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参照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北京小汤山医院模式建设的火神山医院，经过9天施工后正式建成使用，用于集中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面对疫情，将患者集中收治隔离古来有之，而且，除此之外，在古代似乎再无更好的方法。
　　在传统史籍中，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疠等，而一般统称为疫，合称疾疫。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不过对于疾疫的传染性问题，先秦以前，还不大了解。
　　自东汉以后，才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其中最早的记录应该是《汉书·平帝纪》中记载的，“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显示人们已经开始重视流行病的传染性问题。
　　至迟到晋朝，隔离已成为制度，不过当时大多是在家里隔离治疗，还没有专门的场所。
　　为防止瘟疫的扩散，晋朝就出台制度：“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也就是说，大臣家有三人以上得了疫病，其本人即使无病，在一百天内也不得入宫。说明当时已有对病人及其家属进行隔离的意识，以致在晋穆帝永和末年（约公元356年），因疫情严重而出现了“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宫朝奉，“王者宫省空矣”（《晋书·王彪之传》）的状况。
　　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开始设立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南朝齐会要·民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专门收治病人的场所，有了“小汤山”医院模式的雏形。
　　等到唐朝，国力强盛，长安城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医疗慈善机构，如官办的“养疾坊”、民办的“病坊”，寺院办的“悲田坊”、“福田院”，医治被隔离的病人，有效控制瘟疫在京师蔓延。
　　唐朝诗人韦应物罢官后在同德寺的“悲田坊”养过病，还写下诗歌，“杜门非养素，抱疾阻良宴。孰谓无他人，思君岁云变。”而隔离的日子，“岂知晨与夜，相代不相见。”
　　到了宋代，也有一种“病坊”，但当时已改名为“安剂坊”。这还是苏轼最先在杭州设立的。较大的安剂坊里设有病房10余间，用来隔离传染病人。安剂坊里有医生，一般有好几个，相当于现在的病房医生。每一个医生各有一本“日历”牌。所谓“日历”牌就相当于现在的病历表，用来记录平时临床工作中的好坏，记载病人诊疗以及疗效与死亡情况。
　　安剂坊内还有管理人员。开始时，管理人员由和尚来充当。到了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时，就由政府派遣军典一人来协助和尚管理全坊的日常事务。政府对安剂坊中的管理人员也订立了奖惩制度。凡坊中管理人员，如果叫没病的人到安剂坊里来冒充病人，骗取钱米的，惩以打一百杖。如果管理人员对治疗病人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则给予一定的奖励。
　　到宋神宗熙宁八年夏天，吴越之地发生了大旱灾。同年九月，资政殿大学士赵忭出知越州时，就将“安剂坊”的作用发挥得非常充分。
　　为了避免大规模聚集和流动（忧其流亡也），赵忭规定：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凡死者，使在处随收瘗之。
　　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让灾民到指定场所领取救济物资，要是随便溜掉，那么对不起，你什么也拿不到。
　　除了用物资限制人口流动，赵还专门开设了隔离医院，让医生和懂医术的僧人专门负责照顾感染疾疫的百姓。这一系列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
　　赵抃的隔离与赈济政策，到清朝还在一直沿用，比如清宣统二年十二月的东三省鼠疫盛行，当时还下了死命令严禁疫区百姓流动：“督饬内外城官办医院，添置防疫药品器具，以资应用，凡疾病发生之地禁止出入，违者杀无赦。”
　　虽然隔离场所采取了各种办法管理，比如要求“差官验实，各用纸封臂”，但徇私舞弊仍会出现。
　　陆游在《渭南文集》中记载：“当安济坊行時，州县医工之良者惮于人坊。越州有庸医日林某，其技不售，乃冒法代他医造安济。今日傅容当来，则林某也。明日丁资当来，又林某也。又明同僧宁当来，亦林某也。其治疾亦时效，遂以起家。”显然安济坊里的医生不愿做事，就找人顶替，出现了林某这样的专职替身。
　　不过，由于古代认识的局限，隔离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遭到极大的反对。
　　晋朝时“一百天内不得入宫”的制度，就被当时人讥讽为行为“不仁”。到了清代，江南文献中还有不少弘扬在时疫流行、人人自危时能坚持照看病人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