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王钟翰，1913年出生于湖南东安县五家桥。1938年、1940年分别获得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学士和硕士学位。194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回国后在燕京大学历史学系任教，1952年调至中央民族大学，历任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满学研究所所长、终身教授等。从淘气顽童成长为史学泰斗，其成功背后的用功之勤、志向之坚，令人赞叹不已。2007年12月12日凌晨，王钟翰教授不幸辞世，享年95岁。人们说：“他的离去，结束了一个时代。”
发蒙虽迟，师宿儒入西学，刻苦自励
王钟翰为家中季子，上有四兄四姐，人称“满老九”。刚出生便患一场大病，几乎不能成活，因而格外受双亲娇惯，由母亲带在身边，形影不离，终日顽皮淘气，喜欢恶作剧。直到10岁时，还终日跟着放牛娃恣意奔跑嬉戏。
王钟翰发蒙虽迟，但天资聪颖，学习用心，小学毕业时获得全校第二名，颇受激励。后入私塾读经颂史，师从远近多位宿儒。经过5年寒窗苦读，经史百家莫不熟稔在心，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由于他学习勤奋投入，总是名列前茅，因此很受诸师喜爱，选中他去长沙雅礼中学全面接受西式教育。
雅礼中学由美国耶鲁大学校友集资创办，教学设施齐备，重视算学和英文教育。王钟翰刚入学时，因未学过算学和英文，故需先入补习班学习。学校规定，补习班中凡学习好的学生，可直升初二，其余仍回初一。王钟翰发愤学习，仅用一学期便通过考试，直升初二。这使他信心大增。1930年夏季学期结束，他以优异成绩获得直升高中的资格。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于日寇铁蹄之下。流落到长沙的东北学子，在市内集会，慷慨陈词，痛斥时局。激情昂愤之时，莫不失声痛哭，令闻者动容。王钟翰常去集市听讲演，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久久无法平静。他以古人投笔从戎为鉴，决心杀敌救国，连续报考海军、陆军和空军，终因身体条件不合格，均未能考取。真是救亡有心，报国无门。为此，王钟翰内心十分苦闷，消极彷徨了许久，直恨“百无一用是书生”。
然而，国家如此贫弱，怎能就此消沉下去？必须鼓起勇气，再作拼搏。他慨然接任《雅礼年报》主编职务，竭尽全力，大刀阔斧，改《年报》为《周报》，调整版面，充实内容，及时反映学校动态，从组稿、编辑、排版到联系印刷厂，一人独担。为能及时出版，王钟翰常常连夜奔波于学校与印刷厂之间。工夫不负有心人，《雅礼周报》以新颖而独到的视角、有趣而丰富的信息，牢牢抓住了青年学子的心。一时，在长沙学界争相传阅，影响很大。但每临期末考试，平时投稿诸学子无暇写稿投稿，他只好使用各种化名撰写文章报道，勉力支撑，也总能使周报及时出版。尽管学习成绩受到影响，但他从不患得患失，而是全心全意办好报纸，并且一坚持就是悠悠三载。
由于文科成绩好，尤其是办《雅礼周报》表现上佳，王钟翰喜获雅礼校友奖学金，并在燕京大学入学考试中一战告捷，成功升入燕京大学历史系。
燕园求学，屡遇良师，师生情同父子
燕京大学成立于1919年，由美英教会出资兴办，当时已跻身一流大学。历史系延聘有邓之诚、洪业、顾颉刚、张尔田等著名学者，王钟翰一入其门，便钦服至极，欲罢不能。
邓之诚所授的是中国通史课程。王钟翰上邓之诚的课，从不缺课。邓之诚所言每句，均极力笔录，课后再用蝇头小楷端正誊清整理一遍。一年下来，王钟翰居然记了笔记30余万字，装订成册。王钟翰的好学不倦传到邓之诚那里，邓之诚立即召他到家中谈话。邓之诚很喜欢这位朴实的湖南学生，常常请他入府，传道授业解惑。邓之诚所开设的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与明清史诸门断代史，王钟翰亦均从头学到尾。诸史之中，邓之诚尤喜明清史，这对王钟翰最终选择清史作毕生研究方向，有很大影响。邓之诚成为王钟翰最为感戴、情同父子的两位恩师之一。
洪业在现代史学史和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均有独特的地位和卓越的贡献，无人堪与比肩。王钟翰选修洪业以英文所授远东史课程之始，便被洪业的翩翩风度和轩昂气宇所折服，谦谦拜请赐教，垂听师训教诲。他从洪业那里学到，要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整理，首先要有科学的方法。欲治中国史学，必当以西学为参照，只有眼界开阔，中西对比，方能获得真知。王钟翰在洪业的指导下，昼夜苦读，焚膏继晷，将当时风闻一时、似无可疑的纪晓岚手书《简明目录》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一对读，各个对证，竟然发现误、脱、略100余处，且本应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摘要之《简明目录》所列书、目，居然有24种不见于《总目提要》。他将发现的问题一一整理出来，撰写成文，说明《简明目录》绝非出自纪晓岚之手，殆无可疑。洪业对此文评价甚高，立即推荐给《大公报》。不久，全文登载于该报《史地周刊》，一时好评如潮。这为王钟翰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奠定了基础。
