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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选序》与《文选》间存在之种种“扞格”，均属正常现象。据这些“扞格”以断“《文选》是刘孝绰丁忧前匆促编成，所以编次去取多有疏失；《文选序》是由较不熟悉实际编务的领衔人昭明太子萧统写出，所以对于体例及内容的介绍不尽详核”与“由于编纂者与撰序人不同，导致《文选序》与《文选》”多“有落差”，从研究方法上说，乃因未能跳出研究对象来考察问题所致，是无法成立的。这种种“扞格”，无论是对证明刘孝绰是否参与《文选》的编撰工作及《文选》是否成书仓促，还是对《文选序》与《文选》是否出于异手，均无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可言。
关键词：《文选序》；《文选》；正常现象；扞格
《文选序》与《文选》间存在着种种差异。对此，上世纪末大陆有多位学者或认为两者所出不同，或认为《文选》成书仓促，或认为兼而有之。不过，笔者曾撰文辨其非为圆照，而得出“《文选序》与《文选》间所出现的种种不合，主要是由于两者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的差异所致。其次，这跟实践与理论之差异亦有关”{1}的结论。其后，大陆除个别学者“自说自话”外，概没有提出反驳或异议。奇怪的是，台湾学者林伯谦在其颇见功力、甚具学术生长点的《由〈文选序〉辨析选学若干疑案》一文之注63中虽提及拙文，然却在没有一言半语辩驳的前提下，{2}又提此已被笔者否定之说。当然，林先生所提问题的具体理由和论证角度均与此前类似的说法多有不同，而笔者撰该文时限于篇幅，对某些问题的辨析只点到为止。因之，仍很有必要撰此小文，通过对林先生说的商榷，进一步论证这么两点：（一）《文选序》与《文选》间存在之种种“扞格”，均属正常现象；（二）仅就这些“扞格”以证明《文选序》与《文选》所出不同和《文选》成书仓促，乃缘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未能跳出研究对象来考察问题所致。
一、关于《文选序》与《文选》之异
林先生云：
《文选序》是为《文选》这部文学总集作序，两者理应搭配无间，一如《文选序》先论赋体，《文选》也以赋篇居首；《文选序》引用了《尚书序》、《毛诗序》原文，《文选》也收录这两篇，彼此不能也不应有所抵触才是，但经过比对，《文选序》与《文选》内容上却存在不少扞格。{1}
就通常的意义而从大处着眼言，“理应搭配无间”云云是没有问题的。此其一。其二，两者内容上确实“存在不少扞格”。接着，林先生具体指出两者间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然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均非问题，其所以成为问题乃出于以之为问题者之失照，而断非林先生所说之“由于编纂者与撰序人不同”“萧统匆促疏忽”与“刘孝绰丁忧前匆促编成”所致。下面，我们拟对林先生所说的这些“问题”逐一加以辨析，以便更好地说明问题。
（一）关于“文体排列、分类及名称问题”
林先生云：
《文选序》所述文体先后是：赋、骚、诗、颂……计分三十八体（亦有将序文所提及史书之赞论、序述加计进去，为四十体者）；而《文选》有赋、诗、骚、七……共三十九类，这是分类明显的出入。……体类名称此有彼无，且不尽相同，如非《文选序》作者萧统的疏忽，必是对《文选》编纂内容不熟悉所致。
“此有彼无，且不尽相同”云云，的是；然“非……疏忽，必是”云云，非也。笔者曾云：
《序》提及之戒、诰、记、誓、悲、碣、三言、八字、篇、引等十体，《文选》何以没有选录其作品？相反，《文选》设置之册、上书、启、弹事、移、难、对问、连珠等八类，《序》为何又不提及呢？其实，这本来就不是问题（或只是理论上的问题，而非实践层面上的问题）。即使是问题，那也只是我们的问题，而非昭明太子之问题。……这既非关出于“仓卒”，又非因序与编撰出自异手。{2}
就学理言，林先生于此似当先驳拙说，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新的看法；否则，所提出的观点便难免与被笔者否定的有所重叠，甚者或入“自说自话”之域。又，按林先生之说，《文心雕龙·序志》“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③一段没有问题的文字，同样会被“挖”出问题来：“神性”“风势”“会通”“声字”，分别为《神思》《体性》、《风骨》《定势》、《附会》《通变》、《声律》《练字》。然《文心雕龙》此数篇的序次本为：《神思》第二十六、《体性》第二十七、《风骨》第二十八、《通变》第二十九、《定势》第三十、《声律》第三十三、《练字》第三十九、《附会》第四十三。又，此中仅提及部分篇目，而提及的方式或以一词括二目，或用一句说一篇（如《时序》以下，均以二字概一篇之旨，却不及《物色》）。我们能说：这如非《序志》作者刘勰的疏忽，必是其对《文心雕龙》本身内容不熟悉所致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二）关于“《文选序》评选标准与《文选》所收作品悖逆的问题”
林先生云：
在骆鸿凯《文选学·义例》已列举后人对《文选》分体繁芜、作品归类疏失、去取编次不当等等多所訾议，其中像章太炎论及《过秦论》、《典论论文》同在诸子；荆轲《易水歌》、刘邦《大风歌》皆为临时触兴之作，这便是违反序文选录标准。
“违反”云云，若非一时疏忽，则思有所未密。既然林先生与笔者一样认为《文选序》撰于《文选》成书之后（见林文第七节），那么，前者如何能违反后者？此其一。其二，前面既云“……如非《文选序》作者萧统的疏忽，必是对《文选》编纂内容不熟悉”，这里又说《文选》“违反序文选录标准”，前后矛盾。其三，更重要的是，由于《文选序》撰于《文选》编成之后，故这些诗文在昭明太子看来自然无所谓违反其“选录标准”什么的。换言之，这只是部分后人的问题，而在昭明太子那里本不是问题。《文选序》云：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
因之，《文选序》与《文选》的这种差异不仅不是问题，反而为我们提供了考察相关问题的一个重要“窗口”。可见，《文选》收《过秦论》《典论·论文》与《易水歌》《大风歌》，既非因其成书仓促，亦非缘其与《文选序》所出不同。至于《文选》何以收这些作品，那是另一回事，限于篇幅，兹不详。其四，林先生没有注意到实际操作层面与理论预设间往往存在某些“天生”的不协{1}。林先生又云：
“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邑居”是用《文选》也收录的《西都赋》所言：“名都对郭，邑居相承。”指城市都会区；“凭虚”则代指张衡《西京赋》；“亡是”则代称司马相如《上林赋》。但这当中的《上林赋》，《文选》并非收在“京都类”，而是置于“畋猎类”。高步瀛《南北朝文举要》引张杓曰：“《子虚》、《上林》二赋，昭明列畋猎类，而序云述邑居者，以上篇述云梦，下篇述上林，皆言苑囿也。”意思是置于京都、畋猎两可，但总该彼此照应一致才合理。
