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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性和规范都是道德系统中的基本构成要素， 本文从分析孔子德性思想视域中德性和规范之关系的特质出发，并得出结论：德性与规范相比，德性具有绝对的优先性，真正的规范只有一条，即做一个有德性的人。
关键词 孔子德性思想 德性 规范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伦理学界风起云涌。一方面，罗尔斯的《正义论》将规范伦理学推上顶峰，另一方面，我们又迎来了德性伦理的复兴。当前，对于当代伦理学的两大类型：规范伦理学和德性伦理学，我们仍在进行深刻而热烈的争讨。实际上，德性和规范都是道德系统中的基本构成要素， 规范伦理学不可能只研究道德规范，而德性伦理也不应该仅仅只关注人的品德。无论是哪种伦理学类型，都不能割裂二者，而只能是各有侧重。所以，罗尔斯说“美德是一种出于相应的道德原则而行动的愿望。”麦金太尔也说：“任何充分的德性伦理都需要一种法则伦理作为其副本。”
就伦理学的学科特征而言，“伦理学是一门实践科学，也是一种价值理想的设置。也就是说，伦理学既要为人们提供现实可行的价值方针、规范和指导，也要为人类指明和设计终极的价值目标和理想人格，以引导和激励人们追求超现实的精神完善”。如果一味坚持放弃规则，或只要规则，都离真正的伦理学精神相距甚远。“不要规则，怎么都行”正是后现代主义者在对规则的反思中迷失了自己。同样，面对道德滑坡、制度危机，有人主张建立越来越多的规则，以便把所有人都定格在规则之内，这无异于饮鸩止渴，足以摧毁人们生活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对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研究日益深入，诸多学者如万俊人、杨国荣、肖群忠、刘余莉、高恒天等，以其开阔的学术视野，理性的学术态度，提出了规范和德性相统一的观点。同样，国外学界也在积极讨论着“规范美德伦理学”。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规范和德性相得益彰，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完美结合，不失为我们当前伦理学研究的源头活水。道德系统中，德性与规范相互转化、相辅相成、双向互动，已然成为共识，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同样如此。本文我们着重分析孔子德性思想视域中德性和规范之关系的特质所在。
尽管规范和德性的关系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但是追问德性和规范何者在先，也就是说伦理学史上关于德性和规范何者为道德本体之争绝不是一个伪命题。有人提出“规范——德性——德行”的动态伦理道德体系，似乎隐含着要以规范作为道德的逻辑起点。我们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只有把德性放在优先地位，规范才不是社会强加于人的枷锁，而是人自身心灵的净化。埃尔德曼认为，“品格的善在逻辑上更为根本”，“在道德生活中，规则是后起的。”同样，相较规范而言，孔子肯定了德性具有优先性和本源性。《八倄》篇记载了一段非常著名的对话，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朱子集注》曰：“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子夏由孔子言“绘事后素”，举一反三地联系到人事上说“礼后乎”，孔子非常欣赏，不禁喜而赞之。子夏所说的“礼后乎”，“礼”后于何呢？我们联系《八倄》篇里的另一著名命题，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从而可以推出：正如绘后于素，礼乃后于仁也。但是也有很多人根据孔子对“颜渊问仁”的回答，而提出异议。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 在这段话中，颜渊问的是仁，即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回答能够做到复礼，就可做到仁。这样看起来，行礼、守礼成了为仁的前提，礼好像又先于仁。其实，人们往往忽视了复礼前面的“克己”，所谓“克己”，就是主体德性生命对自然生命的超越，主体自觉到了自身德性本体的存在，自然拥有了道德的自由，也就达到了“从心所欲不愈矩”的德性境界，所以孔子说“天下归仁”。“克己”——“复礼”——“归仁”，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德性”——“规范”——“德性”的良性循环。总之，当孔子说“复礼为仁”时，还有一个前提的前提，那就是“克己”，即主体证觉到德性本真的存在，这才是逻辑的起点。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当然，孔子的这一思想也体现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如果没有仁，礼很可能蜕变为不能进行任何自觉改良的社会强制，并摧毁人的真实的情感。所谓礼教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规范只是一种控制秩序、保持稳定的技术，但不能导致好的生活。”规范说明的是社会秩序，而不是价值和意义。没有哪一项规范可以亘古不变，但是德性却是与日月同辉。