王钟翰在燕大学习期间，还多年师从顾颉刚、张尔田，学识作文大有长进。顾颉刚是当时历史界疑古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累层地构造”的古史理论，有极大影响。师从顾颉刚的5年间，王钟翰自是如饥似渴，他深切领会到：欲得历史之真谛，必先有深邃之目光，方能有疑问、有发明、有收获。古来学者多重铺叙之工，深信考据之确。铺叙、考据可日积月累而致，然历史眼光，则是思想深层的飞跃，而非单纯的积累。历史研究者能取得多大成就，主要是由其历史眼光决定的。这对于王钟翰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奠定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帮助甚大。
王钟翰还多次随顾颉刚奔赴内蒙古百灵庙、北京妙峰山庙会等地作历史地理考察。途中，顾颉刚将所遇河流源头、流经所向、建筑风格、寺院今古等娓娓道来，令王钟翰在访胜寻幽之时收获丰厚。这些不仅培养了王钟翰对历史地理的浓厚兴趣，而且为其日后亲临实地考察，对满族先世的世系和发祥地等作出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使他深感得名师指点对治学大有必要，否则纵是山藏奇宝，亦如盲瞽，最终空手而归。
王钟翰在燕大读书期间，有七八年时间曾跟从张尔田学习如何写文章做学问。张尔田娴熟清代掌故，嗜经史，善为文，尤擅诗词，名噪大江南北，却为人谦雅，恬淡静泊。在张尔田的教导下，王钟翰学习《文选》，诵读成语典故；熟悉清代典籍和《清史稿》纂修经过；并每周作文言文一篇。由是，其文言文写作和清史研究进步很快，在《史学年报》以及《燕京大学图书馆报》上发表了多篇清史研究论文。
诚欲救亡，莫如读史，读史应习清代事
王钟翰一生专攻清史满族史，与其爱国救亡的豪气和恩师的教诲紧紧联系在一起。1935年，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后，觊觎华北，清华、北大、燕大学生愤而发起一二九爱国运动，不少人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复课后的第一节课，洪业走进教室，一言不发，只默默拼命吸着烟斗。突然，他一拍课桌，挺身站起，愤然高声言道：“同学们，现在日本人侵略我们，国家危在旦夕，有本领的，拿起枪杆和他们斗！我们读书人，也有自己的本领，要拿起笔杆子与日本人一争高下！日本人狂得很，说中国人笨，世界汉学中心先在英国，后在法国，现在日本，从不在中国。我们一定要争口气，把汉学中心抢回北京！”洪业饱蘸炽热爱国情感的呐喊，极大地感召了王钟翰，他开始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诚欲救亡，莫如读史，读史应习清代事”。日本人之所以夸口，并非在其他领域比中国领先多少，只因为在满族史研究上比中国占先。他们不惜代价搜集史料档案、积极研究满族史，就是想为伪满洲国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依据，妄图将满洲从中国永久脱离出去，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要把汉学中心抢回中国，清史、满族史是争夺的最主要目标。王钟翰抱定决心，在清史、满族史研究上，要和日本人一拼到底，恢复历史真相，粉碎日本人假借历史掠夺中国的狼子野心。
然而，仅有决心是无济于事的。日本人搞学问确有一套，当时的研究水平和占有资料均强于我国。王钟翰深知，要超过日本人，不能急于求成，必须先打好学问功底。他更加刻苦勤勉，昼夜苦读，狠下硬工夫，以优异成绩获得燕京大学学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清三通研究》，得到答辩诸师的褒奖。而这背后却是他付出的令人无法想象的汗水。清朝乾隆下令重刻明代《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即“三通”；并修“续三通”、 “清三通”，前后40余年，参与其事者不计其数。“清三通”书前所载《三通馆职名表》佚略甚多，且不载年月。王钟翰于是搜集大量史料，根据《实录》、《上谕》、《清史列传》、《四朝历科题名碑录》及私家文集著述，一一辑出，将“清三通”的体例和取材，分门别类，逐一比较详略，删录取舍，得出很有历史价值的结论。
本科毕业以后，诸师将他这位当有大前途的可造之才，推荐直读研究生，主攻清史。清距今最近，资料浩瀚，又真伪杂存，他便从研究清代则例入手，考证一朝制度的兴替。则例是各衙门的办事章程，具体体现各种制度，是现实生活的结晶，其价值远非档案可以取代。档案可证一事一案之细节，而一朝制度之兴衰，则非则例无以知始末。王钟翰遂将硕士毕业论文题目确定为《清代则例及其与政法关系之研究》，以证有清一代之成败得失，以为今鉴。在两年时间内，他为收集研究资料,跑遍琉璃厂、隆福寺的大小书肆,自掏腰包收购相关古籍,回去后细细研读, 穷日夜之精力，眠食俱废，撰写了洋洋十余万言的毕业论文，提前一年完成硕士论文答辩。
后来，王钟翰辗转到了成都燕京大学，与颇具传奇色彩的史学巨擘陈寅恪有5年多密切的交往。陈寅恪具有深厚的文史素养，通晓20多门语言，眼界开阔。王钟翰在做学问与做人上，深受其濡染。他还认真听取陈寅恪应通过满文之考证以揭示清史中许多重大问题的意见，开始重视对满文的学习。1946年至194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深造期间，王钟翰刻苦学习满文，还修读拉丁文、法文、德文、日文、蒙文，为此后在清史满族史的研究中，熟练使用以各种文字写就的专业文献，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功底。
