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注重作品的社会功能和作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强调“文以载道”和 “文以达心”。中国的文道关系源远流长，中国文论既注重文学的社会影响和教化作用，又充分肯定了作品的独抒性灵。
关键词：文学；文以载道；文以达心；社会功用；文学风格
文学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它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又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从社会功用上看，每个作家都属于其相应的时代，有着相应的民族和阶层，肯定会受到特定的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因而其作品总是表现出一定的时代特色、民族风格、阶层色彩。从作家主观上看，每个作家都有其独特的审美理想、生活经历、个性气质、创作个性、艺术修养等等，这些因素给作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从而形成了作者的独特风格。苏轼主张文学应该“有为而作”，文与道俱，同时又强调文学的个性价值，“文以达吾心，画以尽吾意”。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注重作品的社会功用和作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强调“文以载道”。但同时并未抹杀作家的创作个性，要求“画以尽吾意”。
一、“文以载道”与文学的社会功用
“文以载道”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观点，它受儒家文学观念的影响，主张文学要干预社会生活，承担政治、伦理、道德的教化责任。“文以载道”的观念萌芽于文学的早期阶段，从《诗经》的美刺传统到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再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诗歌理论《毛诗序》。“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阐述了诗歌在政治、道德、风俗等方面的社会功用。王粲明确肯定文学的教化功用，“人伦之守，大教之本”。挚虞倡导文学“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和“穷理尽性，以穷万物之宜”两方面的社会功用。陆机《文赋》中提到，文学“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2]的社会功用。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认为文学可以对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发挥作用。“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他把诗文看做“道”的体现，世界的本真，对人们具有教育、认识、知道的作用。
到宋代周敦颐的《通书·文辞》始见“文以载道”观念的正式提出，“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他将“文”比喻为车，将“道”比喻为车上的货物，实则是强调写作的目的是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为政治教化服务。文道关系的集大成者叶适就持“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3]的文章观，认为文章应该“发挥理义、有补世教”。“文以载道”中的“文”与“道”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内涵丰富而复杂。“文”狭可指文章、文学，广可指包括各艺术门类在内的文化艺术；“道”狭可指孔孟之道、黄老之道与自然之道，广可指各历史发展时期的思想道德、理念精神、文化心态。“文以载道”可延伸理解为每一朝代的文学作品都负载着时代精神、理念心态、审美情趣，通过文学作品载道的形式来实现文学宣扬教化的社会功用。文学作品能够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审美快感，让读者了解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获得文化、伦理、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并影响其价值观念、道德情操等精神品格的塑造，促使读者更加深刻的了解社会和人生。
二、“文以达心”与文学风格论
“文以达吾心”，要求文学作品反映作者个人的情感意志、创作风格和创作个性。从《诗经》时代的“诗言志，歌咏言”开始，人们就已经注意到了文学是表达个人感情和意志的工具，作家的创作个性直接影响着作品风格的形成。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批评，从文学早期就以风格作为主要的批评对象之一。早期的文学批评重视创作主体的人品道德，魏晋时代文学批评开始注重创作主体的创作个性，风格学初步形成。魏晋人物品鉴以超实用的审美观念，关照人物的风神个性之美，重精神而略皮相，推及文学批评，则着眼从作品的伦理教化内容转向文学的个性精神。[4]曹丕在《典论 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这里的“气”指作品的风格风貌和作者的气质才性。曹丕认为人的禀赋才性有清浊高低，所以为文有优劣高下之分。“文以气为主”之说，第一次真正把作品的个性提高到最重要的地位，这标志着文学个性风格论的形成。[5]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提到“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情”与“理”分别指作家的感性与理性。刘勰从创作过程来考察文学作品的风格，指出作家个性在形成文章风格过程中的作用。[6]《体性》的“体”指作品体貌风格，“性”指作家才性、情性。“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作者的性格、情性决定了作家的创作个性，而创作个性决定了作品的风格。
到了明清时期，受心学的影响，肯定自我、尊重情感的倾向不断增强，众多要求文学作品要表现作家情感和个性的言论层出不穷。李贽提出“童心说”，认为文学是真实情感的产物，文学作品应展现作者的真实性情和本然状态。明代公安三袁和清代袁枚提倡“性灵说”，认为诗文创作必须抒写作家的性灵，表现内心真情。胡应麟的“神韵说”，主张诗歌创作应当“从心所欲”，“信口”而出，发乎真情。[7]到了清代，王士祯把神韵作为诗歌创作的根本要求提出来。由此，作品中作者的个人情感一步步得到肯定、提倡和赞扬。
参考文献：
[1][2]李铎.中国古代文论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九：《赠薛子长》[M].北京：中华书局，1961.