其实，关于这一“矛盾”，笔者在林先生提到的拙文中已云：“由于序文本身具有随意性，故其‘先天’地与‘选’之‘认真’存在着某些差异”；“《序》与《文选》关于某些文体提法之差异中，几乎都是有前提的”{2}。即这本不是问题。林先生又云：
再看“汉初四言，韦孟首唱”，韦孟是汉初代表诗人，《文选序》既云：“退傅有在邹之作”，《文选》却不录其致仕徙家于邹的诗歌，而是收他讽谏楚王戊的《讽谏诗》于卷十九，彼此互有乖违，所以五臣李周翰只得注云：“退傅谓韦孟傅楚元王孙代（戊），作四言诗讽王自此始也。”将《讽谏诗》与在邹之诗混为一谈，实有未当，这或许是五臣无可奈何之举吧！
乍一看，“彼此”确“互有乖违”，然这只是林先生的“问题”，而非昭明太子之不当。林先生说此前若能以之跟《诗品序》与《诗品》、《南齐书》之《文学传论》与其《文学传》等的情况比观，恐便无如是说之勇气了。说到底，此被看作成《文选序》与《文选》如何本身的问题，乃相关研究者未能跳出研究对象来考察研究对象之失所致。③另外，如果要说“乖违”，《文选序》本身就存在类似的“乖违”（参下），何况《文选序》与《文选》角度有别。因之，“乖违”云云，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其实，笔者此前已云：
《文选序》云：“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岂可重以芟夷，加以剪裁？”这表明《文选》不选“经”。然《文选序》释“诗”与“颂”时，却又分别云：“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即《大雅·烝民》）’，季子有‘至矣’之叹。”即正面提及了《诗经·周南》之《关雎》《麟之趾》与《大雅·烝民》。这说明在“选”中不能“加以剪裁”的“经”，在“序”中从史的角度阐述问题时可以提及其中的某些部分。此亦两者之异也。{4}
惜乎，林先生未能粗粗浏览一下拙文！不然，以林先生良好的学养，当不会立此基于失照之上的“新说”。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这里再举一个例子，《后汉书》卷四十《班彪列传·论》云：
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1}
不知林先生读此当如何观？以其“乖违”云云度之，当会责蔚宗不应在《班彪列传》（传彪固父子）之《论》中合“司马迁父子”而论之。实际上，此乃一种完美的“互补”。至于其是否受启发于《吕氏春秋》《史记》等之“互见法”，那是另一个问题。
（三）关于“作者卒年先后排列问题”
林先生云：
且不论《文选》中的篇名与文字，往往与史书或作者别集有殊，《文选序》既云：“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但《文选》实际并未全依时代排列次第，因此遭受不少诟病。
《文选序》虽云“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而“《文选》实际并未全依时代排列次第”，同样本不是问题。其所以遭受“诟病”，同样乃因“诟”之者未能跳出研究对象来研究该对象与未能就整体来考察部分所致。道理十分浅显，《文选序》撰于《文选》完成之后，其既云“各以时代相次”，便说明撰者并不认为这“未全依”有何不妥（个别地方疏忽，另当别论）。这只能说，在这一点上，后人的看法或有异于前人罢了。不过，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笔者已撰《关于〈文选〉编目次第的“失序”问题：〈文选〉编次作家“失序”与“彼此失照”现象研究之一》与《关于〈文选〉编目次第之“彼此失照”问题：〈文选〉编次作家“失序”与“彼此失照”现象研究之二》说之{2}，兹不赘。林先生接着又云：
有学者于是举日本古抄《文选序》作“略以时代相次”释疑，姑不论抄本所据底本是否为隋唐旧本，如众所知，抄本的讹误会比刻本多，所以不宜因古抄甚或九条家等作“略”，便骤下断语，说刻本为误，如果换个角度，吾人何尝不能考量抄写者在他那时代已发觉作家次序错乱，因此效法《诗品序》的“略以世代为先后”，将“各”补上几笔而成“略”；再退一步说，即使原文真作“略以时代相次”，也只能说是编者谨慎的说法，编者的原意仍然希望以时代先后为序，才会如此说，但结果为何不如人意？若非主事之人学养不足，则当是时间匆促有以致之。
“不宜因古抄甚或九条家等作‘略’”，极是；然“若非”“当是”云云，则未为得。如上所述，《文选》“并未全依时代排列次第”在昭明太子那里本不是问题，因之，这既与“主事之人学养”如何无关，亦与时间是否匆促没有瓜葛。③
（四）关于《文选序》“以华美为取向”，但“《文选》却收《毛诗序》”等的问题。
林先生云：
《文选序》趋新文学观，是以华美为取向，但《文选》却收《毛诗序》、《尚书序》、《春秋左氏传序》等非以翰藻取胜的作品……因此序与书的美学观点仍有落差。
《文选》收《毛诗序》等“非以翰藻取胜的作品”，说明不了《文选序》与《文选》有何“扞格”。不错，我们在《〈闲情赋〉之评价种种》一文中曾说：《文选》选文的立足点不在“道德（功用）”上，“《文选》选文以‘文’的价值为准绳。故一切不以‘能文为本’者，不得入其域中”{4}。然“华美”并不完全等同于“文”，况且，昭明太子不仅“趋新”，即所谓“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而“随时变改”；其“以能文为本”之选文标准，亦缘体而升降，即在实际的操作层面，《文选》并无衡各体作品的统一标准{5}。是书以三十卷的篇幅收三十九体之诗文，而其中的赋、诗、骚三体作品占十六卷半，便是明证。实际上，除林先生所举之三序外，《文选》所收而“非以翰藻取胜”者尚多。概言之，《文选》既非“以华美为取向”录不同文体之文章{1}，那么，其收《毛诗序》等文，何来“落差”？另外，林先生在该文的《〈文选序〉的作者》一节中云：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总结汉魏以来作家各自擅雄的历史，提出文学演进规律乃是不断求新求变，所谓：“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此种趋新理念……
然《南齐书·文学传》实际是文学家与史家之合传，即《南齐书》之《文学传论》与其《文学传》间之“悖逆”远过《文选序》之与《文选》{2}，不知林先生何以忽之？林先生在该节中又云：
再如钟嵘《诗品》仅评“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的五言诗，似属趋新，不过却反对俪典新声，即是游移出入于新旧之间。至于《文选序》所谓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的文学演进规律，自属趋新一派。此趋新文学观体现于《文选》选文八代，凡时代较近的魏晋南朝，收录篇什便远远多于周秦两汉。
按林先生之说，《诗品序》与《诗品》的趋向便有所不同（详后）。可惜的是，林先生未想到将两者放在一起考察，故未得其“全”。而《文选序》的“趋新文学观体现于《文选》选文”中云云，即说的乃其两者之一致性。况且，“《文选序》趋新文学观，是以华美为取向”云云，未为圆照。③