治清史满族史六秩，独张一帜，建树卓著
自哈佛大学返回祖国，直至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10年，是王钟翰精力最为旺盛、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1948年、1949年，王钟翰连续发表《清世宗夺嫡考实》及其姊妹篇《胤祯西征纪实》，秉承“疑古”精神，将清史学界历来争论不休的著名论题即“雍正即位问题”，由民间传说上升为学术课题。王钟翰把雍正夺嫡与杀年羹尧、杀隆科多、收拾其兄弟们等事件联系在一起，得出康熙本拟传位允，而雍正伪造遗诏夺得皇位的结论。他的论文，史料详备，观点明确，将雍正即位一案的研究提升到新的水准，在清史研究领域一鸣惊人，令业内拍案叫绝。
在院系调整中，他被调入中央民族学院，遂在清史之外，又攻满族史。1956年，王钟翰发表《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两文，对史学界某些学者持有的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处于氏族社会末期的家长奴役制阶段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已到了奴隶制阶段，入关前已向农奴制过渡；皇太极时期是满族社会从奴隶制生产关系过渡到封建制生产关系的一个急剧而复杂的重要阶段。此后，他还撰写《清初旗地性质初探》一文，认为一般旗地从1644年清军入关之际起，已走上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导的地主经济的道路，至18世纪下半期，皇庄和王庄也差不多全部纳入地主经济范围之内。这些均是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的佳作。
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钟翰的第一部论文集《清史杂考》，集中收录了他1948年以来的论文8篇、附录2篇，凡30万字，代表着中国当时清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在此后的“整风反右”、“文化大革命”中，王钟翰受到严重冲击，被打成“右派”，值精力充沛、奋发有为之时，失去了发表著述的权利，20年间未有一字一言出版。但他仍暗暗收集资料，坚定地进行学术积累。在沈阳工作期间，他对清朝的发祥地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实地考察，获取了丰富的感性认识和第一手资料，又细阅《李朝实录》，从中辑录出《朝鲜李朝实录中之女真史料选编》。在参加《满族简史》编纂工作期间，他还充分利用假日，赴沈阳北昭陵附近的东三省直属国家图书馆，伏案翻阅、抄录《清历朝实录》满文本，风雨无阻，3年内共抄得20本。这为他后来点校、编纂、著述等，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史料。
拨乱反正的和煦春光，尽管姗姗来迟，花甲之年的王钟翰却如鱼得水，无比珍视。他加倍努力，活力四射，发表的论著有如雨后春笋。1976年，王钟翰受中华书局之托点校《清史列传》。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80卷本,编撰人不详,没有序跋,没有其他版本可资参照。王钟翰再一次发挥了他严谨求实、肯下“死功夫”的学风,一头扎进了浩渺的古籍史料之中。为了判定《清史列传》的选录出处,他几经周折,先后查阅了《原国史馆纂修大臣列传稿本》、《满汉名臣传》、《国朝耆献类》、《大清历朝实录》(12种)等大量文献,仅《原国史馆纂修大臣列传稿本》就多达44大包、1517件。整整两年,他每天风雨无阻地奔波于北大寓所和中华书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之间,白天查史料,晚上继续埋头灯下,逐字逐句地对照考辨。就这样,通过不断考据、分析、总结，8年之后,王钟翰终于完成了《清史列传》2894个传的点校工作，并撰就了多达2692条、10万余言的校勘记，附于每卷文末。
他还完成了《满族简史》的通纂，参与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卷》和《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并主持《满族史研究集》、大型《中国民族史》和《四库禁毁丛刊》等多项工作。其中《满族简史》是一部历经20余年的社会调查、研究和反复修订的集体著作，王钟翰贡献极大。该书获得1984年爱国主义优秀通俗读物奖。《中国民族史》自1988年始，历时五载告磬，共140万字，从内容结构上，打破了以汉族为主的传统的封建皇朝的体系，按照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思想贯穿全书来写，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历史舞台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少数民族为主线。王钟翰研究民族史，着眼于全国各民族的大团结，总结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各民族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往往独辟蹊径，让人连连叫好。