苏格拉底的著名命题“美德即知识”，许多人对其产生质疑，认为知道了什么是善，并不必然导致善的行为，因为道德知识很难直接过渡到德行。这也正是休谟问题：“是”推不出“应该”。关键是苏格拉底有一个前提，即是德尔菲神庙的神谕：“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就是主体自觉到自身的德性之真，就必然会做出德性的行为，这里的“知识”不是规范的知识，而是德性的知识，用张载的话说就是“德性之知也”。苏格拉底又说，“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无人自愿作恶”。换句话说，只要人们自觉到的自我德性的存在，具有了关于“德性”的认识，就一定会做出道德的行为，德性会使得人们自愿去做道德的事。我想：康德对出于责任和合乎责任的区分也有见于此。孔子的“我欲仁，斯仁至矣！”也可以说是苏格拉底命题的中国式注脚。
“孔子开创了德性伦理关于存在的德性规定是规范形成的基本前提的理论”但肯定德性对规范的本源性，并不意味着孔子否定规范本身的一般制约作用。实际上，主体德性的稳定成型离不开道德规范对其的规约、塑造，“‘规范’一词，分开讲规定圆规，它是划定范围的；范是铁范，所谓‘木模铁花’是也……这两个字合而言之——规范——就是指对人的行为给出其范围并以一定的范式来规定之，使之按此范式而活动。所以，它不仅是约束，而且更是成全和成型。”我们不能因为规范伦理学的失误就彻底否定道德规范的意义，因为“社会的凝聚和秩序的维系需要一般的规范，行为要达到最低限度的正当性，也离不开普遍的当然之则。一般的规范既对行为具有普遍的范导意义，又为行为的评价提供了基本的准则，它在道德实践中往往更接近可操作的层面，因而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德性的形成总是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相对于明其规范，成其德性似乎是一种更高的要求；就行为而言，较之对规范的依循，出乎德性也无疑是一种更不易达到的境界。”孔子似乎早已有见于此，孔子曾自述自己一生的道德进阶，“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愈矩”。（《为政》）孔子说“三十而立”，到底是立于什么？很明显，就是立于“礼”。颜渊问仁。孔子先答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进一步问其目，孔子的回答则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孟懿子问孝，孔子说：“无违”。樊迟欲闻其祥，问：“何谓也？”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篇孔子还教导自己的儿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在《论语》的最后一章，孔子仍然强调，“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显而易见的是，“立于礼”虽然是孔子道德进阶的一个初级阶段，但却是一个无法忽略的阶段，忽视了这一阶段，就没有最终“从心所欲不愈矩”的至德境界。“礼”使人明道德、通人伦，从而成为社会性的人。“‘立’是行为能合乎规范，从而能挺立于世。”即使是“从心所欲不愈距”的境界，也并不意味彻底的舍弃了“礼”。“‘矩’无疑还是由‘礼’控制的领域。换句话说，孔子承认自己七十岁时即能根据自己的心愿去行动，而且每一行动都能符合礼的要求，这并不是意味着孔子已成为一个礼的专家，相反，这却是意味着他能跨越那表面上似乎是不可逾越的‘是什么’和‘应是什么’之间的沟壑。”也就是做到了孟子所说“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也。” （《孟子·离娄下》）在《泰伯》篇第二节，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 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换言之，恭、慎、勇、直这些德性如果缺乏“礼”的规约，就很容易沦为劳、葸、乱、绞。 值得注意的是：德性一旦变成了纯粹外在的刚性的规范，或者规范如果被绝对化，自然都被窒息了，沦为束缚人性的工具。在孔子处，是很好的避免了这一点的，孔孟之所以恶乡愿，就是因为尽管表面上他们时刻遵守规范，但内心并没有对德性的向往。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里仁》）但后期很多儒家却有悖孔子的这一初衷，尤其在两汉期间。
孔子既肯定了德性对于规范的本源性，同时又兼顾到了规范的塑造、规约、成型功能，因为“如果缺少内在的方面，道德就会变成和主体无涉的、非人格化的教条，甚至会降低为法律的规范或宗教的教义；如果缺乏外在的方面，道德就很难获得普遍的合理性。”尤为重要的是要维系德性和规范之间的均衡，孔子就在动态的过程中找到了这种均衡，规范本身并不是坏的，但必须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人的德性，所以，孔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
