳教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司法程序外的社会控制手段,被行政权用来单方面、高效率地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是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与法治社会格格不入。
　　2003年,青年孙志刚被收容打死一案,引发了民众对公民人身自由权的热烈讨论,最后以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而告终。但同样性质的劳动教养制度,受到了同样的批评,却依然保留了下来,并且得到了更新的运用。一些轻微违法的进城务工者、上访者等,往往成了劳动教养最新的适用对象。
　　如此明显违宪、违法、有损公平正义的制度得不到纠正,就说明有些人并没有真正信任法律的力量,不是真正追求法律来建立、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对依法治国还有疑虑,那么人民又怎么能够从内心信仰法律,在行为上自觉遵守法律?法律制度若得不到执政者和公民双方面的尊重,又怎能成为国家合法性的基础?
　　劳教制度不废止,说明有些人还没有真正尊重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舍不得放弃这条高效率、单方面剥夺公民自由的“便道”,说明其还想最大程度地保证公权力侵犯民权的能力。
　　我们应从国家合法性的高度看待劳教制度的制度性缺失和严重后果,应从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高度尽快废除严重违反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劳动教养制度。(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