王钟翰在这一时期还撰写了多篇颇有代表性的论文，广受好评。如1992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清代民族宗教政策》一文，指出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归纳了清代满族统治者民族政策的成功，被学界称为“对清代300年间对各地区的民族宗教政策的特征和演变作出精确的概括，文章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实为王钟翰先生晚年精心之作”。再如1985年发表的《论袁崇焕与皇太极》一文，对袁崇焕与皇太极两个历史人物合而论之，说明两人都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而其一成一败，主要原因不在于个人的智慧、能力的高下，而是一方是腐朽的明王朝，另一方是新兴的满族政权，以此证明，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建立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20世纪90年代以后，王钟翰先后出版了《清史新考》、《清史续考》、《清史余考》三部论文集，凡百余万字，研究视野几乎覆盖了清史、满族史的各个领域，足令学者们辄发望尘之叹。耄耋之年的王钟翰依然笔耕不辍，先后出版《王钟翰学述》、《王钟翰学术论文自选集》、《清心集》等。2004年，中华书局编定出版了《王钟翰清史论集》（全四册）。王钟翰一生所撰长短论文近200篇，300余万字，研究涵盖清前期、康乾时期、清晚期与明以前。
师道楷模，誉满中外，桃李满庭芳
自燕京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开始，王钟翰便一直种桃植李,培育后学。尤自1982年始招硕士研究生、1984年始招博士研究生以来，其平生所学，得以薪火相传。而王钟翰登上人生与学术之巅却从不居功自傲，反而更加谦逊慈和，以人生典范和师道楷模的口碑，誉满中外，为世人称颂。
王钟翰对学生讲做人，授治学，一向严格要求，并以身垂范，言行一致。他给每届博士研究生所讲的第一节课，其内容不是如何治学，而是如何做人。他要求学生诚实做人，踏实做事，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他还首先为学生讲述“清史史料学”，要求学生做到眼勤、手勤、腿勤、口勤、耳勤，博览群书，多作笔记，多跑地方，勤找资料，不耻下问，好学多思，多听不同意见。他告诫学生，历史研究要有硬工夫、真工夫。持之以恒，定会事半功倍。研究历史还要有一点牺牲精神，心甘情愿坐冷板凳。坚定不移的信念、顽强拼搏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是取得好成绩的关键。王钟翰以毕生之力，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皓首穷经，筚路蓝缕，蜚声士林，为学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王钟翰尊重民族文化,重视民族语言的习承。他认为研究历史,语言是必要的根基。凡师从王钟翰的学生,都被要求学习满文。他对学生授课也有独到方式，指定书目，让学生事先阅读，并找出书中错误，然后在上课时把错误指出，他再针对学生的遗漏进行讲授，并详细说明出错误的原因，这样学生既有学习的压力，又倍感受益。他还以自己人生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来教育学生，目的是使学生不走或少走弯路。王钟翰以治学严谨、博学多识闻名学术界，但在讲课的过程中偶尔也会出现错误，一旦出现这类情况，他便当面向学生诚恳道歉，愈发显示大师追求真理的风范。学生们常说：王钟翰先生的教学德识俱佳。
王钟翰还积极关心、热情支持学术晚辈的成长。每当中青年学者在其学术著作付梓前请他写序时，他总是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停下手中工作，认真作序，既鼓励学术晚辈，又进行学术探讨，使序言更具学术价值。他对学生关爱有加，常常不顾自己高龄，亲自奔波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令人感佩。对于那些爱好清史的“门外汉”, 他也有着非同寻常的耐心，其修养和热忱让人望尘莫及。他从不拒绝寻求指点的人,更有一些人,看了“戏说”之类的清宫影视作品,对那段历史产生兴趣,慕名来找王钟翰请教,他都热情接待,从不怠慢。一时讲不清楚的,还让家人或学生找来史料送给他们。他以老骥伏枥自勉，经常关心学校的发展和学科建设，时刻不忘“以平生所学报效国家，以不负先师之教诲”。
在“非典”疫情肆虐而引起大面积心理恐慌的日子里，王钟翰仍然坚持每天散步，以积极的心态面对“非典”，对周围师生情绪的稳定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王钟翰作为学术大师，总能以平等姿态和谦逊口吻与学生交谈，平易近人，尊重同行，关心学生。同事之间、师生之间，其乐融融。他非常幽默, 妙语连珠，令人忍俊不禁，被学生冠之以“老小孩”之雅号。
