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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前10年西部十二省市经济发展令人瞩目：2000年GDP为1. 71万亿，2010年GDP为8.14万亿；相应地，人均GDP也由4795元提高到2. 26万元。其中，四川、内蒙古和陕西的增长翻番更是明显，依现值核算分别由2000年的3928亿、1539亿和1804亿增加到2010年的1.72万亿、1.17万亿和1. 01万亿。
梳理西部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因和结果，能否探索一条未来发展方式转变和发展思路重设的新路径？
县域经济高速增长大潮中的追赶
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地区生产总值超过万亿元的省份达到23个。广东省成为首个5万亿元俱乐部成员，江苏、山东突破4万亿元。随着辽宁和四川GDP规模的做大，2011年GDP达到2万亿元省份增加到5个，广西、江西、天津、山西首次迈入万亿元门槛。已公布的2011年西部省市GDP数字显示：重庆市1万亿，四川省2.1万亿，内蒙古1.4万亿，陕西省1. 2万亿，广西1.17万亿。
尤其吸引眼球的是重庆市凭借16. 4%的经济增速成为西部地区增长最快的省市，中部的湖北省以13. 8%的增速位列中部第一，东部省市除天津外（16.5%）的GDP增速普遍低于全国水平。西部经济增长快速推进，究竟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此举？
西部大开发之后，内陆区县延续了东部曾经经历的发展道路，城市化、工业化浪潮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最近的一次经济发展重心的迁移过程中，东部和一线城市留住现代化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工业产业转移到二线城市尤其是县级市，县域经济的发展机会倍增。当东部沿海省市谋求经济转型（放慢速度），中西部内陆省区经济高增长势头未减，发展积极性较高，重庆、陕西、四川、云南和贵州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西部地区竞相推出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的数字目标，如内蒙古自治区定下15%的增长目标，贵州确定2012年GDP增长的预期目标为14%，重庆、陕西、西藏和甘肃等省区增长目标均在12%以上。
得益于西部大开发的中央政策支持，城市化和工业化号令下西部县域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2010年9月6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要求中西部地区要引导转移产业向园区集中，由此园区建设遍地开花。
在这一次区域发展布局冲击波中，县域经济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招商引资口号意图鲜明：千方百计引进项目，凝心聚力推进项目，争分夺秒落实项目，快马加鞭建设项目；各地实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产业化战略，全力推进县域经济发展，高涨的发展势头仍在延续。
不能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覆辙
当下，中国经济重心逐步转移到资源丰富的西部内陆省市，然而发展困扰仍然存在：西部是否必须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覆辙？社会与经济平衡发展目标能否实现？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的现状是：县域经济发展动力强劲，依据积累可释放的能量巨大，将会延续高速发展势头；土地集中化速度加快，大规模征用农村土地还在延续。
放眼西部经济高速增长，赶超东部、力求趋同的发展之路是众望所归，但如何将西部经济的高速发展转变为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实验场，是更为现实的考量。
地方政府如何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快速高速与保持当地生态系统完整性、多样性之间协调和权衡，也是眼下西部大开发中难以绕开的问 题。清华大学专家调研发现，水资源匮乏的西北，目前某些省份竟然热衷于搞高附加值、全产业链的煤化工项目，要知道，煤制油项目每生产1吨油要消耗7吨水。
2012年，环保部首次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环评，媒体报道称此举将凝聚国家多个部门共识，今后一切地区和行业规划环评、建设项目环评都要以此为依据。
2010年9月，环渤海沿海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沿海、成渝经济区和黄河中上游能源化工区等五大区域战略环评的基础性工作总体完成。而2012年开动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环评，弥补了此前五大区域战略环评在西南的云南、贵州两省和西北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空白。
2012年1月9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会议讨论通过《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明确写进了“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从源头上扭转生态恶化趋势”。
谋划西部可走不寻常之路
透视西部的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不能否认县域经济的巨大贡献，但城市建设规模扩张和工业集聚催生的园区建设的重复并存，环境污染、资源开发安全事故与高速发展同在，给高增长带来了前进中的不和谐因素。