（五）关于“《文选序》对于整部《文选》的编辑体例，尚有交代不清之处”的问题
林先生云：
“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固然说明了选文八代，但是各代选录比例如何？还活著的人收不收？……《文选》收录最多作品的前几名作家，依序为：陆机76、谢灵运41、曹植39、江淹35、颜延年27、谢朓23、潘岳22、任昉21、鲍照20、阮籍19、沈约18、左思15、王粲14……。由此证明《文选》所录八代作家确实“近多远少”。又所谓“迄于圣代”，梁朝大致是以沈约卒年，即天监十二年（513）为断，在沈约之后所收的作家，仅有刘峻、徐悱、陆倕，三人皆卒于普通年间，当时《文选》尚待编纂（详见下节辨析），故可推知《文选》有“不录存者”的体例。再看《文选序》：“名曰《文选》云耳。”文章本应就此作结，孰料又冒出“凡次文之体”云云一小段尾巴！按理序文主要目的是标揭宗旨，申明体例，但《文选序》对全书体例却写得如此草率，如果不是萧统匆促疏忽，必同样是对《文选》编纂不熟悉所致。
在我们看来，这段文字所说恐多近乎想当然了。（一）关于“各代选录比例如何？还活著的人收不收？”先说前者，与《文选》大致同时的《诗品》《书品》《弘明集》《玉台新咏》等之序文说明了吗？次说后者，《弘明集》《玉台新咏》等之序文交代为何要收“还活著的人”吗？换言之，林先生能找到当时哪部总集或《诗品》一类书的序文既说明“各代选录比例如何”，又说明是否收“还活著的人”（收，何以收？）的吗？（二）只要比较一下相关的文献，便知“本应就此作结”云云实似是而非。以林先生良好的学养而有此说，实在难以理解。试看沈约《佛记序》之“名曰《佛记》，凡三十篇。其有感应之流，事类相似，止取其一，余悉不书”；{4}僧佑《弘明集序》之“故谓之《弘明集》，兼率浅怀，附论于末；庶以涓埃，微裨瀛岱”；{5}《七录序》之“凡内外两篇，合为《七录》。天下之遗书秘记，庶几穷于是矣。有梁普通四年岁维单阅仲春十有七日，于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书。通人平原刘杳从余游”{6}；梁元帝《金楼子叙》之“名曰《金楼子》。盖王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者焉”{7}；《法宝联璧序》之“号曰《法宝联璧》。虽玉杯繁露，若傍蒹葭；金台凿楹，似吞云梦。绎自伏枥西河，摄官南国，十回凤官，一奉龙光。笔削未勤，徒荣卜商之序；稽古盛则，文惭安国之制。谨抄纂爵位，陈诸左右”{1}；《内典碑铭集林》之“名为《内典碑铭集林》，合三十卷。庶将来君子，或裨观见焉”{2}等等，思过半矣。
不仅如此，从另一方面看，林先生如果能联系司马迁撰《史记》引《尚书》文用当时语迻译，李善注《文选》，高步瀛复撰《文选李注义疏》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以林先生良好的学术素养，恐同样不会如此轻易地断《文选序》“尚有交代不清之处”，或不以此为其问题了。吾人读古人之书，当“以古还古”，然后方可以“今”度之。此乃浅显的道理，林先生自然早已了然于胸。此其一。
其二，即就林先生显非仓促而成的本文（参其注49）言，其中之此处与彼处间亦时有未协。如《〈文选序〉的作者》与《〈文选序〉与〈文心雕龙〉的比较》两节既分别有云：“至于《文选序》所谓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的文学演进规律，自属趋新一派。此趋新文学观体现于《文选》选文八代，凡时代较近的魏晋南朝，收录篇什便远远多于周秦两汉”；“《文选序》与《文选》论列文体，是以趋新理念将赋列于诗骚之前”的③。即认为《文选序》之“趋新”与《文选》之“趋新”是一致的。然《〈文选序〉的作者》一节又云：
代表趋新的是沈约声律说。……沈约晚年声律说颠峰之作《郊居赋》何以《文选》未收……吾人或可如此回答：主张趋新的刘孝绰，其实还是有照顾到萧统的审美意向。
既然刘孝绰“主张趋新”，而“此时”的萧统“已经包容趋新思想”“接纳趋新”{4}而“自属趋新一派”；那么，同一个太子，刘孝绰要舍“现在”的转而照顾“从前”的？同样的矛盾，尚见于如下的表述中：在《〈文选序〉的作者》一节中既有“《昭明太子集》的文学思想，是倾向文质折衷，‘典’‘丽’调和，不宜与《文选序》的趋新等同”之说，而在《〈文选〉编者及成书年代》一节中又云：
刘孝绰虽主趋新，但以他与萧统二十多年的情谊和了解，在编辑过程，当会顾及萧统原有的“丽而不浮，典而不野”审美观，这也才使得《文选》实际编辑结果并非全然趋新，而是“渐进趋新”。
不仅如此，林先生在《〈文选序〉与〈文选〉的比较》一节中还云：
《文选序》趋新文学观，是以华美为取向，但……像沈约《郊居赋》或齐梁新艳诗篇却未收罗，故实际由《文选》所录“近多远少”篇什观察其文学思想，并无法证明完全采纳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的意见，倒是应说具有“渐进趋新”的文学观较合理，因此序与书的美学观点仍有落差。
这样一来，昭明太子之“趋新”竟走在刘孝绰之前了。而这又与林先生“主张趋新的刘孝绰，其实还是有照顾到萧统的审美意向”之说大相径庭。然林先生成此文既非仓促，则这些不协便当是一时疏忽所致。而这一疏忽，与该论文涉及面甚广，研讨的问题复杂而时有交叉不无关系。
可见，“尚有交代不清之处”云云，失照之所致也。何况，在本小节开头所引林先生那段不算长的文字中，便“有交代不清之处”：（一）由“《文选》收录最多作品的前几名作家，依序为：陆机76、谢灵运41、曹植39、江淹35、颜延年27、谢朓23、潘岳22、任昉21、鲍照20、阮籍19、沈约18、左思15、王粲14……”如何能“证明《文选》所录八代作家确实‘近多远少’”？（二）前面说“几名作家”，而后面举出的是13位。另外，《文选》收潘岳、陆机、谢灵运、沈约的作品总首数分别为23、111、40、17，而此依次作“22”“76”“41”“18”。
二、《文选序》与《文选》之异乃属正常现象
“从理论上说，编者自序其所编的书，两者在价值取向上应是不存在任何差异的。而实际上，当‘序’与其所序者取之角度或范围不同时，差异便随之出现。”{1}而且，这一差异与“无间”同样常见。我们前面说过：就通常的意义从大处着眼言，“理应搭配无间”云云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以林先生之说衡之，序与所序之搭配，恐怕就难以找到几例“无间”者了。据前节的辨析可知，将林先生之“《文选序》是为《文选》这部文学总集作序，两者理应搭配无间”说，改为“尽管《文选序》是为《文选》这部文学总集作序，两者存在不少扞格却是十分正常的”，同样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换言之，《文选序》与《文选》之异乃属正常现象。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这里再就林先生之序与所序者“理应搭配无间”说作一具体的考察。
