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亚洲时报》等媒体报道，从2005年5月到2006年5月，分别在国内五家媒体供职的五位编辑记者先后跳楼身亡。他们生前曾分别担任时政新闻部副主任、总编辑助理等重要职务，其中年龄最大的不过36岁，最小的仅29岁。据家人和同事的分析，他们的死亡原因分别涉及到工作压力、疾病折磨、家庭矛盾、人际关系的冲突、抑郁症等，而且几乎在辞世前都遭遇了多种原因交织而成的综合性压力。
　　
　　生命的戛然而止总令人感到沉痛。尤其是青年才俊撒手尘寰，对于这个需要不断开辟新的可能性的世界来说，总是一种剥夺和伤害。对于选择坚持下去的生者也是一个打击。
　　为什么要自杀?逝者已经无法回答。我们或许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一下这些风华正茂的逝者的内心生活：他们长期以来不能健康地表达自己对周遭环境、他人和自我的愤怒与失望，情绪无法得到释放，渐渐成为对自我的攻击与折磨，最终选择了摆脱。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葛瑞博士曾提出“缺乏爱的维他命N1”的说法。他说：“缺乏爱的维他命N1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个沉重的负担，凡事只能靠自己，但却不知道如何面对这样的责任。失去了与信仰的联系，我们会对自己和别人产生不合理的期望。”
　　新闻媒体的精英人士们走在时代的最前沿，承担着引领公众的责任。他们所面对的心灵冲突，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经济学家汪丁丁在分析官员自杀现象时提出的两种原因：“最具紧张关系和紧张关系最持久的场景转换”以及“更经常和更激烈地被中国社会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体系撕扯着”。这同样适用于分析媒体人士的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活。换句话说，在社会大转型当中，媒体人士是最多感受和体验到社会负面因素的一群，也是最早捕捉和把握到社会发展方向的一群。他们的内心生活当中，“价值体系”无法得到缓解，甚至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而他们遇到的问题，我们每一个社会转型期的亲历者也同样遇到了。
　　自杀源自内心生活的确良严重失衡：理想．的自我与现实的自我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与错位，达到无法调和的程度。最终以死亡的方式崩解。在无可逃避的冲突中，内心生活的绝对平衡似乎是不可能的。但保持内心生活的动态平衡则是一种基本的人性能力，为此我们需要在小时候接受到完整的、超功利的人文教育，在我们的内心，我们需要铺就一套完好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底色，这一套“精神的亮色”(钱理群教授语)应当包括对生命的敬畏，对未来的信心，对宇宙本体的信仰、对天地万物的爱惜。而这样的博爱情怀，对美好事物的信念，不应当是来自灌输与强制，而应当从童年时代的“赤子之心”、从小孩子尚未完全退失的那种与宇宙万物的一体感当中，得到延续与呵护。这样，在我们面对种种剧烈的冲突时，我们会知道如何选择，如何分辨，如何安顿，如何承担。
　　可惜，对于30多岁的这一代人来说，小时候接受的正统教育仍然暗示我们，个人的内心生活是无用的。父母的期待大多聚焦于功利的取得，而非自我的和谐。我们往往不大懂得敬畏生命、相信未来。在我们的分裂和混乱的个人生活中，那种本源意义上的与宇宙本体和天地万物的联系已经转化为强烈的内在焦虑，这就是美国心理学家约翰·葛瑞博士所谓“缺乏爱的维他命N1”。被忽略和遗忘的事物，以惩罚性的方式回到我们的内心生活当中。我们累、烦、焦躁、郁闷、不快乐，被心身疾病所折磨，我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良好的生活应该是有意义的，个体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潜能。自杀者对周遭环境，他火和自我的愤怒与失望，完全聚焦在对自我的攻击性情感上。成功是什么?经年驰骋于职场的自杀者，一般都很难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法国心理学家伊莎贝尔·菲丽奥莎曾说：“在那些自杀者身上，一定缺少_了什么东西，使他们觉得自己对他人没有足够的价值，才中断自己的生命。”除了不断争取更多的金钱和地位，自杀者无法想像还会有自己的力量所能够左右的，有意义的生活。这既有个人的成长史的原因。也和传统社会留给个人的余地不甚多有关。
　　不过，今日社会的大转型既造成压力又提供空间，以积极行动的方式重新拾回和守护内心生活的价值感，极有可能是医治生之恐惧的良药。胡适先生曾说：“我也许很久不将一军，但无一日不拱一卒。”对于社会的进步、人生的丰富、心灵的完善，点点滴滴的微小努力都有难以估量的价值。“日行一善”，是释放情绪和呵护自我的最佳方式。良好的生活，内心平衡的生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