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工科院校成立了文化研究所，并且出版了一套名为《困惑·思索·选择》的丛书，这在国内当属罕见。该所所长暨丛书主编陈奎德的《新自由论》最近问世。小三十二开本，淡棕红色封面，浅白色的书名，并不十分醒目。但是，打开扉页之后，清晰流畅的语言，循循善诱的说理却能使人手不释卷。六万多字篇幅的优点，在于能使读者一气呵成，无需累积两次以上阅读所获的不连贯印象。于是，不妨将随思随想的点滴信手拈来，以附骥尾，是体会、感触，还是交谈、商讨，都可以。不过，我还是要借题发挥，说一些未必一致的看法。
　　第一，关于自由的座标选择问题。实际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自由，有西方的自由，也有东方的自由。西方自由中，有卢梭式的多数人压制少数人的自由，也有洛克式的民主、平等的自由。在东方自由中，有皇帝的绝对自由，也有奴才的自由。这并不是混淆视听，亦非对《新自由论》的意蕴故作歪论。在我看来，既然要为东方的中国寻找一种合适的、建基于某种自由范式之上的新文化结构，就不能无视这块土壤上原有的东方式自由。黑格尔说，东方是一个人自由，即皇帝有自由。他没有忘记东方式自由。由于中国的家国一统，家长在家族范围内同样享有君主式的自由，因此，东方不止一个人自由。要是说皇帝有最彻底的自由，那么黄宇仁的《万历十五年》却证明皇帝的自由受着许多限制。当惯奴才的人并不觉得他有什么不自由，如果给予他常人所有的自由，他反而会觉得不自由。因此，几乎可以给自由下这样的定义：在其位而觉得其所。不得其所就是不自由。这是因人、因地而宜的，他人不可替代的。不同阶级、阶层、社会利益集团之间有完全不同的对自由不自由的感觉以及对自由的理想。近代数百年来，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寻求新的自由，是因为不再忍受于家长制、君主制之下的东方式自由。今天，家长制、君主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其政治土壤已遭风化。此时，介绍引进新的自由范式固然重要，深刻分析批判东方旧式自由、或在今天看来是不自由和反自由，同样显得必要。否则，西方毕竟是西方，中国骨子里仍然是东方。
　　既然说自由可定义为“在其位而觉得其所”，考究西方自由，就有贵族的自由、僧侣的自由，资产者的自由，或者广大中产阶级的自由。意思是说，总是在一定位置上的人们追求适合于他们所处位置的自由，一种自由总是同一定社会群体、集团相适应。那么，在中国，茫茫十几亿人群中，哪些人需要什么样的自由，新自由范式可望获得哪些人的认同、会受到哪些人的曲解，就不能不有所考虑。一个古老的民族不再是一张白纸，今天也不再是“五四”，先进分子喊出的自由口号会被救亡的内容填入而引起广泛的效应。马克思曾经诉诸无产阶级，毛泽东实际上诉诸农民，今天应该诉诸谁？工人、农民、个体户、干部、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他们的地位和所受的文化熏陶能使他们接受何种自由？还是应该期待新自由范式足以造成新的一批？
　　于是，有第二，东方旧式自由向西方自由的过渡为何可能？何以可能？重要的是在实践上何以可能？今天，虽然没有了皇帝，也没有了奴才，却仍然有无数专权者、无可奈何者。他们中有人能享受绝对的自由，也能忍受绝对的不自由，或者在这两极之间跳跃。但是，他们的共性却是能够抵御以独立人格、独立判断、独立意识为前提的自由。人为生存所需的利益决定人与社会、与他人相互依赖，人的人格尊严却要求人不依赖于他人。西方以契约关系、以等价交换原则来维持两者间的平衡。中国人的身份观念、人情观念却取消了人格的独立。这就是对自由的釜底抽薪。因此，自由不单纯是自由问题，也不是文化素养问题。
　　最后，引出第三，路在何方？
　　十年来中国思想界动荡、砥砺，其发端、其核心是国禁大开后对落后现状的震惊。思想精英们深感切肤之痛的是中西之间差距竟如此之大。在广大百姓的愤懑、困惑、呼喊、无奈之后，是思想者的思索、探寻、方案设计。但是，他们几乎奉行着一种共同的思想方法，即把视焦对准近代以来的中西发展。情有可原，中国唐宋之繁荣先进，早在西方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之前数百年，先进落后剖分之原因，当然要在先进落后开始分野处去寻找。说远一点，几乎自五四以来的思想家都奉行这种思想方法，当然也有例外。学习西方，企图按西方改造中国，使中国能追上西方，无论西体中用还是中体西用。然而，这种信念背后必须立得起两条逻辑前提：其一，中国文化应该、而且可以改弦更张；其二，思想动员的力量足以改变现实或至少可以成为伟大变革的前导。对于这两条前提，分别可以引出许多二律背反式的证明和争论，赞同和反对的理由会同样地充分。因此，我们避免跌进漩涡的深处，只谈方法问题。
　　显然，我说的，离开我想评论的那本书已经太远了。
　　
　　(《新自由论》，陈奎德著，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五月第一版，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