在我们看来，“理应”云云，盖仅从理论的层面就《文选序》来考察《文选序》，并进而复仅就《文选序》与《文选》之关系来考察两者所得。其实，以林先生厚实的文献功底，且其本文引有《宋书·谢灵运传论》《南齐书·文学传论》与《诗品》等，只要稍加留意，便会意识到《宋书·谢灵运传论》与《宋书·谢灵运传》、《南齐书·文学传论》与《南齐书·文学传》、《诗品序》与《诗品》等之间并非像自己所想的那样“搭配无间”，而是大有其“间”。退一步说，即使没有意识到上述这些两两相关者搭配大有其“间”，亦当对其稍作调查，看看结果如何。不可思议的是，无论是林先生还是大陆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均没有做这一必须要做的工作便下断语。下面，我们拟举序与所序之价值取向相同和多有不同者各一例以说之。
（一）序与所序之价值取向相同例
《文心雕龙》第50篇《序志》与其前之49篇，可谓序与所序之价值取向相同的较为典型者。然例以林先生之说，其间同样是“存在不少扞格”的。如《序志》之“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说，合《正纬》、《辨骚》于《原道》、《征圣》、《宗经》；而其前面之“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详其本源，莫非经典。……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云云，却根本不及“纬”与“骚”。即例以林先生之说，此序的前后尚且未能“照应一致”，遑论其他？此其一。其二，再就“论文叙笔”部分（《明诗》至《书记》共20篇）与“剖情析采”部分（《神思》至《程器》共24篇）言，两者与“文之枢纽”的关系并不相同，前者远比后者密切。其三，在“论文叙笔”部分，并非舍人所写的每一种文体都一样地“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如《杂文》之“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扬雄覃思文阔，业深综述，碎文璅语，肇为《连珠》，珠连其辞，虽小而明润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与《谐讔》之“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燕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讔者，隐也；遯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昔还社求拯于楚师，喻眢井而称麦曲；叔仪乞粮于鲁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举刺荆王以大鸟，齐客讥薛公以海鱼，庄姬托辞于龙尾，臧文谬书于羊裘，隐语之用，被于纪传。……”就难以与这五者一一挂钩；而在“剖情析采”部分，更多的是如《神思》、《体性》、《定势》、《镕裁》、《声律》、《章句》、《夸饰》、《指瑕》、《养气》、《附会》、《物色》、《知音》等篇，很难见“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说的“踪迹”。其所以如此，乃因“客体”本身之异所致。我们说《文选》选不同文体之文不可能用同一的标准衡之，原因同此。平心而论，《序志》与其前49篇之“间”未必大于《文选序》与《文选》的，然亦难以证明其必小于《文选序》与《文选》的。
（二）序与所序之价值取向多有不同例
如《诗品序》与《诗品》，两者之价值取向便多有不同。在《诗品》{1}中，曹公及曹彪均在“下品”、子桓在“中品”、子建在“上品”，而《诗品序》则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2}，刘桢、王粲为其羽翼。”即《诗品序》的价值取向与《诗品》异，故《诗品》中之“下品”者在《诗品序》中可以成为“文栋”，而优入“上品”者反为“羽翼”。此其一。其二，在《诗品》中，陈思、公干、仲宣、陆机、安仁、景阳、谢客，均入“上品”，颜延年则只入“中品”；而《诗品序》却云：“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既然同为“上品”，何以在序中又分主次？且“建安之杰”与“太康之英”之“辅”均入“上品”，何独“元嘉之雄”之“辅”入“中品”？而既落入了“中品”，又何以能同其他优为“上品”者并为“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不仅如此，就《诗品序》本身言，其前面既以“杰”“辅”别陈思与公干，所谓“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谢客为元嘉之雄”，后面却又云：“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即在这里，公干与陈思又无主次之分了。另外，士衡、谢客在此前后两处中之地位亦大为不同：前者，与陈思无以别；后者，却在公干之下。其三，《诗品序》又云：“降及建安……大备于时矣。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永嘉时，贵黄、老……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这里，“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并举，合不同“品”者于一处；而别说“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记室重点提及的郭景纯、刘越石、谢益寿亦只是入“中品”，然优为“上品”的正始时诗人阮籍却未提及③，等等。显而易见，《诗品序》与《诗品》之“间”，要远比《文选序》与《文选》的大。
总之，尽管《文心雕龙》之《序志》与其所序（前49篇）、《诗品序》与《诗品》均多有“间”，然我们知道，那是其“天然”的存在。而以此例彼，并结合我们前面的辨析，毫无疑问，《文选序》与《文选》之异乃属正常现象。
余 论
综上所述，由于《文选序》与《文选》间存在之种种“扞格”均属正常现象，故其无论是对证明刘孝绰是否参与《文选》的编撰工作及《文选》是否成书仓促，还是对《文选序》与《文选》是否出于异手，均无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可言。因之，林先生此文结论中之“《文选》是刘孝绰丁忧前匆促编成，所以编次去取多有疏失；《文选序》是由较不熟悉实际编务的领衔人昭明太子萧统写出，所以对于体例及内容的介绍不尽详核。……由于编纂者与撰序人不同，导致《文选序》与《文选》除文学理念有所出入，在文体排列、分类、名称界说，及评选标准等等，都可以看到彼此之间有落差”说，便失去了根本，是不可能成立的。以林先生与大陆某些学者良好的学术素养而会因其两者“存在不少扞格”便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关键显然是在研究方法上。如果我们不只是就《文选序》与《文选》两者间如何来考察问题，而注意到序与所序者时或因价值取向之不同而有所差异（“扞格”）等等，并能以整体来观照局部与跳出研究对象来考察研究对象，就不会以“看山不是山”为得。研究方法之重要，于斯可以概见。总之，在我们看来，迄今为止之认为《文选》成书仓促、《文选序》与《文选》出于异手的种种理由，均无一能成立（另参笔者的相关论文）。