20多年来，王钟翰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30余人。其中不仅有汉族学生，还有满族、藏族、蒙族等少数民族以及来自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学生；不仅有中国学生，还有来自日本、韩国、美国的外国学生慕名前来拜列门下。他们都学业有成，其中不少人已成为知名的清史、满族史研究专家，在各自的岗位上成就斐然。
发蒙虽迟，师宿儒入西学，刻苦自励
王钟翰为家中季子，上有四兄四姐，人称“满老九”。刚出生便患一场大病，几乎不能成活，因而格外受双亲娇惯，由母亲带在身边，形影不离，终日顽皮淘气，喜欢恶作剧。直到10岁时，还终日跟着放牛娃恣意奔跑嬉戏。
王钟翰发蒙虽迟，但天资聪颖，学习用心，小学毕业时获得全校第二名，颇受激励。后入私塾读经颂史，师从远近多位宿儒。经过5年寒窗苦读，经史百家莫不熟稔在心，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由于他学习勤奋投入，总是名列前茅，因此很受诸师喜爱，选中他去长沙雅礼中学全面接受西式教育。
雅礼中学由美国耶鲁大学校友集资创办，教学设施齐备，重视算学和英文教育。王钟翰刚入学时，因未学过算学和英文，故需先入补习班学习。学校规定，补习班中凡学习好的学生，可直升初二，其余仍回初一。王钟翰发愤学习，仅用一学期便通过考试，直升初二。这使他信心大增。1930年夏季学期结束，他以优异成绩获得直升高中的资格。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于日寇铁蹄之下。流落到长沙的东北学子，在市内集会，慷慨陈词，痛斥时局。激情昂愤之时，莫不失声痛哭，令闻者动容。王钟翰常去集市听讲演，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久久无法平静。他以古人投笔从戎为鉴，决心杀敌救国，连续报考海军、陆军和空军，终因身体条件不合格，均未能考取。真是救亡有心，报国无门。为此，王钟翰内心十分苦闷，消极彷徨了许久，直恨“百无一用是书生”。
然而，国家如此贫弱，怎能就此消沉下去？必须鼓起勇气，再作拼搏。他慨然接任《雅礼年报》主编职务，竭尽全力，大刀阔斧，改《年报》为《周报》，调整版面，充实内容，及时反映学校动态，从组稿、编辑、排版到联系印刷厂，一人独担。为能及时出版，王钟翰常常连夜奔波于学校与印刷厂之间。工夫不负有心人，《雅礼周报》以新颖而独到的视角、有趣而丰富的信息，牢牢抓住了青年学子的心。一时，在长沙学界争相传阅，影响很大。但每临期末考试，平时投稿诸学子无暇写稿投稿，他只好使用各种化名撰写文章报道，勉力支撑，也总能使周报及时出版。尽管学习成绩受到影响，但他从不患得患失，而是全心全意办好报纸，并且一坚持就是悠悠三载。
由于文科成绩好，尤其是办《雅礼周报》表现上佳，王钟翰喜获雅礼校友奖学金，并在燕京大学入学考试中一战告捷，成功升入燕京大学历史系。
燕园求学，屡遇良师，师生情同父子
燕京大学成立于1919年，由美英教会出资兴办，当时已跻身一流大学。历史系延聘有邓之诚、洪业、顾颉刚、张尔田等著名学者，王钟翰一入其门，便钦服至极，欲罢不能。
邓之诚所授的是中国通史课程。王钟翰上邓之诚的课，从不缺课。邓之诚所言每句，均极力笔录，课后再用蝇头小楷端正誊清整理一遍。一年下来，王钟翰居然记了笔记30余万字，装订成册。王钟翰的好学不倦传到邓之诚那里，邓之诚立即召他到家中谈话。邓之诚很喜欢这位朴实的湖南学生，常常请他入府，传道授业解惑。邓之诚所开设的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与明清史诸门断代史，王钟翰亦均从头学到尾。诸史之中，邓之诚尤喜明清史，这对王钟翰最终选择清史作毕生研究方向，有很大影响。邓之诚成为王钟翰最为感戴、情同父子的两位恩师之一。
洪业在现代史学史和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均有独特的地位和卓越的贡献，无人堪与比肩。王钟翰选修洪业以英文所授远东史课程之始，便被洪业的翩翩风度和轩昂气宇所折服，谦谦拜请赐教，垂听师训教诲。他从洪业那里学到，要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整理，首先要有科学的方法。欲治中国史学，必当以西学为参照，只有眼界开阔，中西对比，方能获得真知。王钟翰在洪业的指导下，昼夜苦读，焚膏继晷，将当时风闻一时、似无可疑的纪晓岚手书《简明目录》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一对读，各个对证，竟然发现误、脱、略100余处，且本应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摘要之《简明目录》所列书、目，居然有24种不见于《总目提要》。他将发现的问题一一整理出来，撰写成文，说明《简明目录》绝非出自纪晓岚之手，殆无可疑。洪业对此文评价甚高，立即推荐给《大公报》。不久，全文登载于该报《史地周刊》，一时好评如潮。这为王钟翰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奠定了基础。
王钟翰在燕大学习期间，还多年师从顾颉刚、张尔田，学识作文大有长进。顾颉刚是当时历史界疑古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累层地构造”的古史理论，有极大影响。师从顾颉刚的5年间，王钟翰自是如饥似渴，他深切领会到：欲得历史之真谛，必先有深邃之目光，方能有疑问、有发明、有收获。古来学者多重铺叙之工，深信考据之确。铺叙、考据可日积月累而致，然历史眼光，则是思想深层的飞跃，而非单纯的积累。历史研究者能取得多大成就，主要是由其历史眼光决定的。这对于王钟翰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奠定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帮助甚大。