规范虽然是必要的，只是权宜之计。说慌之所以是恶的，不是因为它违背了诚实的规范，而是因为它不符合人的德性，不利于人生的美好，并且，没有哪一条规则能超越其他的规则或超越永恒的时间之维。每个行为主体都是个别的存在之维，并且处在千差万别的道德境遇之中，如何保证道德主体的行为一贯性？为每一个具体道德行为都制定一个道德规范显然不可能的。所以，德性起着一以贯之的作用，德性作为实有诸己的品质，内化于主体而成为稳定的精神定向，它使得主体在各种环境之中都能做出道德的行为。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子罕》）具有君子人格的主体不应固执于或排斥某种道德规范，而应从德性品质出发，自由地选择适宜的行为方式。道德实践既需要规范原则的指导，又要结合具体境遇。“没有现代人自身的德性品格作为现代伦理运作的内在主体基础，道德规则（无论多么周全和系统）又如何得以实施？”
规则和德性相互统一的基础必须是人的德性，这才是道德的价值所在。我们可以说：一切规则、秩序、制度最终都是为了成就人的品格，但却绝不能反过来说，人的德性品格是为了社会的规范和秩序，若如此，我们和动物园里的动物就没有多大的区别了。因此，真正的道德规范只有一条：做一个有德性的人。
参考文献：
[1]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192.
[2]麦金太尔著，万俊人译.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M].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2.
[3]万俊人著.伦理学新论：走向现代伦理[M].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47.
[4]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2005：63.
[5]杜维明著.人性与自我修养[M].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12.
[6]赵汀阳著.论可能生活[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31.
[7]戴兆国著.心性与德性[M].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159.
[8]杨国荣著.伦理与存在[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52.
[9]杨国荣著.善的历程[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46.
[12]杜维明著.人性与自我修养[M].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13.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西省2010年度高校教改课题，项目编号：JXJG-10-23-5。
（作者单位：江西省景德镇高等专科学校思政部）
关键词 孔子德性思想 德性 规范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伦理学界风起云涌。一方面，罗尔斯的《正义论》将规范伦理学推上顶峰，另一方面，我们又迎来了德性伦理的复兴。当前，对于当代伦理学的两大类型：规范伦理学和德性伦理学，我们仍在进行深刻而热烈的争讨。实际上，德性和规范都是道德系统中的基本构成要素， 规范伦理学不可能只研究道德规范，而德性伦理也不应该仅仅只关注人的品德。无论是哪种伦理学类型，都不能割裂二者，而只能是各有侧重。所以，罗尔斯说“美德是一种出于相应的道德原则而行动的愿望。”麦金太尔也说：“任何充分的德性伦理都需要一种法则伦理作为其副本。”
就伦理学的学科特征而言，“伦理学是一门实践科学，也是一种价值理想的设置。也就是说，伦理学既要为人们提供现实可行的价值方针、规范和指导，也要为人类指明和设计终极的价值目标和理想人格，以引导和激励人们追求超现实的精神完善”。如果一味坚持放弃规则，或只要规则，都离真正的伦理学精神相距甚远。“不要规则，怎么都行”正是后现代主义者在对规则的反思中迷失了自己。同样，面对道德滑坡、制度危机，有人主张建立越来越多的规则，以便把所有人都定格在规则之内，这无异于饮鸩止渴，足以摧毁人们生活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对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研究日益深入，诸多学者如万俊人、杨国荣、肖群忠、刘余莉、高恒天等，以其开阔的学术视野，理性的学术态度，提出了规范和德性相统一的观点。同样，国外学界也在积极讨论着“规范美德伦理学”。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规范和德性相得益彰，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完美结合，不失为我们当前伦理学研究的源头活水。道德系统中，德性与规范相互转化、相辅相成、双向互动，已然成为共识，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同样如此。本文我们着重分析孔子德性思想视域中德性和规范之关系的特质所在。