于此，我们虽不同意林先生之说，然对其为在更高的层面上求是而大胆创新之精神，深表敬意。至于拙文之不当，则祈林先生与海内外的方家不吝以斧之。
【责任编辑王宏林】
关键词：《文选序》；《文选》；正常现象；扞格
《文选序》与《文选》间存在着种种差异。对此，上世纪末大陆有多位学者或认为两者所出不同，或认为《文选》成书仓促，或认为兼而有之。不过，笔者曾撰文辨其非为圆照，而得出“《文选序》与《文选》间所出现的种种不合，主要是由于两者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的差异所致。其次，这跟实践与理论之差异亦有关”{1}的结论。其后，大陆除个别学者“自说自话”外，概没有提出反驳或异议。奇怪的是，台湾学者林伯谦在其颇见功力、甚具学术生长点的《由〈文选序〉辨析选学若干疑案》一文之注63中虽提及拙文，然却在没有一言半语辩驳的前提下，{2}又提此已被笔者否定之说。当然，林先生所提问题的具体理由和论证角度均与此前类似的说法多有不同，而笔者撰该文时限于篇幅，对某些问题的辨析只点到为止。因之，仍很有必要撰此小文，通过对林先生说的商榷，进一步论证这么两点：（一）《文选序》与《文选》间存在之种种“扞格”，均属正常现象；（二）仅就这些“扞格”以证明《文选序》与《文选》所出不同和《文选》成书仓促，乃缘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未能跳出研究对象来考察问题所致。
一、关于《文选序》与《文选》之异
林先生云：
《文选序》是为《文选》这部文学总集作序，两者理应搭配无间，一如《文选序》先论赋体，《文选》也以赋篇居首；《文选序》引用了《尚书序》、《毛诗序》原文，《文选》也收录这两篇，彼此不能也不应有所抵触才是，但经过比对，《文选序》与《文选》内容上却存在不少扞格。{1}
就通常的意义而从大处着眼言，“理应搭配无间”云云是没有问题的。此其一。其二，两者内容上确实“存在不少扞格”。接着，林先生具体指出两者间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然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均非问题，其所以成为问题乃出于以之为问题者之失照，而断非林先生所说之“由于编纂者与撰序人不同”“萧统匆促疏忽”与“刘孝绰丁忧前匆促编成”所致。下面，我们拟对林先生所说的这些“问题”逐一加以辨析，以便更好地说明问题。
（一）关于“文体排列、分类及名称问题”
林先生云：
《文选序》所述文体先后是：赋、骚、诗、颂……计分三十八体（亦有将序文所提及史书之赞论、序述加计进去，为四十体者）；而《文选》有赋、诗、骚、七……共三十九类，这是分类明显的出入。……体类名称此有彼无，且不尽相同，如非《文选序》作者萧统的疏忽，必是对《文选》编纂内容不熟悉所致。
“此有彼无，且不尽相同”云云，的是；然“非……疏忽，必是”云云，非也。笔者曾云：
《序》提及之戒、诰、记、誓、悲、碣、三言、八字、篇、引等十体，《文选》何以没有选录其作品？相反，《文选》设置之册、上书、启、弹事、移、难、对问、连珠等八类，《序》为何又不提及呢？其实，这本来就不是问题（或只是理论上的问题，而非实践层面上的问题）。即使是问题，那也只是我们的问题，而非昭明太子之问题。……这既非关出于“仓卒”，又非因序与编撰出自异手。{2}
就学理言，林先生于此似当先驳拙说，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新的看法；否则，所提出的观点便难免与被笔者否定的有所重叠，甚者或入“自说自话”之域。又，按林先生之说，《文心雕龙·序志》“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③一段没有问题的文字，同样会被“挖”出问题来：“神性”“风势”“会通”“声字”，分别为《神思》《体性》、《风骨》《定势》、《附会》《通变》、《声律》《练字》。然《文心雕龙》此数篇的序次本为：《神思》第二十六、《体性》第二十七、《风骨》第二十八、《通变》第二十九、《定势》第三十、《声律》第三十三、《练字》第三十九、《附会》第四十三。又，此中仅提及部分篇目，而提及的方式或以一词括二目，或用一句说一篇（如《时序》以下，均以二字概一篇之旨，却不及《物色》）。我们能说：这如非《序志》作者刘勰的疏忽，必是其对《文心雕龙》本身内容不熟悉所致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二）关于“《文选序》评选标准与《文选》所收作品悖逆的问题”
林先生云：
在骆鸿凯《文选学·义例》已列举后人对《文选》分体繁芜、作品归类疏失、去取编次不当等等多所訾议，其中像章太炎论及《过秦论》、《典论论文》同在诸子；荆轲《易水歌》、刘邦《大风歌》皆为临时触兴之作，这便是违反序文选录标准。
“违反”云云，若非一时疏忽，则思有所未密。既然林先生与笔者一样认为《文选序》撰于《文选》成书之后（见林文第七节），那么，前者如何能违反后者？此其一。其二，前面既云“……如非《文选序》作者萧统的疏忽，必是对《文选》编纂内容不熟悉”，这里又说《文选》“违反序文选录标准”，前后矛盾。其三，更重要的是，由于《文选序》撰于《文选》编成之后，故这些诗文在昭明太子看来自然无所谓违反其“选录标准”什么的。换言之，这只是部分后人的问题，而在昭明太子那里本不是问题。《文选序》云：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
因之，《文选序》与《文选》的这种差异不仅不是问题，反而为我们提供了考察相关问题的一个重要“窗口”。可见，《文选》收《过秦论》《典论·论文》与《易水歌》《大风歌》，既非因其成书仓促，亦非缘其与《文选序》所出不同。至于《文选》何以收这些作品，那是另一回事，限于篇幅，兹不详。其四，林先生没有注意到实际操作层面与理论预设间往往存在某些“天生”的不协{1}。林先生又云：
“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邑居”是用《文选》也收录的《西都赋》所言：“名都对郭，邑居相承。”指城市都会区；“凭虚”则代指张衡《西京赋》；“亡是”则代称司马相如《上林赋》。但这当中的《上林赋》，《文选》并非收在“京都类”，而是置于“畋猎类”。高步瀛《南北朝文举要》引张杓曰：“《子虚》、《上林》二赋，昭明列畋猎类，而序云述邑居者，以上篇述云梦，下篇述上林，皆言苑囿也。”意思是置于京都、畋猎两可，但总该彼此照应一致才合理。
其实，关于这一“矛盾”，笔者在林先生提到的拙文中已云：“由于序文本身具有随意性，故其‘先天’地与‘选’之‘认真’存在着某些差异”；“《序》与《文选》关于某些文体提法之差异中，几乎都是有前提的”{2}。即这本不是问题。林先生又云：
再看“汉初四言，韦孟首唱”，韦孟是汉初代表诗人，《文选序》既云：“退傅有在邹之作”，《文选》却不录其致仕徙家于邹的诗歌，而是收他讽谏楚王戊的《讽谏诗》于卷十九，彼此互有乖违，所以五臣李周翰只得注云：“退傅谓韦孟傅楚元王孙代（戊），作四言诗讽王自此始也。”将《讽谏诗》与在邹之诗混为一谈，实有未当，这或许是五臣无可奈何之举吧！
