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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中心铁路公司以及纽约、纽黑文、哈特福德铁路公司的总经理们，凭着一大堆火车时刻表发誓说地铁只有两层，但我说有三层，因為我曾到过中心站的第三层。
我采取了这样一个行动：在我的许多朋友中，我找了一个精神病医生谈了这件事。我把中心站第三层的情况告诉他，他说那是一种梦幻现象，是不祥之兆。这话使我妻子差点发疯。但他解释说，他的意思是现代世界充满了不安全、恐惧、战争、忧虑等因素，而我想要逃避现实。那倒也是。这年头有谁不想逃避现实呢？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想逃避。但他们没有溜达到中心站的第三层去。
他说我看到第三层的原因就是我想逃避现实，我的朋友们全都同意他的看法。例如，我集邮就是“对现实的暂时逃避”。也许是吧。可我的祖父根本不需要逃避现实。我听说，在他那个时代，世道很好很和平。可他却叫我集邮。我收集到的邮票相当可观，美国发行的四张一组的邮票我几乎全都有，还有首日封，等等。你知道，罗斯福总统也集邮。
无论如何，下面的事情确实发生过。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在办公室里工作到很晚，匆匆忙忙要赶回家。我决定到中心站去坐地铁，因为地铁比公共汽车要快。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名叫查利，三十一岁。当时，我穿着一套棕黄色华达呢衣服，戴着一顶镶花边的草帽。有十几个跟我一样的人从我身边走过。我并没有想要逃避什么，我只想回家去看我的妻子路易莎。
我从范德比尔特大街拐进中心站，顺阶梯而下，到了第一层。接着，我又走下另一个阶梯，到了第二层。郊区列车从一个拱门进进出出，开向地道，消失在地下。我进出中心站已经有好几百次了，但是我经常发现新的门、楼梯和走廊。
我有时想，中心站像一棵树在生长，不断地生长出新的走廊和楼梯，就像不断长出树根一样。也许有一条谁都不知道的长地道，现在正在这座城市底下摸索着通往时代广场的道路，也可能另一条正在逐渐通向中心公园。因为多年来一直有许多人通过中心站逃离现实世界。也许我也是这样进入那条地道的……但我从没把这个想法告诉我那位当精神病医生的朋友。
我脚下的那条走廊开始向左拐，向下斜。我觉得有点不对头，但还是继续往前走。我只能听到自己走路时空落落的脚步声，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后来，我听到前面有一种低沉的喧闹声，还有人在讲话，这说明前面有一个开阔地带。地道猛然往左拐。我走下一段短短的阶梯，来到了中心站的第三层。我以为自已又回到了第二层，但我看出那个地方比较小，售票窗口也比较少，中间的问讯亭是木头做的，样子很老式。问讯亭里的人戴着绿色眼罩和又长又黑的袖套。灯光黯淡，忽明忽暗。后来我明白了，那些都是煤气灯。
地板上摆着铜痰盂。对面的一道闪光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有个人从他的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块金表，啪的一声打开表盖看了一下，蹙起了眉头。他头上戴着一顶脏帽子，身穿一件四个钮扣的小翻领上衣，留着车把手似的黑色大胡子。我往四周一看，发现车站里每个人的穿着都是1890年前后的模样。我一生中从没有看见过那么多的络腮胡子和各种花式的小胡子。一个妇女从入口走进来，她穿一件羊腿形袖子的女服，裙子的下摆到她的长筒女靴上。在她后面的铁轨上，我看到一台火车头，一台很小的有漏斗形烟囱的旧式火车头。我心里明白了。
为了证实我的想法，我向一个报童走过去，看了一下他脚边的那一叠报纸。是《世界报》。这份报纸已经停刊多年了。头条新闻刊载着有关克利夫兰总统的消息。后来，我在公共图书馆的档案里找到了那张报纸，出版日期是1894年6月11日。
我转向售票窗口。我知道，在中心站的第三层，我可以买到通往1894年的美国任何一个地方的火车票。我要两张到伊利诺斯州盖尔斯伯格的票。你到过那个地方吗？那仍然是一座很好的城市，有古老的大木头房、大草坪，参天大树枝叶交织，遮蔽街道。在1894年，夏夜有现在的两倍长，人们坐在草坪上，男人抽烟闲谈，女人摇动芭蕉扇，萤火虫到处飞来飞去，一派和平景象。回到那时候，离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二十年，离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四十多年……我要两张那样的票。
售票员对我帽子上的花边瞥了一眼，算出了票价，我的钱只够买两张单程客车票。当我数好钱，抬起头来时，售票员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他朝着我的钞票点了点头说：“先生，那不是钱。你想来骗我吗？你是不会得逞的。”他看了看他身边的现金抽屉。抽屉里的钱当然都是些老式钞票，比我们现在所用的钱大一半，样子也不一样。我转过身，赶紧跑开。即使是在1894年，蹲监牢也决不会是好受的。