王钟翰还多次随顾颉刚奔赴内蒙古百灵庙、北京妙峰山庙会等地作历史地理考察。途中，顾颉刚将所遇河流源头、流经所向、建筑风格、寺院今古等娓娓道来，令王钟翰在访胜寻幽之时收获丰厚。这些不仅培养了王钟翰对历史地理的浓厚兴趣，而且为其日后亲临实地考察，对满族先世的世系和发祥地等作出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使他深感得名师指点对治学大有必要，否则纵是山藏奇宝，亦如盲瞽，最终空手而归。
王钟翰在燕大读书期间，有七八年时间曾跟从张尔田学习如何写文章做学问。张尔田娴熟清代掌故，嗜经史，善为文，尤擅诗词，名噪大江南北，却为人谦雅，恬淡静泊。在张尔田的教导下，王钟翰学习《文选》，诵读成语典故；熟悉清代典籍和《清史稿》纂修经过；并每周作文言文一篇。由是，其文言文写作和清史研究进步很快，在《史学年报》以及《燕京大学图书馆报》上发表了多篇清史研究论文。
诚欲救亡，莫如读史，读史应习清代事
王钟翰一生专攻清史满族史，与其爱国救亡的豪气和恩师的教诲紧紧联系在一起。1935年，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后，觊觎华北，清华、北大、燕大学生愤而发起一二九爱国运动，不少人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复课后的第一节课，洪业走进教室，一言不发，只默默拼命吸着烟斗。突然，他一拍课桌，挺身站起，愤然高声言道：“同学们，现在日本人侵略我们，国家危在旦夕，有本领的，拿起枪杆和他们斗！我们读书人，也有自己的本领，要拿起笔杆子与日本人一争高下！日本人狂得很，说中国人笨，世界汉学中心先在英国，后在法国，现在日本，从不在中国。我们一定要争口气，把汉学中心抢回北京！”洪业饱蘸炽热爱国情感的呐喊，极大地感召了王钟翰，他开始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诚欲救亡，莫如读史，读史应习清代事”。日本人之所以夸口，并非在其他领域比中国领先多少，只因为在满族史研究上比中国占先。他们不惜代价搜集史料档案、积极研究满族史，就是想为伪满洲国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依据，妄图将满洲从中国永久脱离出去，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要把汉学中心抢回中国，清史、满族史是争夺的最主要目标。王钟翰抱定决心，在清史、满族史研究上，要和日本人一拼到底，恢复历史真相，粉碎日本人假借历史掠夺中国的狼子野心。
然而，仅有决心是无济于事的。日本人搞学问确有一套，当时的研究水平和占有资料均强于我国。王钟翰深知，要超过日本人，不能急于求成，必须先打好学问功底。他更加刻苦勤勉，昼夜苦读，狠下硬工夫，以优异成绩获得燕京大学学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清三通研究》，得到答辩诸师的褒奖。而这背后却是他付出的令人无法想象的汗水。清朝乾隆下令重刻明代《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即“三通”；并修“续三通”、 “清三通”，前后40余年，参与其事者不计其数。“清三通”书前所载《三通馆职名表》佚略甚多，且不载年月。王钟翰于是搜集大量史料，根据《实录》、《上谕》、《清史列传》、《四朝历科题名碑录》及私家文集著述，一一辑出，将“清三通”的体例和取材，分门别类，逐一比较详略，删录取舍，得出很有历史价值的结论。
本科毕业以后，诸师将他这位当有大前途的可造之才，推荐直读研究生，主攻清史。清距今最近，资料浩瀚，又真伪杂存，他便从研究清代则例入手，考证一朝制度的兴替。则例是各衙门的办事章程，具体体现各种制度，是现实生活的结晶，其价值远非档案可以取代。档案可证一事一案之细节，而一朝制度之兴衰，则非则例无以知始末。王钟翰遂将硕士毕业论文题目确定为《清代则例及其与政法关系之研究》，以证有清一代之成败得失，以为今鉴。在两年时间内，他为收集研究资料,跑遍琉璃厂、隆福寺的大小书肆,自掏腰包收购相关古籍,回去后细细研读, 穷日夜之精力，眠食俱废，撰写了洋洋十余万言的毕业论文，提前一年完成硕士论文答辩。
后来，王钟翰辗转到了成都燕京大学，与颇具传奇色彩的史学巨擘陈寅恪有5年多密切的交往。陈寅恪具有深厚的文史素养，通晓20多门语言，眼界开阔。王钟翰在做学问与做人上，深受其濡染。他还认真听取陈寅恪应通过满文之考证以揭示清史中许多重大问题的意见，开始重视对满文的学习。1946年至194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深造期间，王钟翰刻苦学习满文，还修读拉丁文、法文、德文、日文、蒙文，为此后在清史满族史的研究中，熟练使用以各种文字写就的专业文献，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功底。
治清史满族史六秩，独张一帜，建树卓著