乍一看，“彼此”确“互有乖违”，然这只是林先生的“问题”，而非昭明太子之不当。林先生说此前若能以之跟《诗品序》与《诗品》、《南齐书》之《文学传论》与其《文学传》等的情况比观，恐便无如是说之勇气了。说到底，此被看作成《文选序》与《文选》如何本身的问题，乃相关研究者未能跳出研究对象来考察研究对象之失所致。③另外，如果要说“乖违”，《文选序》本身就存在类似的“乖违”（参下），何况《文选序》与《文选》角度有别。因之，“乖违”云云，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其实，笔者此前已云：
《文选序》云：“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岂可重以芟夷，加以剪裁？”这表明《文选》不选“经”。然《文选序》释“诗”与“颂”时，却又分别云：“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即《大雅·烝民》）’，季子有‘至矣’之叹。”即正面提及了《诗经·周南》之《关雎》《麟之趾》与《大雅·烝民》。这说明在“选”中不能“加以剪裁”的“经”，在“序”中从史的角度阐述问题时可以提及其中的某些部分。此亦两者之异也。{4}
惜乎，林先生未能粗粗浏览一下拙文！不然，以林先生良好的学养，当不会立此基于失照之上的“新说”。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这里再举一个例子，《后汉书》卷四十《班彪列传·论》云：
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1}
不知林先生读此当如何观？以其“乖违”云云度之，当会责蔚宗不应在《班彪列传》（传彪固父子）之《论》中合“司马迁父子”而论之。实际上，此乃一种完美的“互补”。至于其是否受启发于《吕氏春秋》《史记》等之“互见法”，那是另一个问题。
（三）关于“作者卒年先后排列问题”
林先生云：
且不论《文选》中的篇名与文字，往往与史书或作者别集有殊，《文选序》既云：“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但《文选》实际并未全依时代排列次第，因此遭受不少诟病。
《文选序》虽云“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而“《文选》实际并未全依时代排列次第”，同样本不是问题。其所以遭受“诟病”，同样乃因“诟”之者未能跳出研究对象来研究该对象与未能就整体来考察部分所致。道理十分浅显，《文选序》撰于《文选》完成之后，其既云“各以时代相次”，便说明撰者并不认为这“未全依”有何不妥（个别地方疏忽，另当别论）。这只能说，在这一点上，后人的看法或有异于前人罢了。不过，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笔者已撰《关于〈文选〉编目次第的“失序”问题：〈文选〉编次作家“失序”与“彼此失照”现象研究之一》与《关于〈文选〉编目次第之“彼此失照”问题：〈文选〉编次作家“失序”与“彼此失照”现象研究之二》说之{2}，兹不赘。林先生接着又云：
有学者于是举日本古抄《文选序》作“略以时代相次”释疑，姑不论抄本所据底本是否为隋唐旧本，如众所知，抄本的讹误会比刻本多，所以不宜因古抄甚或九条家等作“略”，便骤下断语，说刻本为误，如果换个角度，吾人何尝不能考量抄写者在他那时代已发觉作家次序错乱，因此效法《诗品序》的“略以世代为先后”，将“各”补上几笔而成“略”；再退一步说，即使原文真作“略以时代相次”，也只能说是编者谨慎的说法，编者的原意仍然希望以时代先后为序，才会如此说，但结果为何不如人意？若非主事之人学养不足，则当是时间匆促有以致之。
“不宜因古抄甚或九条家等作‘略’”，极是；然“若非”“当是”云云，则未为得。如上所述，《文选》“并未全依时代排列次第”在昭明太子那里本不是问题，因之，这既与“主事之人学养”如何无关，亦与时间是否匆促没有瓜葛。③
（四）关于《文选序》“以华美为取向”，但“《文选》却收《毛诗序》”等的问题。
林先生云：
《文选序》趋新文学观，是以华美为取向，但《文选》却收《毛诗序》、《尚书序》、《春秋左氏传序》等非以翰藻取胜的作品……因此序与书的美学观点仍有落差。
《文选》收《毛诗序》等“非以翰藻取胜的作品”，说明不了《文选序》与《文选》有何“扞格”。不错，我们在《〈闲情赋〉之评价种种》一文中曾说：《文选》选文的立足点不在“道德（功用）”上，“《文选》选文以‘文’的价值为准绳。故一切不以‘能文为本’者，不得入其域中”{4}。然“华美”并不完全等同于“文”，况且，昭明太子不仅“趋新”，即所谓“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而“随时变改”；其“以能文为本”之选文标准，亦缘体而升降，即在实际的操作层面，《文选》并无衡各体作品的统一标准{5}。是书以三十卷的篇幅收三十九体之诗文，而其中的赋、诗、骚三体作品占十六卷半，便是明证。实际上，除林先生所举之三序外，《文选》所收而“非以翰藻取胜”者尚多。概言之，《文选》既非“以华美为取向”录不同文体之文章{1}，那么，其收《毛诗序》等文，何来“落差”？另外，林先生在该文的《〈文选序〉的作者》一节中云：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总结汉魏以来作家各自擅雄的历史，提出文学演进规律乃是不断求新求变，所谓：“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此种趋新理念……
然《南齐书·文学传》实际是文学家与史家之合传，即《南齐书》之《文学传论》与其《文学传》间之“悖逆”远过《文选序》之与《文选》{2}，不知林先生何以忽之？林先生在该节中又云：
再如钟嵘《诗品》仅评“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的五言诗，似属趋新，不过却反对俪典新声，即是游移出入于新旧之间。至于《文选序》所谓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的文学演进规律，自属趋新一派。此趋新文学观体现于《文选》选文八代，凡时代较近的魏晋南朝，收录篇什便远远多于周秦两汉。
按林先生之说，《诗品序》与《诗品》的趋向便有所不同（详后）。可惜的是，林先生未想到将两者放在一起考察，故未得其“全”。而《文选序》的“趋新文学观体现于《文选》选文”中云云，即说的乃其两者之一致性。况且，“《文选序》趋新文学观，是以华美为取向”云云，未为圆照。③
（五）关于“《文选序》对于整部《文选》的编辑体例，尚有交代不清之处”的问题
林先生云：