笔者结合长期以来的跟踪调查和研究，认为谋划西部发展其实也可以走不寻常之路。
第一，经济增长重心的层级转移本由内在规律决定，然而一旦受政府政策外力作用就会偏离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轨道；西部地区势必应该遵循经济规律走温和式发展道路，中央层面应该竭力消除整体经济增速放缓与局部地区短时高增长的波动性，同步推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化进程。
需要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之间做出权衡，需要解答的问题是经济为谁发展、依靠什么发展，以实践解答效率与公平兼顾、社会与经济并重的发展命题。借势县域经济发展之力，地方政府需要充分自上而下的监管优势，构建地方党政官员任期和经济发展责任制绑定机制，切实做好“自下而上”和“自中而上下”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对接。
第二，西部地区城市化和城镇化道路是发展方式选择的决定力量，需要超越唯独工业化道路才能促发展的认识误区，要求县域城市政府审视对待工业化、城市化这一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口号。
迫于历史的安排，当下西部县域工业与农业协同、城市与农村同步发展目标推进并不冲突，通过产业发展定位、资本投向和比较优势利用等打破劳动力和资本配比失衡困扰。由于经济重心已经传递到县域层面，此时更需要摆脱对政府投资的过度依赖，需要政府明晰职责和理顺发展思路，重视县域经济发展评估与预警监测，防治地区层面的经济过热，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拉动作用，合理推进所有制经济改革，增强对本地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还应该强化生态环境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和谐和资源合理开发的发展理念，树立重包容发展而非增长速度的思想认识。
第三，进入21世纪，西部大开发大潮中借势产业转移取得高速增长与20世纪80年代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东部优先发展先机有几分相似，西部的后发优势和产业承接主要来自于国内又区别于东部道路。东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得力于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面临劳动力外流之困扰，成就区域（东西）发展联动需要营造劳动力就业大环境。
因此，加速西部金融发展、人口城市化进程和产业重构才是可取之策，与此同时寻路农村发展西部农业；谋划建立西部经济发展共同体，力求避免区域内竞争，建设经济发展共同纲领，服务于遵循整体最优化目标。在软件建设方面：削弱强势政府力量，推进市场化改革，营造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同步运行的发展环境。
梳理西部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因和结果，能否探索一条未来发展方式转变和发展思路重设的新路径？
县域经济高速增长大潮中的追赶
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地区生产总值超过万亿元的省份达到23个。广东省成为首个5万亿元俱乐部成员，江苏、山东突破4万亿元。随着辽宁和四川GDP规模的做大，2011年GDP达到2万亿元省份增加到5个，广西、江西、天津、山西首次迈入万亿元门槛。已公布的2011年西部省市GDP数字显示：重庆市1万亿，四川省2.1万亿，内蒙古1.4万亿，陕西省1. 2万亿，广西1.17万亿。
尤其吸引眼球的是重庆市凭借16. 4%的经济增速成为西部地区增长最快的省市，中部的湖北省以13. 8%的增速位列中部第一，东部省市除天津外（16.5%）的GDP增速普遍低于全国水平。西部经济增长快速推进，究竟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此举？
西部大开发之后，内陆区县延续了东部曾经经历的发展道路，城市化、工业化浪潮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最近的一次经济发展重心的迁移过程中，东部和一线城市留住现代化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工业产业转移到二线城市尤其是县级市，县域经济的发展机会倍增。当东部沿海省市谋求经济转型（放慢速度），中西部内陆省区经济高增长势头未减，发展积极性较高，重庆、陕西、四川、云南和贵州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西部地区竞相推出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的数字目标，如内蒙古自治区定下15%的增长目标，贵州确定2012年GDP增长的预期目标为14%，重庆、陕西、西藏和甘肃等省区增长目标均在12%以上。
得益于西部大开发的中央政策支持，城市化和工业化号令下西部县域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2010年9月6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要求中西部地区要引导转移产业向园区集中，由此园区建设遍地开花。
在这一次区域发展布局冲击波中，县域经济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招商引资口号意图鲜明：千方百计引进项目，凝心聚力推进项目，争分夺秒落实项目，快马加鞭建设项目；各地实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产业化战略，全力推进县域经济发展，高涨的发展势头仍在延续。