自哈佛大学返回祖国，直至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10年，是王钟翰精力最为旺盛、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1948年、1949年，王钟翰连续发表《清世宗夺嫡考实》及其姊妹篇《胤祯西征纪实》，秉承“疑古”精神，将清史学界历来争论不休的著名论题即“雍正即位问题”，由民间传说上升为学术课题。王钟翰把雍正夺嫡与杀年羹尧、杀隆科多、收拾其兄弟们等事件联系在一起，得出康熙本拟传位允，而雍正伪造遗诏夺得皇位的结论。他的论文，史料详备，观点明确，将雍正即位一案的研究提升到新的水准，在清史研究领域一鸣惊人，令业内拍案叫绝。
在院系调整中，他被调入中央民族学院，遂在清史之外，又攻满族史。1956年，王钟翰发表《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两文，对史学界某些学者持有的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处于氏族社会末期的家长奴役制阶段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已到了奴隶制阶段，入关前已向农奴制过渡；皇太极时期是满族社会从奴隶制生产关系过渡到封建制生产关系的一个急剧而复杂的重要阶段。此后，他还撰写《清初旗地性质初探》一文，认为一般旗地从1644年清军入关之际起，已走上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导的地主经济的道路，至18世纪下半期，皇庄和王庄也差不多全部纳入地主经济范围之内。这些均是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的佳作。
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钟翰的第一部论文集《清史杂考》，集中收录了他1948年以来的论文8篇、附录2篇，凡30万字，代表着中国当时清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在此后的“整风反右”、“文化大革命”中，王钟翰受到严重冲击，被打成“右派”，值精力充沛、奋发有为之时，失去了发表著述的权利，20年间未有一字一言出版。但他仍暗暗收集资料，坚定地进行学术积累。在沈阳工作期间，他对清朝的发祥地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实地考察，获取了丰富的感性认识和第一手资料，又细阅《李朝实录》，从中辑录出《朝鲜李朝实录中之女真史料选编》。在参加《满族简史》编纂工作期间，他还充分利用假日，赴沈阳北昭陵附近的东三省直属国家图书馆，伏案翻阅、抄录《清历朝实录》满文本，风雨无阻，3年内共抄得20本。这为他后来点校、编纂、著述等，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史料。
拨乱反正的和煦春光，尽管姗姗来迟，花甲之年的王钟翰却如鱼得水，无比珍视。他加倍努力，活力四射，发表的论著有如雨后春笋。1976年，王钟翰受中华书局之托点校《清史列传》。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80卷本,编撰人不详,没有序跋,没有其他版本可资参照。王钟翰再一次发挥了他严谨求实、肯下“死功夫”的学风,一头扎进了浩渺的古籍史料之中。为了判定《清史列传》的选录出处,他几经周折,先后查阅了《原国史馆纂修大臣列传稿本》、《满汉名臣传》、《国朝耆献类》、《大清历朝实录》(12种)等大量文献,仅《原国史馆纂修大臣列传稿本》就多达44大包、1517件。整整两年,他每天风雨无阻地奔波于北大寓所和中华书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之间,白天查史料,晚上继续埋头灯下,逐字逐句地对照考辨。就这样,通过不断考据、分析、总结，8年之后,王钟翰终于完成了《清史列传》2894个传的点校工作，并撰就了多达2692条、10万余言的校勘记，附于每卷文末。
他还完成了《满族简史》的通纂，参与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卷》和《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并主持《满族史研究集》、大型《中国民族史》和《四库禁毁丛刊》等多项工作。其中《满族简史》是一部历经20余年的社会调查、研究和反复修订的集体著作，王钟翰贡献极大。该书获得1984年爱国主义优秀通俗读物奖。《中国民族史》自1988年始，历时五载告磬，共140万字，从内容结构上，打破了以汉族为主的传统的封建皇朝的体系，按照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思想贯穿全书来写，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历史舞台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少数民族为主线。王钟翰研究民族史，着眼于全国各民族的大团结，总结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各民族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往往独辟蹊径，让人连连叫好。