“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固然说明了选文八代，但是各代选录比例如何？还活著的人收不收？……《文选》收录最多作品的前几名作家，依序为：陆机76、谢灵运41、曹植39、江淹35、颜延年27、谢朓23、潘岳22、任昉21、鲍照20、阮籍19、沈约18、左思15、王粲14……。由此证明《文选》所录八代作家确实“近多远少”。又所谓“迄于圣代”，梁朝大致是以沈约卒年，即天监十二年（513）为断，在沈约之后所收的作家，仅有刘峻、徐悱、陆倕，三人皆卒于普通年间，当时《文选》尚待编纂（详见下节辨析），故可推知《文选》有“不录存者”的体例。再看《文选序》：“名曰《文选》云耳。”文章本应就此作结，孰料又冒出“凡次文之体”云云一小段尾巴！按理序文主要目的是标揭宗旨，申明体例，但《文选序》对全书体例却写得如此草率，如果不是萧统匆促疏忽，必同样是对《文选》编纂不熟悉所致。
在我们看来，这段文字所说恐多近乎想当然了。（一）关于“各代选录比例如何？还活著的人收不收？”先说前者，与《文选》大致同时的《诗品》《书品》《弘明集》《玉台新咏》等之序文说明了吗？次说后者，《弘明集》《玉台新咏》等之序文交代为何要收“还活著的人”吗？换言之，林先生能找到当时哪部总集或《诗品》一类书的序文既说明“各代选录比例如何”，又说明是否收“还活著的人”（收，何以收？）的吗？（二）只要比较一下相关的文献，便知“本应就此作结”云云实似是而非。以林先生良好的学养而有此说，实在难以理解。试看沈约《佛记序》之“名曰《佛记》，凡三十篇。其有感应之流，事类相似，止取其一，余悉不书”；{4}僧佑《弘明集序》之“故谓之《弘明集》，兼率浅怀，附论于末；庶以涓埃，微裨瀛岱”；{5}《七录序》之“凡内外两篇，合为《七录》。天下之遗书秘记，庶几穷于是矣。有梁普通四年岁维单阅仲春十有七日，于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书。通人平原刘杳从余游”{6}；梁元帝《金楼子叙》之“名曰《金楼子》。盖王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者焉”{7}；《法宝联璧序》之“号曰《法宝联璧》。虽玉杯繁露，若傍蒹葭；金台凿楹，似吞云梦。绎自伏枥西河，摄官南国，十回凤官，一奉龙光。笔削未勤，徒荣卜商之序；稽古盛则，文惭安国之制。谨抄纂爵位，陈诸左右”{1}；《内典碑铭集林》之“名为《内典碑铭集林》，合三十卷。庶将来君子，或裨观见焉”{2}等等，思过半矣。
不仅如此，从另一方面看，林先生如果能联系司马迁撰《史记》引《尚书》文用当时语迻译，李善注《文选》，高步瀛复撰《文选李注义疏》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以林先生良好的学术素养，恐同样不会如此轻易地断《文选序》“尚有交代不清之处”，或不以此为其问题了。吾人读古人之书，当“以古还古”，然后方可以“今”度之。此乃浅显的道理，林先生自然早已了然于胸。此其一。
其二，即就林先生显非仓促而成的本文（参其注49）言，其中之此处与彼处间亦时有未协。如《〈文选序〉的作者》与《〈文选序〉与〈文心雕龙〉的比较》两节既分别有云：“至于《文选序》所谓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的文学演进规律，自属趋新一派。此趋新文学观体现于《文选》选文八代，凡时代较近的魏晋南朝，收录篇什便远远多于周秦两汉”；“《文选序》与《文选》论列文体，是以趋新理念将赋列于诗骚之前”的③。即认为《文选序》之“趋新”与《文选》之“趋新”是一致的。然《〈文选序〉的作者》一节又云：
代表趋新的是沈约声律说。……沈约晚年声律说颠峰之作《郊居赋》何以《文选》未收……吾人或可如此回答：主张趋新的刘孝绰，其实还是有照顾到萧统的审美意向。
既然刘孝绰“主张趋新”，而“此时”的萧统“已经包容趋新思想”“接纳趋新”{4}而“自属趋新一派”；那么，同一个太子，刘孝绰要舍“现在”的转而照顾“从前”的？同样的矛盾，尚见于如下的表述中：在《〈文选序〉的作者》一节中既有“《昭明太子集》的文学思想，是倾向文质折衷，‘典’‘丽’调和，不宜与《文选序》的趋新等同”之说，而在《〈文选〉编者及成书年代》一节中又云：
刘孝绰虽主趋新，但以他与萧统二十多年的情谊和了解，在编辑过程，当会顾及萧统原有的“丽而不浮，典而不野”审美观，这也才使得《文选》实际编辑结果并非全然趋新，而是“渐进趋新”。
不仅如此，林先生在《〈文选序〉与〈文选〉的比较》一节中还云：
《文选序》趋新文学观，是以华美为取向，但……像沈约《郊居赋》或齐梁新艳诗篇却未收罗，故实际由《文选》所录“近多远少”篇什观察其文学思想，并无法证明完全采纳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的意见，倒是应说具有“渐进趋新”的文学观较合理，因此序与书的美学观点仍有落差。
这样一来，昭明太子之“趋新”竟走在刘孝绰之前了。而这又与林先生“主张趋新的刘孝绰，其实还是有照顾到萧统的审美意向”之说大相径庭。然林先生成此文既非仓促，则这些不协便当是一时疏忽所致。而这一疏忽，与该论文涉及面甚广，研讨的问题复杂而时有交叉不无关系。
可见，“尚有交代不清之处”云云，失照之所致也。何况，在本小节开头所引林先生那段不算长的文字中，便“有交代不清之处”：（一）由“《文选》收录最多作品的前几名作家，依序为：陆机76、谢灵运41、曹植39、江淹35、颜延年27、谢朓23、潘岳22、任昉21、鲍照20、阮籍19、沈约18、左思15、王粲14……”如何能“证明《文选》所录八代作家确实‘近多远少’”？（二）前面说“几名作家”，而后面举出的是13位。另外，《文选》收潘岳、陆机、谢灵运、沈约的作品总首数分别为23、111、40、17，而此依次作“22”“76”“41”“18”。
二、《文选序》与《文选》之异乃属正常现象
“从理论上说，编者自序其所编的书，两者在价值取向上应是不存在任何差异的。而实际上，当‘序’与其所序者取之角度或范围不同时，差异便随之出现。”{1}而且，这一差异与“无间”同样常见。我们前面说过：就通常的意义从大处着眼言，“理应搭配无间”云云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以林先生之说衡之，序与所序之搭配，恐怕就难以找到几例“无间”者了。据前节的辨析可知，将林先生之“《文选序》是为《文选》这部文学总集作序，两者理应搭配无间”说，改为“尽管《文选序》是为《文选》这部文学总集作序，两者存在不少扞格却是十分正常的”，同样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换言之，《文选序》与《文选》之异乃属正常现象。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这里再就林先生之序与所序者“理应搭配无间”说作一具体的考察。
在我们看来，“理应”云云，盖仅从理论的层面就《文选序》来考察《文选序》，并进而复仅就《文选序》与《文选》之关系来考察两者所得。其实，以林先生厚实的文献功底，且其本文引有《宋书·谢灵运传论》《南齐书·文学传论》与《诗品》等，只要稍加留意，便会意识到《宋书·谢灵运传论》与《宋书·谢灵运传》、《南齐书·文学传论》与《南齐书·文学传》、《诗品序》与《诗品》等之间并非像自己所想的那样“搭配无间”，而是大有其“间”。退一步说，即使没有意识到上述这些两两相关者搭配大有其“间”，亦当对其稍作调查，看看结果如何。不可思议的是，无论是林先生还是大陆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均没有做这一必须要做的工作便下断语。下面，我们拟举序与所序之价值取向相同和多有不同者各一例以说之。