尽管规范和德性的关系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但是追问德性和规范何者在先，也就是说伦理学史上关于德性和规范何者为道德本体之争绝不是一个伪命题。有人提出“规范——德性——德行”的动态伦理道德体系，似乎隐含着要以规范作为道德的逻辑起点。我们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只有把德性放在优先地位，规范才不是社会强加于人的枷锁，而是人自身心灵的净化。埃尔德曼认为，“品格的善在逻辑上更为根本”，“在道德生活中，规则是后起的。”同样，相较规范而言，孔子肯定了德性具有优先性和本源性。《八倄》篇记载了一段非常著名的对话，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朱子集注》曰：“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子夏由孔子言“绘事后素”，举一反三地联系到人事上说“礼后乎”，孔子非常欣赏，不禁喜而赞之。子夏所说的“礼后乎”，“礼”后于何呢？我们联系《八倄》篇里的另一著名命题，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从而可以推出：正如绘后于素，礼乃后于仁也。但是也有很多人根据孔子对“颜渊问仁”的回答，而提出异议。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 在这段话中，颜渊问的是仁，即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回答能够做到复礼，就可做到仁。这样看起来，行礼、守礼成了为仁的前提，礼好像又先于仁。其实，人们往往忽视了复礼前面的“克己”，所谓“克己”，就是主体德性生命对自然生命的超越，主体自觉到了自身德性本体的存在，自然拥有了道德的自由，也就达到了“从心所欲不愈矩”的德性境界，所以孔子说“天下归仁”。“克己”——“复礼”——“归仁”，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德性”——“规范”——“德性”的良性循环。总之，当孔子说“复礼为仁”时，还有一个前提的前提，那就是“克己”，即主体证觉到德性本真的存在，这才是逻辑的起点。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当然，孔子的这一思想也体现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如果没有仁，礼很可能蜕变为不能进行任何自觉改良的社会强制，并摧毁人的真实的情感。所谓礼教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规范只是一种控制秩序、保持稳定的技术，但不能导致好的生活。”规范说明的是社会秩序，而不是价值和意义。没有哪一项规范可以亘古不变，但是德性却是与日月同辉。
苏格拉底的著名命题“美德即知识”，许多人对其产生质疑，认为知道了什么是善，并不必然导致善的行为，因为道德知识很难直接过渡到德行。这也正是休谟问题：“是”推不出“应该”。关键是苏格拉底有一个前提，即是德尔菲神庙的神谕：“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就是主体自觉到自身的德性之真，就必然会做出德性的行为，这里的“知识”不是规范的知识，而是德性的知识，用张载的话说就是“德性之知也”。苏格拉底又说，“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无人自愿作恶”。换句话说，只要人们自觉到的自我德性的存在，具有了关于“德性”的认识，就一定会做出道德的行为，德性会使得人们自愿去做道德的事。我想：康德对出于责任和合乎责任的区分也有见于此。孔子的“我欲仁，斯仁至矣！”也可以说是苏格拉底命题的中国式注脚。
“孔子开创了德性伦理关于存在的德性规定是规范形成的基本前提的理论”但肯定德性对规范的本源性，并不意味着孔子否定规范本身的一般制约作用。实际上，主体德性的稳定成型离不开道德规范对其的规约、塑造，“‘规范’一词，分开讲规定圆规，它是划定范围的；范是铁范，所谓‘木模铁花’是也……这两个字合而言之——规范——就是指对人的行为给出其范围并以一定的范式来规定之，使之按此范式而活动。所以，它不仅是约束，而且更是成全和成型。”我们不能因为规范伦理学的失误就彻底否定道德规范的意义，因为“社会的凝聚和秩序的维系需要一般的规范，行为要达到最低限度的正当性，也离不开普遍的当然之则。一般的规范既对行为具有普遍的范导意义，又为行为的评价提供了基本的准则，它在道德实践中往往更接近可操作的层面，因而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德性的形成总是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相对于明其规范，成其德性似乎是一种更高的要求；就行为而言，较之对规范的依循，出乎德性也无疑是一种更不易达到的境界。”孔子似乎早已有见于此，孔子曾自述自己一生的道德进阶，“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愈矩”。（《为政》）孔子说“三十而立”，到底是立于什么？很明显，就是立于“礼”。颜渊问仁。孔子先答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进一步问其目，孔子的回答则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孟懿子问孝，孔子说：“无违”。樊迟欲闻其祥，问：“何谓也？”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篇孔子还教导自己的儿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在《论语》的最后一章，孔子仍然强调，“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显而易见的是，“立于礼”虽然是孔子道德进阶的一个初级阶段，但却是一个无法忽略的阶段，忽视了这一阶段，就没有最终“从心所欲不愈矩”的至德境界。