情况就是如此。我想我大概是顺着进去的那条路出来的。第二天午饭时分，我从银行里取出三百美元——几乎把存款全取出来了——买了旧版货币（这件事使我那位当精神病医生的朋友大为担心）。要买旧钞票，几乎在每一家硬币商店都可以，可是得多付些钱。我的三百美元还买不到二百元的旧式美钞。可是我并不在乎。1894年的鸡蛋，一毛三分钱可以买一打。
从那以后，我常常去找通向中心站第三层的走廊，可是再也没有找到过。
当我把这一切告诉路易莎时，她很忧虑，不让我再去找第三层。不久以后，我也就不找了。我的兴趣又回到集邮上。但现在，我们俩又一起找起第三层来了，因为我们现在有证据可以说明第三层依然存在——我的朋友萨姆·韦纳失踪了！没人知道他到哪去了，但我有点怀疑，因为萨姆是个城市孩子，我常常对他讲有关盖尔斯伯格（我就是在那里上的学）的情况，他总是说他喜欢那个地方。他一定是到那里去了，错不了。他逃到1894年去了。
因为有一天晚上，我在摆弄邮集时发现了一张首日封——唔，你知道什么叫首日封吗？当一枚新邮票刚刚发行时，集邮者马上买它几枚，在出售邮票的第一天用来给自己寄信，邮戳可以证明邮寄日期。这只信封就叫做首日封。这种信封是从来不打开的，信封里也只有白纸。那天晚上，在我保存最久的一批首日封中，我发现有一只信封是不应该放在里面的，可是它却在里面。它之所以被放在那里面，是因为这封信是某人从他的家乡盖尔斯伯格寄给我祖父的。信封上的地址是那样写的。从1894年7月18日起，它就在里面了，邮戳可以证明这一点，而我却完全不记得这回事。邮票是六分的，暗褐色，上面印着加菲尔德总统像。祖父接到这封信后，自然就把它放进了他的邮集，再也没有动过它，直到我把它取出来打开为止。
信封里的纸不是空白的。上面写道：
查利：
开始我只是希望你的话是真的，后来我就相信你的话是真的了。查利，我真的找到了第三层，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到这里已经两个星期了。此刻，我在跟我住同一条街的戴利家里;有人在弹钢琴，他们全都跑到前面的游廊上来唱《送内利回家》。他们请我喝柠檬汁。查利和路易莎，你们也来吧。你们应该继续找，不找到第三层决不罢休！请你们相信我，第三层是值得你们去找的！
纸条上的签名是萨姆。
在我常去的那家邮票和硬币商店里，我发现萨姆买了八百美元的旧货币。这笔钱应该够他做干草、饲料和粮食小生意了。他过去常常说他很希望能做这样的生意。在1894年的伊利诺斯州盖尔斯伯格，他确实不能再干他的老行当了。他的老行当是什么呢？告诉你吧，萨姆就是我的那位精神病医生！
我采取了这样一个行动：在我的许多朋友中，我找了一个精神病医生谈了这件事。我把中心站第三层的情况告诉他，他说那是一种梦幻现象，是不祥之兆。这话使我妻子差点发疯。但他解释说，他的意思是现代世界充满了不安全、恐惧、战争、忧虑等因素，而我想要逃避现实。那倒也是。这年头有谁不想逃避现实呢？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想逃避。但他们没有溜达到中心站的第三层去。
他说我看到第三层的原因就是我想逃避现实，我的朋友们全都同意他的看法。例如，我集邮就是“对现实的暂时逃避”。也许是吧。可我的祖父根本不需要逃避现实。我听说，在他那个时代，世道很好很和平。可他却叫我集邮。我收集到的邮票相当可观，美国发行的四张一组的邮票我几乎全都有，还有首日封，等等。你知道，罗斯福总统也集邮。
无论如何，下面的事情确实发生过。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在办公室里工作到很晚，匆匆忙忙要赶回家。我决定到中心站去坐地铁，因为地铁比公共汽车要快。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名叫查利，三十一岁。当时，我穿着一套棕黄色华达呢衣服，戴着一顶镶花边的草帽。有十几个跟我一样的人从我身边走过。我并没有想要逃避什么，我只想回家去看我的妻子路易莎。
我从范德比尔特大街拐进中心站，顺阶梯而下，到了第一层。接着，我又走下另一个阶梯，到了第二层。郊区列车从一个拱门进进出出，开向地道，消失在地下。我进出中心站已经有好几百次了，但是我经常发现新的门、楼梯和走廊。
我有时想，中心站像一棵树在生长，不断地生长出新的走廊和楼梯，就像不断长出树根一样。也许有一条谁都不知道的长地道，现在正在这座城市底下摸索着通往时代广场的道路，也可能另一条正在逐渐通向中心公园。因为多年来一直有许多人通过中心站逃离现实世界。也许我也是这样进入那条地道的……但我从没把这个想法告诉我那位当精神病医生的朋友。
我脚下的那条走廊开始向左拐，向下斜。我觉得有点不对头，但还是继续往前走。我只能听到自己走路时空落落的脚步声，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后来，我听到前面有一种低沉的喧闹声，还有人在讲话，这说明前面有一个开阔地带。地道猛然往左拐。我走下一段短短的阶梯，来到了中心站的第三层。我以为自已又回到了第二层，但我看出那个地方比较小，售票窗口也比较少，中间的问讯亭是木头做的，样子很老式。问讯亭里的人戴着绿色眼罩和又长又黑的袖套。灯光黯淡，忽明忽暗。后来我明白了，那些都是煤气灯。
