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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上海的户籍新政措施出台，一石激起千层浪。上海市政府印发《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的通知，规定凡是符合条件的外地来沪创业、就业人员均可通过申请获得上海户籍。该办法试行期为3年。尽管规定的7个申请条件近乎苛刻，且试行期仅为3年，媒体仍给予了一致好评。
“上海的户籍改革的真正进步意义在于，它终究是允许了一部分持有居住证的人，通过一定条件自然地转化为上海户口。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户口迁移制度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是要提供一套从流动到暂住、从暂住到居住、从居住到永久居住的合法演进途径和阶梯。”著名户籍改革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而这条“合法演进途径”之所以迟迟没有出现，就在于很多人对户籍制度的认识本身存在着一定的误区。
“如今饱受诟病的关于户籍的一系列做法，它们不是来自一个所谓的笼统的‘户籍制度’，事实上也没有这样一种制度存在，而是在各个社会领域滥用户籍的不同表现。”王太元说。
纸上的堡垒
沈立是国内一个知名网站的工作人员。他的父亲曾在北京服役，转业后落户在京。1990年，沈立跟随母亲到北京投靠父亲。当时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沈立，从山东老家的学校转入了北京某工厂的子弟小学。小学毕业时，成绩优秀的他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京市通州区的一个重点中学。
那时对于像沈立这样“借读生”，重点中学要求缴纳一大笔借读费。而在母亲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家里是无论如何也拿不出这“巨款”的。无奈之下，他只好去了附近的一个普通中学就读。为此，他大病了一场。
每学期的借读费也一直是家里的重负。好在初中时碰到了一位善良的班主任老师，帮他隐瞒了“借读生”身份。但好景不长，高中入学伊始，因为要办理身份证，沈立被揪了出来，补交了初中一直隐瞒的全部借读费用。
读到高三，沈立和父母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临高考前的几个月，学校要求借读生返回原籍参加高考。无奈之下，他只身回到了山东老家重读高二。陌生的环境，远离父母，回山东后的沈立几乎崩溃。艰难地捱了一年，他终于逃回了北京。“那一段想到过自杀。”他说。
回到北京的沈立已经无缘高考，一边上成人大学，一边开始打工养活自己。他开过黑车，装过空调，也当过电工，直到来到现在工作的这个网站。
户口于他，仿佛是个堡垒，看上去薄薄的纸片，却总把他隔绝在外，无法逾越。直到现在，在北京生活了20年的沈立还不是一个“北京人”。
现在沈立有了女朋友，女友同样也是外地户口。“我们是不是北京的，无所谓了，不需要了。现在就想着下一代的户口问题。”他希望自己的故事不再在下一代身上重现。
被滥用的户口
其实沈立的经历在许多人身上都曾上演过。人们习惯把这些不公和无奈归结于“户籍制度”的不合理。
对于沈立这样的遭遇，王太元教授认为，症结并不在户籍管理制度本身，而在于它被“滥用”为社会资源差异分配的手段，“关键不在于他没有获得北京户口，而在于用户口划分教育资源的不合理。法律并没有规定非北京户口的学生不能在北京享受同等的教育机会。”
“说到底，户籍其实只是一个工具，它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评判的。但一直以来，户籍的管理结果被相关领域拿去作为分配社会权利和财产的工具，用作区分待遇差异的工具。这就是‘被滥用的户口’。”
针对有人提出取消户籍的说法，王太元说，“只要用行政手段去分配资源，而不是用经济手段分配资源，就必须拿一个东西来作依据，至于拿什么做依据，那是次要的。如果这个依据不是户籍，就可能是其他东西，文凭、职称这些一样能拿来做依据。”
事实上，把户口拿来作为控制人口和分配社会利益的工具，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人口迁徙管束一直是粗放型的：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很容易，3天内到有关部门登记暂住户口，居住时期超3个月，就可申报常住户口。
1958年，为了减少城市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城市户口登记证明以及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公民的迁徙自由开始受到一定的限制。
管理条例上的区分，加上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演变至今，户口已然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壁垒，“附着”上了本不该捆绑的各种利益，形成了不同类别的“差别待遇”。
单以现在的北京为例，据记者初步了解，户口所涉及到的差别待遇就包括：选举权、平等就业权、最低生活保障、平等受教育权、保障性住房分配、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方面。
在大城市户口背后巨大利益尚存的情况下，人们还是希望自己能挤上这班车，分一杯羹。一个形象的说法是，挤上车的人们希望不要再挤进人来，没上车的则希望自己加把劲挤进去。
沈立说，如果能花钱买户口的话，他也会考虑为自己的孩子买一个北京户口。在北京，有这样想法的外地人实在不少。
降低户口的附着价值
相比上海的“户改新政”，这些年中国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上的突破也许更具有启示意义。据公安部统计，目前已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统称为居民户口，实现了公民身份法律意义上的平等。
归根结底，是因为与这些城市户口直接关联的各种利益，比如就业指标、商品粮等待遇都已不覆存在了，统一城乡户口也就成了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降低户口的附着价值，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这些年在各方面都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2006年开始，国家公务员招考职位不再设户籍限制。前不久，北京市发改委通知，包括外来人口管理费、暂住证费、义务教育借读费等均被取消。
