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傅钟”21响谈傅斯年的教育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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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斯年一生,几乎完全贡献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他早年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来创办并领导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还担任过中山大学文科主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并留下数百万字研究成果和教育论著。对于他的学问,我心存敬意不敢妄加评论。读了其教育论著之后,我非常感动。我以为,他当年的教育理想和办学模式,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一、从台湾大学的“傅钟”说起
  
  为写这篇文章,我在提笔之前先上网搜索,看到台湾《联合报》两年前发表的一篇通讯,标题是《台大傅钟为何21响》。这篇通讯不长,却很有意思,其导语如下:“台大精神象征——傅钟为何总是敲21响?台大校长李嗣涔昨天在新生始业上,丢出这个问题,勉励新生主动求知找答案,四年后的毕业典礼他还会问一次,希望到时大家都已知道答案。”
  台湾大学的“傅钟”为什么要敲21响呢?读罢全文,我才知道这与他们的老校长傅斯年有关。傅斯年有句名言:“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因此“傅钟”敲21响,是为了提醒台大的学生,应该把每天读书、睡觉、做事的时间限制在21小时之内,剩下3个小时,要用于反省自己的思想言行。
  该文还介绍说:“1949年台大校庆,傅斯年期勉学生做到‘敦品、励学、爱国、爱人’这八个字,从此成为台大校训。傅斯年去世后,台大为纪念他奠定台大发展基石,铸造了‘傅钟’,悬挂在行政大楼前的草地上。”
  所谓“敦品”,是培养敦厚品行;所谓“励学”,是鼓励勤奋学习。傅斯年把“敦品”放在“励学”之前,是因为他觉得品德修养比掌握知识更重要。难怪李嗣涔校长在参观北大以后,有记者问:“作为一位资深的教授,您心目中的合格学生是怎样的?”他回答说,他很钦佩未名湖边那些苦读英语的学生,“这在台湾是绝对看不到的”(笑),但他以为,“最重要的是人格和品德”。他解释道:“台大的学生和北大一样,会有许多毕业生将成为各行业的精英和领导者,他们的见识和心胸将决定行业的兴衰成败。所以我们十分重视道德伦理教育。”
  “最重要的是人格和品德”,这大概就是台大“傅钟”所要传达的声音。
  
  二、在校庆大会上的讲话
  
  傅斯年1949年在台大校庆的讲话,被收入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傅斯年全集》第五卷。翻开该书,可以看到傅斯年讲话的前半部分介绍了台大历史,后半部分向学生提出了自己的期望。
  台湾大学原名台北帝国大学,始建于上世纪20年代,1945年国民政府收回后改名台湾大学。傅斯年是1949年初被任命为台大校长的。出于对教育的深刻理解,他在校庆大会上指出:“日本时代这个大学的办法,有他的特殊目的,就是和他的殖民政策配合的,又是他南进政策的工具。我们接收以后,是纯粹的办大学,是纯粹的为办大学而办大学,没有他的那个政策,也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外的目的和工具。”基于这一理念,他进一步强调:“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这就是说,办大学的目的只能是寻求真理,如果不能把学校当作寻求真理的地方,不能把人格尊严置于首要地位,奴化教育就有可能继续。
  傅斯年还告诫大家:这是一个“邪说横流的时代”。由于“各种宣传每每以骗人为目的”,所以年轻人很容易上当受骗,也很可能像宣传者那样养成说瞎话的习惯。但是要想寻求真理,就不能说一句瞎话。如果大学生也养成说瞎话的习惯,科学发明与学术研究就可能造假,整个社会就会丧失诚信。所以他认为,“立信”不仅是做人、做学问的基点,也是组织社会、组织国家的根本。
  在这次讲话中,傅斯年的这句话很有警世作用。他说:“这些年来,大学里最坏的风气,是把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当作第一件重要的事,其实在大学里得到学问乃是最重要的事,得到证书乃是很次要的事。”然而这种风气由何而来呢?同学们为什么会把文凭看得那么重要呢?这是值得深思的。
  
  三、晚年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校庆过后,傅斯年本来想把自己的办学思想写成一本小册子,但由于事忙,一直没有完成。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他在1950年初写了一篇文章,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些想法。文章的标题是“几个教育的理想”,内容分“平淡无奇的教育”、“性品教育的初步”和“公平”三大部分,发表在《台湾大学校刊》上。
  在“平淡无奇的教育”中,傅斯年首先引用老子所谓“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善治国者,无赫赫之名”的话,向全校师生明确表示:“我只知道一步一步的实实在在的”办学,不会用盖礼堂、纪念馆等办法把学校办得很热闹。接下来他分别阐述了自己办学的三个原则:第一,协助解决学生的生活问题;第二,加强课业,不能让同学们游手好闲;第三,提倡各种课外娱乐活动。他说:这些意思可以用一句笑话来概括,那就是“有房子住,有书念,有好玩的东西”。校长想让同学们有好玩的东西,这话多么亲切啊。
  傅斯年说:所谓性品,就是“一个人对人对物的态度。上等的性品,是对人对物,能立其诚”;而所谓立诚,就是教育学生在考察事物、辨别是非时不要自欺欺人。不过,这种教育不是“谆谆然命之”的说教,而是“必须用环境,用知识,用兴趣,陶冶他的”过程。教育不是说教,而是熏陶,这才是它的真谛。傅斯年还说:“我在台湾大学对学生的性品教育,只说了一句‘讲道’的话,就是‘不扯谎’。……这一项做不到,以后都做不到。这一项我确实说了又说,我以为扯谎是最不可恕的。科学家扯谎,不会有真的发现;政治家扯谎,必然有极大的害处;教育家扯谎,最无法教育人。……我所以重视这一个道理,因为作学问是为求真理的,一旦扯谎,还向哪里,用什么方法求真理去?没有智慧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学问无从进步,至于做人,是必须有互信的,一旦互相诈欺起来,还有什么办法?”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对个人而言,说谎会毁了他的一生;对社会而言,说谎会毒化整个风气。而说谎一旦形成风气,社会岂有不大乱之理?基于这一认识,他号召同学们毕业以后,无论从事哪种职业,“包括政治在内,必须从立信做起”。
  文章第三部分提倡公平,反对特权,非常重要。
  傅斯年是死在台大校长岗位上的。他死后,胡适予以很高评价,并特别提到这篇文章。胡适说:“他做台大校长的时候,就说过‘一个理想的大学,应该办平淡无奇的教育’。他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自己健康起来’。就是生活改善,加强功课,同时给以正当的娱乐。第二句是‘性品教育’。就是人品、人格的教育,就是‘对人对物能立其诚’、‘不扯谎’。”胡适指出:基于对实现现代化的殷切希望,这篇文章表达了“他从青年到晚年根本的认识”,因此“他晚年的思想,值得大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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