（一）序与所序之价值取向相同例
《文心雕龙》第50篇《序志》与其前之49篇，可谓序与所序之价值取向相同的较为典型者。然例以林先生之说，其间同样是“存在不少扞格”的。如《序志》之“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说，合《正纬》、《辨骚》于《原道》、《征圣》、《宗经》；而其前面之“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详其本源，莫非经典。……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云云，却根本不及“纬”与“骚”。即例以林先生之说，此序的前后尚且未能“照应一致”，遑论其他？此其一。其二，再就“论文叙笔”部分（《明诗》至《书记》共20篇）与“剖情析采”部分（《神思》至《程器》共24篇）言，两者与“文之枢纽”的关系并不相同，前者远比后者密切。其三，在“论文叙笔”部分，并非舍人所写的每一种文体都一样地“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如《杂文》之“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扬雄覃思文阔，业深综述，碎文璅语，肇为《连珠》，珠连其辞，虽小而明润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与《谐讔》之“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燕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讔者，隐也；遯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昔还社求拯于楚师，喻眢井而称麦曲；叔仪乞粮于鲁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举刺荆王以大鸟，齐客讥薛公以海鱼，庄姬托辞于龙尾，臧文谬书于羊裘，隐语之用，被于纪传。……”就难以与这五者一一挂钩；而在“剖情析采”部分，更多的是如《神思》、《体性》、《定势》、《镕裁》、《声律》、《章句》、《夸饰》、《指瑕》、《养气》、《附会》、《物色》、《知音》等篇，很难见“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说的“踪迹”。其所以如此，乃因“客体”本身之异所致。我们说《文选》选不同文体之文不可能用同一的标准衡之，原因同此。平心而论，《序志》与其前49篇之“间”未必大于《文选序》与《文选》的，然亦难以证明其必小于《文选序》与《文选》的。
（二）序与所序之价值取向多有不同例
如《诗品序》与《诗品》，两者之价值取向便多有不同。在《诗品》{1}中，曹公及曹彪均在“下品”、子桓在“中品”、子建在“上品”，而《诗品序》则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2}，刘桢、王粲为其羽翼。”即《诗品序》的价值取向与《诗品》异，故《诗品》中之“下品”者在《诗品序》中可以成为“文栋”，而优入“上品”者反为“羽翼”。此其一。其二，在《诗品》中，陈思、公干、仲宣、陆机、安仁、景阳、谢客，均入“上品”，颜延年则只入“中品”；而《诗品序》却云：“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既然同为“上品”，何以在序中又分主次？且“建安之杰”与“太康之英”之“辅”均入“上品”，何独“元嘉之雄”之“辅”入“中品”？而既落入了“中品”，又何以能同其他优为“上品”者并为“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不仅如此，就《诗品序》本身言，其前面既以“杰”“辅”别陈思与公干，所谓“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谢客为元嘉之雄”，后面却又云：“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即在这里，公干与陈思又无主次之分了。另外，士衡、谢客在此前后两处中之地位亦大为不同：前者，与陈思无以别；后者，却在公干之下。其三，《诗品序》又云：“降及建安……大备于时矣。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永嘉时，贵黄、老……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这里，“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并举，合不同“品”者于一处；而别说“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记室重点提及的郭景纯、刘越石、谢益寿亦只是入“中品”，然优为“上品”的正始时诗人阮籍却未提及③，等等。显而易见，《诗品序》与《诗品》之“间”，要远比《文选序》与《文选》的大。
总之，尽管《文心雕龙》之《序志》与其所序（前49篇）、《诗品序》与《诗品》均多有“间”，然我们知道，那是其“天然”的存在。而以此例彼，并结合我们前面的辨析，毫无疑问，《文选序》与《文选》之异乃属正常现象。
余 论
综上所述，由于《文选序》与《文选》间存在之种种“扞格”均属正常现象，故其无论是对证明刘孝绰是否参与《文选》的编撰工作及《文选》是否成书仓促，还是对《文选序》与《文选》是否出于异手，均无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可言。因之，林先生此文结论中之“《文选》是刘孝绰丁忧前匆促编成，所以编次去取多有疏失；《文选序》是由较不熟悉实际编务的领衔人昭明太子萧统写出，所以对于体例及内容的介绍不尽详核。……由于编纂者与撰序人不同，导致《文选序》与《文选》除文学理念有所出入，在文体排列、分类、名称界说，及评选标准等等，都可以看到彼此之间有落差”说，便失去了根本，是不可能成立的。以林先生与大陆某些学者良好的学术素养而会因其两者“存在不少扞格”便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关键显然是在研究方法上。如果我们不只是就《文选序》与《文选》两者间如何来考察问题，而注意到序与所序者时或因价值取向之不同而有所差异（“扞格”）等等，并能以整体来观照局部与跳出研究对象来考察研究对象，就不会以“看山不是山”为得。研究方法之重要，于斯可以概见。总之，在我们看来，迄今为止之认为《文选》成书仓促、《文选序》与《文选》出于异手的种种理由，均无一能成立（另参笔者的相关论文）。
于此，我们虽不同意林先生之说，然对其为在更高的层面上求是而大胆创新之精神，深表敬意。至于拙文之不当，则祈林先生与海内外的方家不吝以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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