王钟翰在这一时期还撰写了多篇颇有代表性的论文，广受好评。如1992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清代民族宗教政策》一文，指出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归纳了清代满族统治者民族政策的成功，被学界称为“对清代300年间对各地区的民族宗教政策的特征和演变作出精确的概括，文章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实为王钟翰先生晚年精心之作”。再如1985年发表的《论袁崇焕与皇太极》一文，对袁崇焕与皇太极两个历史人物合而论之，说明两人都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而其一成一败，主要原因不在于个人的智慧、能力的高下，而是一方是腐朽的明王朝，另一方是新兴的满族政权，以此证明，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建立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20世纪90年代以后，王钟翰先后出版了《清史新考》、《清史续考》、《清史余考》三部论文集，凡百余万字，研究视野几乎覆盖了清史、满族史的各个领域，足令学者们辄发望尘之叹。耄耋之年的王钟翰依然笔耕不辍，先后出版《王钟翰学述》、《王钟翰学术论文自选集》、《清心集》等。2004年，中华书局编定出版了《王钟翰清史论集》（全四册）。王钟翰一生所撰长短论文近200篇，300余万字，研究涵盖清前期、康乾时期、清晚期与明以前。
师道楷模，誉满中外，桃李满庭芳
自燕京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开始，王钟翰便一直种桃植李,培育后学。尤自1982年始招硕士研究生、1984年始招博士研究生以来，其平生所学，得以薪火相传。而王钟翰登上人生与学术之巅却从不居功自傲，反而更加谦逊慈和，以人生典范和师道楷模的口碑，誉满中外，为世人称颂。
王钟翰对学生讲做人，授治学，一向严格要求，并以身垂范，言行一致。他给每届博士研究生所讲的第一节课，其内容不是如何治学，而是如何做人。他要求学生诚实做人，踏实做事，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他还首先为学生讲述“清史史料学”，要求学生做到眼勤、手勤、腿勤、口勤、耳勤，博览群书，多作笔记，多跑地方，勤找资料，不耻下问，好学多思，多听不同意见。他告诫学生，历史研究要有硬工夫、真工夫。持之以恒，定会事半功倍。研究历史还要有一点牺牲精神，心甘情愿坐冷板凳。坚定不移的信念、顽强拼搏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是取得好成绩的关键。王钟翰以毕生之力，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皓首穷经，筚路蓝缕，蜚声士林，为学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王钟翰尊重民族文化,重视民族语言的习承。他认为研究历史,语言是必要的根基。凡师从王钟翰的学生,都被要求学习满文。他对学生授课也有独到方式，指定书目，让学生事先阅读，并找出书中错误，然后在上课时把错误指出，他再针对学生的遗漏进行讲授，并详细说明出错误的原因，这样学生既有学习的压力，又倍感受益。他还以自己人生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来教育学生，目的是使学生不走或少走弯路。王钟翰以治学严谨、博学多识闻名学术界，但在讲课的过程中偶尔也会出现错误，一旦出现这类情况，他便当面向学生诚恳道歉，愈发显示大师追求真理的风范。学生们常说：王钟翰先生的教学德识俱佳。
王钟翰还积极关心、热情支持学术晚辈的成长。每当中青年学者在其学术著作付梓前请他写序时，他总是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停下手中工作，认真作序，既鼓励学术晚辈，又进行学术探讨，使序言更具学术价值。他对学生关爱有加，常常不顾自己高龄，亲自奔波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令人感佩。对于那些爱好清史的“门外汉”, 他也有着非同寻常的耐心，其修养和热忱让人望尘莫及。他从不拒绝寻求指点的人,更有一些人,看了“戏说”之类的清宫影视作品,对那段历史产生兴趣,慕名来找王钟翰请教,他都热情接待,从不怠慢。一时讲不清楚的,还让家人或学生找来史料送给他们。他以老骥伏枥自勉，经常关心学校的发展和学科建设，时刻不忘“以平生所学报效国家，以不负先师之教诲”。
在“非典”疫情肆虐而引起大面积心理恐慌的日子里，王钟翰仍然坚持每天散步，以积极的心态面对“非典”，对周围师生情绪的稳定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王钟翰作为学术大师，总能以平等姿态和谦逊口吻与学生交谈，平易近人，尊重同行，关心学生。同事之间、师生之间，其乐融融。他非常幽默, 妙语连珠，令人忍俊不禁，被学生冠之以“老小孩”之雅号。
20多年来，王钟翰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30余人。其中不仅有汉族学生，还有满族、藏族、蒙族等少数民族以及来自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学生；不仅有中国学生，还有来自日本、韩国、美国的外国学生慕名前来拜列门下。他们都学业有成，其中不少人已成为知名的清史、满族史研究专家，在各自的岗位上成就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