[4][5]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夏东锋：风格与作家个性——《文心雕龙·体性》篇解读[J].文学界（理论版），2012（01）.
[7]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文学；文以载道；文以达心；社会功用；文学风格
文学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它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又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从社会功用上看，每个作家都属于其相应的时代，有着相应的民族和阶层，肯定会受到特定的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因而其作品总是表现出一定的时代特色、民族风格、阶层色彩。从作家主观上看，每个作家都有其独特的审美理想、生活经历、个性气质、创作个性、艺术修养等等，这些因素给作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从而形成了作者的独特风格。苏轼主张文学应该“有为而作”，文与道俱，同时又强调文学的个性价值，“文以达吾心，画以尽吾意”。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注重作品的社会功用和作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强调“文以载道”。但同时并未抹杀作家的创作个性，要求“画以尽吾意”。
一、“文以载道”与文学的社会功用
“文以载道”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观点，它受儒家文学观念的影响，主张文学要干预社会生活，承担政治、伦理、道德的教化责任。“文以载道”的观念萌芽于文学的早期阶段，从《诗经》的美刺传统到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再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诗歌理论《毛诗序》。“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阐述了诗歌在政治、道德、风俗等方面的社会功用。王粲明确肯定文学的教化功用，“人伦之守，大教之本”。挚虞倡导文学“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和“穷理尽性，以穷万物之宜”两方面的社会功用。陆机《文赋》中提到，文学“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2]的社会功用。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认为文学可以对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发挥作用。“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他把诗文看做“道”的体现，世界的本真，对人们具有教育、认识、知道的作用。
到宋代周敦颐的《通书·文辞》始见“文以载道”观念的正式提出，“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他将“文”比喻为车，将“道”比喻为车上的货物，实则是强调写作的目的是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为政治教化服务。文道关系的集大成者叶适就持“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3]的文章观，认为文章应该“发挥理义、有补世教”。“文以载道”中的“文”与“道”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内涵丰富而复杂。“文”狭可指文章、文学，广可指包括各艺术门类在内的文化艺术；“道”狭可指孔孟之道、黄老之道与自然之道，广可指各历史发展时期的思想道德、理念精神、文化心态。“文以载道”可延伸理解为每一朝代的文学作品都负载着时代精神、理念心态、审美情趣，通过文学作品载道的形式来实现文学宣扬教化的社会功用。文学作品能够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审美快感，让读者了解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获得文化、伦理、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并影响其价值观念、道德情操等精神品格的塑造，促使读者更加深刻的了解社会和人生。
二、“文以达心”与文学风格论
“文以达吾心”，要求文学作品反映作者个人的情感意志、创作风格和创作个性。从《诗经》时代的“诗言志，歌咏言”开始，人们就已经注意到了文学是表达个人感情和意志的工具，作家的创作个性直接影响着作品风格的形成。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批评，从文学早期就以风格作为主要的批评对象之一。早期的文学批评重视创作主体的人品道德，魏晋时代文学批评开始注重创作主体的创作个性，风格学初步形成。魏晋人物品鉴以超实用的审美观念，关照人物的风神个性之美，重精神而略皮相，推及文学批评，则着眼从作品的伦理教化内容转向文学的个性精神。[4]曹丕在《典论 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这里的“气”指作品的风格风貌和作者的气质才性。曹丕认为人的禀赋才性有清浊高低，所以为文有优劣高下之分。“文以气为主”之说，第一次真正把作品的个性提高到最重要的地位，这标志着文学个性风格论的形成。[5]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提到“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情”与“理”分别指作家的感性与理性。刘勰从创作过程来考察文学作品的风格，指出作家个性在形成文章风格过程中的作用。[6]《体性》的“体”指作品体貌风格，“性”指作家才性、情性。“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作者的性格、情性决定了作家的创作个性，而创作个性决定了作品的风格。
到了明清时期，受心学的影响，肯定自我、尊重情感的倾向不断增强，众多要求文学作品要表现作家情感和个性的言论层出不穷。李贽提出“童心说”，认为文学是真实情感的产物，文学作品应展现作者的真实性情和本然状态。明代公安三袁和清代袁枚提倡“性灵说”，认为诗文创作必须抒写作家的性灵，表现内心真情。胡应麟的“神韵说”，主张诗歌创作应当“从心所欲”，“信口”而出，发乎真情。[7]到了清代，王士祯把神韵作为诗歌创作的根本要求提出来。由此，作品中作者的个人情感一步步得到肯定、提倡和赞扬。
参考文献：
[1][2]李铎.中国古代文论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九：《赠薛子长》[M].北京：中华书局，1961.
[4][5]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夏东锋：风格与作家个性——《文心雕龙·体性》篇解读[J].文学界（理论版），2012（01）.
[7]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