地板上摆着铜痰盂。对面的一道闪光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有个人从他的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块金表，啪的一声打开表盖看了一下，蹙起了眉头。他头上戴着一顶脏帽子，身穿一件四个钮扣的小翻领上衣，留着车把手似的黑色大胡子。我往四周一看，发现车站里每个人的穿着都是1890年前后的模样。我一生中从没有看见过那么多的络腮胡子和各种花式的小胡子。一个妇女从入口走进来，她穿一件羊腿形袖子的女服，裙子的下摆到她的长筒女靴上。在她后面的铁轨上，我看到一台火车头，一台很小的有漏斗形烟囱的旧式火车头。我心里明白了。
为了证实我的想法，我向一个报童走过去，看了一下他脚边的那一叠报纸。是《世界报》。这份报纸已经停刊多年了。头条新闻刊载着有关克利夫兰总统的消息。后来，我在公共图书馆的档案里找到了那张报纸，出版日期是1894年6月11日。
我转向售票窗口。我知道，在中心站的第三层，我可以买到通往1894年的美国任何一个地方的火车票。我要两张到伊利诺斯州盖尔斯伯格的票。你到过那个地方吗？那仍然是一座很好的城市，有古老的大木头房、大草坪，参天大树枝叶交织，遮蔽街道。在1894年，夏夜有现在的两倍长，人们坐在草坪上，男人抽烟闲谈，女人摇动芭蕉扇，萤火虫到处飞来飞去，一派和平景象。回到那时候，离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二十年，离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四十多年……我要两张那样的票。
售票员对我帽子上的花边瞥了一眼，算出了票价，我的钱只够买两张单程客车票。当我数好钱，抬起头来时，售票员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他朝着我的钞票点了点头说：“先生，那不是钱。你想来骗我吗？你是不会得逞的。”他看了看他身边的现金抽屉。抽屉里的钱当然都是些老式钞票，比我们现在所用的钱大一半，样子也不一样。我转过身，赶紧跑开。即使是在1894年，蹲监牢也决不会是好受的。
情况就是如此。我想我大概是顺着进去的那条路出来的。第二天午饭时分，我从银行里取出三百美元——几乎把存款全取出来了——买了旧版货币（这件事使我那位当精神病医生的朋友大为担心）。要买旧钞票，几乎在每一家硬币商店都可以，可是得多付些钱。我的三百美元还买不到二百元的旧式美钞。可是我并不在乎。1894年的鸡蛋，一毛三分钱可以买一打。
从那以后，我常常去找通向中心站第三层的走廊，可是再也没有找到过。
当我把这一切告诉路易莎时，她很忧虑，不让我再去找第三层。不久以后，我也就不找了。我的兴趣又回到集邮上。但现在，我们俩又一起找起第三层来了，因为我们现在有证据可以说明第三层依然存在——我的朋友萨姆·韦纳失踪了！没人知道他到哪去了，但我有点怀疑，因为萨姆是个城市孩子，我常常对他讲有关盖尔斯伯格（我就是在那里上的学）的情况，他总是说他喜欢那个地方。他一定是到那里去了，错不了。他逃到1894年去了。
因为有一天晚上，我在摆弄邮集时发现了一张首日封——唔，你知道什么叫首日封吗？当一枚新邮票刚刚发行时，集邮者马上买它几枚，在出售邮票的第一天用来给自己寄信，邮戳可以证明邮寄日期。这只信封就叫做首日封。这种信封是从来不打开的，信封里也只有白纸。那天晚上，在我保存最久的一批首日封中，我发现有一只信封是不应该放在里面的，可是它却在里面。它之所以被放在那里面，是因为这封信是某人从他的家乡盖尔斯伯格寄给我祖父的。信封上的地址是那样写的。从1894年7月18日起，它就在里面了，邮戳可以证明这一点，而我却完全不记得这回事。邮票是六分的，暗褐色，上面印着加菲尔德总统像。祖父接到这封信后，自然就把它放进了他的邮集，再也没有动过它，直到我把它取出来打开为止。
信封里的纸不是空白的。上面写道：
查利：
开始我只是希望你的话是真的，后来我就相信你的话是真的了。查利，我真的找到了第三层，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到这里已经两个星期了。此刻，我在跟我住同一条街的戴利家里;有人在弹钢琴，他们全都跑到前面的游廊上来唱《送内利回家》。他们请我喝柠檬汁。查利和路易莎，你们也来吧。你们应该继续找，不找到第三层决不罢休！请你们相信我，第三层是值得你们去找的！
纸条上的签名是萨姆。
在我常去的那家邮票和硬币商店里，我发现萨姆买了八百美元的旧货币。这笔钱应该够他做干草、饲料和粮食小生意了。他过去常常说他很希望能做这样的生意。在1894年的伊利诺斯州盖尔斯伯格，他确实不能再干他的老行当了。他的老行当是什么呢？告诉你吧，萨姆就是我的那位精神病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