不能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覆辙
当下，中国经济重心逐步转移到资源丰富的西部内陆省市，然而发展困扰仍然存在：西部是否必须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覆辙？社会与经济平衡发展目标能否实现？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的现状是：县域经济发展动力强劲，依据积累可释放的能量巨大，将会延续高速发展势头；土地集中化速度加快，大规模征用农村土地还在延续。
放眼西部经济高速增长，赶超东部、力求趋同的发展之路是众望所归，但如何将西部经济的高速发展转变为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实验场，是更为现实的考量。
地方政府如何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快速高速与保持当地生态系统完整性、多样性之间协调和权衡，也是眼下西部大开发中难以绕开的问 题。清华大学专家调研发现，水资源匮乏的西北，目前某些省份竟然热衷于搞高附加值、全产业链的煤化工项目，要知道，煤制油项目每生产1吨油要消耗7吨水。
2012年，环保部首次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环评，媒体报道称此举将凝聚国家多个部门共识，今后一切地区和行业规划环评、建设项目环评都要以此为依据。
2010年9月，环渤海沿海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沿海、成渝经济区和黄河中上游能源化工区等五大区域战略环评的基础性工作总体完成。而2012年开动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环评，弥补了此前五大区域战略环评在西南的云南、贵州两省和西北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空白。
2012年1月9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会议讨论通过《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明确写进了“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从源头上扭转生态恶化趋势”。
谋划西部可走不寻常之路
透视西部的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不能否认县域经济的巨大贡献，但城市建设规模扩张和工业集聚催生的园区建设的重复并存，环境污染、资源开发安全事故与高速发展同在，给高增长带来了前进中的不和谐因素。
笔者结合长期以来的跟踪调查和研究，认为谋划西部发展其实也可以走不寻常之路。
第一，经济增长重心的层级转移本由内在规律决定，然而一旦受政府政策外力作用就会偏离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轨道；西部地区势必应该遵循经济规律走温和式发展道路，中央层面应该竭力消除整体经济增速放缓与局部地区短时高增长的波动性，同步推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化进程。
需要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之间做出权衡，需要解答的问题是经济为谁发展、依靠什么发展，以实践解答效率与公平兼顾、社会与经济并重的发展命题。借势县域经济发展之力，地方政府需要充分自上而下的监管优势，构建地方党政官员任期和经济发展责任制绑定机制，切实做好“自下而上”和“自中而上下”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对接。
第二，西部地区城市化和城镇化道路是发展方式选择的决定力量，需要超越唯独工业化道路才能促发展的认识误区，要求县域城市政府审视对待工业化、城市化这一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口号。
迫于历史的安排，当下西部县域工业与农业协同、城市与农村同步发展目标推进并不冲突，通过产业发展定位、资本投向和比较优势利用等打破劳动力和资本配比失衡困扰。由于经济重心已经传递到县域层面，此时更需要摆脱对政府投资的过度依赖，需要政府明晰职责和理顺发展思路，重视县域经济发展评估与预警监测，防治地区层面的经济过热，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拉动作用，合理推进所有制经济改革，增强对本地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还应该强化生态环境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和谐和资源合理开发的发展理念，树立重包容发展而非增长速度的思想认识。
第三，进入21世纪，西部大开发大潮中借势产业转移取得高速增长与20世纪80年代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东部优先发展先机有几分相似，西部的后发优势和产业承接主要来自于国内又区别于东部道路。东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得力于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面临劳动力外流之困扰，成就区域（东西）发展联动需要营造劳动力就业大环境。
因此，加速西部金融发展、人口城市化进程和产业重构才是可取之策，与此同时寻路农村发展西部农业；谋划建立西部经济发展共同体，力求避免区域内竞争，建设经济发展共同纲领，服务于遵循整体最优化目标。在软件建设方面：削弱强势政府力量，推进市场化改革，营造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同步运行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