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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的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邓小平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方面，提出过很多重要观点。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他推动党内政治生活不断恢复健全和制度化规范化，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
主持起草八大党章，强调在执政条件下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提高党员标准
党的八大是我们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主持修改党章，并于1956年9月16日在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针对党执政后脱离群众的危险、骄傲自满的危险，邓小平突出强调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他指出，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监督包括党的监督、群众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监督，其中，“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的”。加强党内监督，关键在于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
贯彻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正确处理上下级组织关系。邓小平既反对上级组织和领导人员“习惯于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对于发扬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注意不足”；又反对一些干部“爱好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喜欢党的领导和监督，不尊重中央和上级的决定”，搞分散主义。
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党的各级组织正确实行集体领导。邓小平指出，重大问题要充分酝酿和讨论，反对个人包办，“只有这样，党内的民主生活才能获得真实的保证”；同时，“集体领导，也必须同个人负责相结合”，“在任何一个组织中，不仅需要分工负责，而且需要有人负总责”。
为发展党内民主，党的八大党章还规定：必须注意保护和扩大党员的民主权利、实行各级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等。邓小平强调，“一切发展党内民主的措施都不是为了削弱党的必需的集中，而是为了给它以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基础”。
针对革命胜利后，一些党员干部中出现的精神懈怠、贪图享乐思想和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作风，邓小平提出要“为提高党员的标准而斗争”。他强调：“不允许有任何在遵守党员义务方面与众不同的老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任何人都没有“特权”。
20世纪60年代初：强调坚持党要管党，注意健全党的生活
20世纪60年代初，面对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局面，党中央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深刻总结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存在的不足，强调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邓小平突出强调“必须注意健全党的生活”，指出“这是坚持党的优良传统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坚持民主集中制。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压制批评，党员不敢讲真话、不敢讲实话的不良风气，邓小平指出：“一定要按照传统，按照党章的规定，建立党员与党的正确关系。”要鼓励党员讲心里话，在党的范围内提出批评和意见；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优良传统，善于倾听不同意见。
建立管理和监督干部的经常工作。邓小平指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邓小平强调，除了过支部生活外，还要“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作用”。领导干部在党委党组内相互交心，作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也是一种监督，是党的生活的一种形式”。这就是后来实行的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会制度。
健全基层支部生活，加强经常性工作。邓小平特别强调，支部要按照党章规定，组织党员开展政治理论学习。
拨乱反正时期：
重申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强调党内民主制度化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遭到严重破坏和侵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突出强调，不把党风搞好、恢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党就不能带领全国人民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
针对党内不敢讲话、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指出：对执政党来说，“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强调，要“创造民主的条件”，真正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
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邓小平特别提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强调：“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要“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文化大革命”中，党的纪律废弛，许多党员各行其是，党员意识、纪律意识淡薄。对此，邓小平提出：“对党员的要求一定要严格”，“要在教育的基础上进行整顿”，看“合不合乎党员的资格，合不合乎党员的条件”。
为全面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使党内政治生活逐步走上正轨，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总结历史经验，对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其主要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指导作用。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时期：强调共产党员要增强党性，讲政治、守纪律
按照党的十二大的部署，适应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形势要求，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决定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全面整顿。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强调，“整党不能走过场”，要“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性”。他指出，所有共产党员都要“遵守黨的章程和纪律，不允许自视特殊，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比党高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更应该严格遵守党章、遵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起模范作用”。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邓小平突出强调全党要“讲政治”“守纪律”。他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要团结，“一靠理想，二靠纪律”，这是“我们的真正优势”。他还说，“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
讲政治、守纪律，首要的就是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1988年至1989年间，邓小平多次强调，“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不能“各行其是”，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他还特别指出，“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对于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邱宝珊荐自2016年9月29日《学习时报》）
主持起草八大党章，强调在执政条件下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提高党员标准
党的八大是我们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主持修改党章，并于1956年9月16日在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针对党执政后脱离群众的危险、骄傲自满的危险，邓小平突出强调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他指出，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监督包括党的监督、群众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监督，其中，“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的”。加强党内监督，关键在于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
贯彻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正确处理上下级组织关系。邓小平既反对上级组织和领导人员“习惯于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对于发扬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注意不足”；又反对一些干部“爱好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喜欢党的领导和监督，不尊重中央和上级的决定”，搞分散主义。
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党的各级组织正确实行集体领导。邓小平指出，重大问题要充分酝酿和讨论，反对个人包办，“只有这样，党内的民主生活才能获得真实的保证”；同时，“集体领导，也必须同个人负责相结合”，“在任何一个组织中，不仅需要分工负责，而且需要有人负总责”。
为发展党内民主，党的八大党章还规定：必须注意保护和扩大党员的民主权利、实行各级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等。邓小平强调，“一切发展党内民主的措施都不是为了削弱党的必需的集中，而是为了给它以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基础”。
针对革命胜利后，一些党员干部中出现的精神懈怠、贪图享乐思想和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作风，邓小平提出要“为提高党员的标准而斗争”。他强调：“不允许有任何在遵守党员义务方面与众不同的老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任何人都没有“特权”。
20世纪60年代初：强调坚持党要管党，注意健全党的生活
20世纪60年代初，面对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局面，党中央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深刻总结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存在的不足，强调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邓小平突出强调“必须注意健全党的生活”，指出“这是坚持党的优良传统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坚持民主集中制。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压制批评，党员不敢讲真话、不敢讲实话的不良风气，邓小平指出：“一定要按照传统，按照党章的规定，建立党员与党的正确关系。”要鼓励党员讲心里话，在党的范围内提出批评和意见；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优良传统，善于倾听不同意见。
建立管理和监督干部的经常工作。邓小平指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邓小平强调，除了过支部生活外，还要“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作用”。领导干部在党委党组内相互交心，作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也是一种监督，是党的生活的一种形式”。这就是后来实行的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会制度。
健全基层支部生活，加强经常性工作。邓小平特别强调，支部要按照党章规定，组织党员开展政治理论学习。
拨乱反正时期：
重申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强调党内民主制度化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遭到严重破坏和侵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突出强调，不把党风搞好、恢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党就不能带领全国人民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
针对党内不敢讲话、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指出：对执政党来说，“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强调，要“创造民主的条件”，真正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
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邓小平特别提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强调：“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要“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文化大革命”中，党的纪律废弛，许多党员各行其是，党员意识、纪律意识淡薄。对此，邓小平提出：“对党员的要求一定要严格”，“要在教育的基础上进行整顿”，看“合不合乎党员的资格，合不合乎党员的条件”。
为全面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使党内政治生活逐步走上正轨，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总结历史经验，对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其主要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指导作用。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时期：强调共产党员要增强党性，讲政治、守纪律
按照党的十二大的部署，适应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形势要求，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决定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全面整顿。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强调，“整党不能走过场”，要“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性”。他指出，所有共产党员都要“遵守黨的章程和纪律，不允许自视特殊，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比党高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更应该严格遵守党章、遵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起模范作用”。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邓小平突出强调全党要“讲政治”“守纪律”。他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要团结，“一靠理想，二靠纪律”，这是“我们的真正优势”。他还说，“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
讲政治、守纪律，首要的就是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1988年至1989年间，邓小平多次强调，“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不能“各行其是”，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他还特别指出，“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对于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邱宝珊荐自2016年9月29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