“礼”使人明道德、通人伦，从而成为社会性的人。“‘立’是行为能合乎规范，从而能挺立于世。”即使是“从心所欲不愈距”的境界，也并不意味彻底的舍弃了“礼”。“‘矩’无疑还是由‘礼’控制的领域。换句话说，孔子承认自己七十岁时即能根据自己的心愿去行动，而且每一行动都能符合礼的要求，这并不是意味着孔子已成为一个礼的专家，相反，这却是意味着他能跨越那表面上似乎是不可逾越的‘是什么’和‘应是什么’之间的沟壑。”也就是做到了孟子所说“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也。” （《孟子·离娄下》）在《泰伯》篇第二节，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 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换言之，恭、慎、勇、直这些德性如果缺乏“礼”的规约，就很容易沦为劳、葸、乱、绞。 值得注意的是：德性一旦变成了纯粹外在的刚性的规范，或者规范如果被绝对化，自然都被窒息了，沦为束缚人性的工具。在孔子处，是很好的避免了这一点的，孔孟之所以恶乡愿，就是因为尽管表面上他们时刻遵守规范，但内心并没有对德性的向往。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里仁》）但后期很多儒家却有悖孔子的这一初衷，尤其在两汉期间。
孔子既肯定了德性对于规范的本源性，同时又兼顾到了规范的塑造、规约、成型功能，因为“如果缺少内在的方面，道德就会变成和主体无涉的、非人格化的教条，甚至会降低为法律的规范或宗教的教义；如果缺乏外在的方面，道德就很难获得普遍的合理性。”尤为重要的是要维系德性和规范之间的均衡，孔子就在动态的过程中找到了这种均衡，规范本身并不是坏的，但必须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人的德性，所以，孔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
规范虽然是必要的，只是权宜之计。说慌之所以是恶的，不是因为它违背了诚实的规范，而是因为它不符合人的德性，不利于人生的美好，并且，没有哪一条规则能超越其他的规则或超越永恒的时间之维。每个行为主体都是个别的存在之维，并且处在千差万别的道德境遇之中，如何保证道德主体的行为一贯性？为每一个具体道德行为都制定一个道德规范显然不可能的。所以，德性起着一以贯之的作用，德性作为实有诸己的品质，内化于主体而成为稳定的精神定向，它使得主体在各种环境之中都能做出道德的行为。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子罕》）具有君子人格的主体不应固执于或排斥某种道德规范，而应从德性品质出发，自由地选择适宜的行为方式。道德实践既需要规范原则的指导，又要结合具体境遇。“没有现代人自身的德性品格作为现代伦理运作的内在主体基础，道德规则（无论多么周全和系统）又如何得以实施？”
规则和德性相互统一的基础必须是人的德性，这才是道德的价值所在。我们可以说：一切规则、秩序、制度最终都是为了成就人的品格，但却绝不能反过来说，人的德性品格是为了社会的规范和秩序，若如此，我们和动物园里的动物就没有多大的区别了。因此，真正的道德规范只有一条：做一个有德性的人。
参考文献：
[1]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192.
[2]麦金太尔著，万俊人译.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M].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2.
[3]万俊人著.伦理学新论：走向现代伦理[M].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47.
[4]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2005：63.
[5]杜维明著.人性与自我修养[M].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12.
[6]赵汀阳著.论可能生活[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31.
[7]戴兆国著.心性与德性[M].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159.
[8]杨国荣著.伦理与存在[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52.
[9]杨国荣著.善的历程[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46.
[12]杜维明著.人性与自我修养[M].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13.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西省2010年度高校教改课题，项目编号：JXJG-10-23-5。
（作者单位：江西省景德镇高等专科学校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