从长远来看，把这些附着在户口上的利益一一松绑，还原户口的无价值状态，也许才是户籍改革最终的出路。
“上海的户籍改革的真正进步意义在于，它终究是允许了一部分持有居住证的人，通过一定条件自然地转化为上海户口。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户口迁移制度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是要提供一套从流动到暂住、从暂住到居住、从居住到永久居住的合法演进途径和阶梯。”著名户籍改革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而这条“合法演进途径”之所以迟迟没有出现，就在于很多人对户籍制度的认识本身存在着一定的误区。
“如今饱受诟病的关于户籍的一系列做法，它们不是来自一个所谓的笼统的‘户籍制度’，事实上也没有这样一种制度存在，而是在各个社会领域滥用户籍的不同表现。”王太元说。
纸上的堡垒
沈立是国内一个知名网站的工作人员。他的父亲曾在北京服役，转业后落户在京。1990年，沈立跟随母亲到北京投靠父亲。当时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沈立，从山东老家的学校转入了北京某工厂的子弟小学。小学毕业时，成绩优秀的他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京市通州区的一个重点中学。
那时对于像沈立这样“借读生”，重点中学要求缴纳一大笔借读费。而在母亲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家里是无论如何也拿不出这“巨款”的。无奈之下，他只好去了附近的一个普通中学就读。为此，他大病了一场。
每学期的借读费也一直是家里的重负。好在初中时碰到了一位善良的班主任老师，帮他隐瞒了“借读生”身份。但好景不长，高中入学伊始，因为要办理身份证，沈立被揪了出来，补交了初中一直隐瞒的全部借读费用。
读到高三，沈立和父母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临高考前的几个月，学校要求借读生返回原籍参加高考。无奈之下，他只身回到了山东老家重读高二。陌生的环境，远离父母，回山东后的沈立几乎崩溃。艰难地捱了一年，他终于逃回了北京。“那一段想到过自杀。”他说。
回到北京的沈立已经无缘高考，一边上成人大学，一边开始打工养活自己。他开过黑车，装过空调，也当过电工，直到来到现在工作的这个网站。
户口于他，仿佛是个堡垒，看上去薄薄的纸片，却总把他隔绝在外，无法逾越。直到现在，在北京生活了20年的沈立还不是一个“北京人”。
现在沈立有了女朋友，女友同样也是外地户口。“我们是不是北京的，无所谓了，不需要了。现在就想着下一代的户口问题。”他希望自己的故事不再在下一代身上重现。
被滥用的户口
其实沈立的经历在许多人身上都曾上演过。人们习惯把这些不公和无奈归结于“户籍制度”的不合理。
对于沈立这样的遭遇，王太元教授认为，症结并不在户籍管理制度本身，而在于它被“滥用”为社会资源差异分配的手段，“关键不在于他没有获得北京户口，而在于用户口划分教育资源的不合理。法律并没有规定非北京户口的学生不能在北京享受同等的教育机会。”
“说到底，户籍其实只是一个工具，它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评判的。但一直以来，户籍的管理结果被相关领域拿去作为分配社会权利和财产的工具，用作区分待遇差异的工具。这就是‘被滥用的户口’。”
针对有人提出取消户籍的说法，王太元说，“只要用行政手段去分配资源，而不是用经济手段分配资源，就必须拿一个东西来作依据，至于拿什么做依据，那是次要的。如果这个依据不是户籍，就可能是其他东西，文凭、职称这些一样能拿来做依据。”
事实上，把户口拿来作为控制人口和分配社会利益的工具，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人口迁徙管束一直是粗放型的：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很容易，3天内到有关部门登记暂住户口，居住时期超3个月，就可申报常住户口。
1958年，为了减少城市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城市户口登记证明以及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公民的迁徙自由开始受到一定的限制。
管理条例上的区分，加上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演变至今，户口已然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壁垒，“附着”上了本不该捆绑的各种利益，形成了不同类别的“差别待遇”。
单以现在的北京为例，据记者初步了解，户口所涉及到的差别待遇就包括：选举权、平等就业权、最低生活保障、平等受教育权、保障性住房分配、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方面。
在大城市户口背后巨大利益尚存的情况下，人们还是希望自己能挤上这班车，分一杯羹。一个形象的说法是，挤上车的人们希望不要再挤进人来，没上车的则希望自己加把劲挤进去。
沈立说，如果能花钱买户口的话，他也会考虑为自己的孩子买一个北京户口。在北京，有这样想法的外地人实在不少。
降低户口的附着价值
相比上海的“户改新政”，这些年中国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上的突破也许更具有启示意义。据公安部统计，目前已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统称为居民户口，实现了公民身份法律意义上的平等。
归根结底，是因为与这些城市户口直接关联的各种利益，比如就业指标、商品粮等待遇都已不覆存在了，统一城乡户口也就成了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降低户口的附着价值，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这些年在各方面都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2006年开始，国家公务员招考职位不再设户籍限制。前不久，北京市发改委通知，包括外来人口管理费、暂住证费、义务教育借读费等均被取消。
从长远来看，把这些附着在户口上的利益一一松绑，还原户口的无价值状态，也许才是户籍改革最终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