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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隐性保险制度背景下，选取13家大中型商业银行2001—2011年的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银行规模与市场约束效应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商业银行规模越大，对市场约束作用削弱程度越强，对银行救助难度也越大；当第一大股东为国家或国有法人时，不论银行规模如何，市场约束明显减弱；考虑规模因素时，市场约束作用与银行资本结构和上市与否之间不存在直接关系，而盈利水平与市场约束作用的关系会受隐性保险制度影响。
关键词：银行规模；市场约束；大中型商业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2-0111-03
引言
最近几十年，全球的商业银行都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规模，许多银行的规模甚至庞大到足以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在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就有不少大型银行陷入困境，同时还将整个国家的经济都拖入深渊。特别是在2008年冰岛发生大型银行倒闭导致国家破产事件后，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都在思考，是否需要限制银行规模，以此降低国家经济可能面临的风险。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选择从市场约束角度入手，结合中国银行业的隐性保险制度，对银行规模与市场约束效应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此研究不仅贴合当下关于银行规模引发的风险管理研究趋势，还能填补国内在研究银行规模与市场约束关系方面的空缺，对中国银行业健康、持续、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国外相关文献，大致包括三条研究思路：第一条是关于银行业“大而不倒”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得较早，文献数量也较多，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究体系；第二条研究思路是考察银行规模与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关系；第三条思路是研究银行规模对市场约束效应的影响程度。国内现有的大部分文献都将关注点集中在了上述第一条研究思路上，即银行业“大而不倒”现象引发的风险与解决对策，在研究银行规模与商业银行市场约束关系方面存在大空缺：危勇（2008）在研究中证明了“大而不倒”政策的理论起因，并分析了银行道德风险行为与资产规模的扭曲关系；贾玉革（2009）在美国国际集团获得政府救助后向高管发放1.65亿美元奖金的背景下，探讨了如何防范大型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及防范；王信和周晴（2010）以次贷危机中的美国金融机构为例，认为解决“大而不倒”问题需要采取一系列更严格的监管措施；王刚（2012）以美国为典型案例，梳理了“大而不倒”政策演变发展的历史脉络，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以及政策启示；巴曙松、孙兴亮和朱元倩（2012）认为“大而不倒”问题其实是软约束问题，可以从系统性风险、道德风险和政府承诺机制三个角度硬化预算约束问题。
综合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国外的相关研究大都是以美国大型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由于美国经济、政治和法律环境等与中国银行业实际环境差异较大，其研究结果对于中国银行业的适用性不高；而国内现有的大部分文献都将关注点集中在了银行业“大而不倒”现象引发的风险与解决对策上，在研究银行规模与商业银行市场约束关系方面存在空缺。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以Asli Demirguc-Kunt and Harry Huiziinga（2011）的研究为基础，选取中国13家大中型商业银行2001—2011年的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在隐性保险制度的背景下，从市场约束角度切入，实证研究银行规模与商业银行市场约束效应的关系。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样本描述
（一）模型设定
为了分析银行规模与商业银行市场约束效应的关系，本文在Asli Demirguc-Kunt and Harry Huiziinga（2011）的研究方法基础上，建立模型如下：
MDi，t=α0+α1Sizei，t+α2Sizei，t2+α3NLSi，t+α4PSOi，t+α5CARi，t+α6ROAi，t+α7Listi，t+εi，t
其中，MD表示市场约束，Size表示银行规模，NLS表示银行第一大股东性质，PSO表示银行前十大股东中国有和国家法人股份之和，CAR表示银行资本充足率，ROA表示银行资产收益率，List表示银行是否上市。
（二）变量的解释及测算
由于本文要考察隐性保险制度下银行规模与商业银行市场约束效应的关系，因此选取市场约束（MD）为因变量，银行规模（Size、Size2）和隐性保险制度（NLS、PSO）为自变量，再加入三个控制变量——银行资本充足率（CAR）、银行资产收益率（ROA）和上市指标（List）。
本文对于MD的度量，采用“银行存款余额增长率”表示。目前大部分研究银行业市场约束的实证文献对于市场约束的度量，主要从投资者和客户两个角度切入。这两个切入角度并不存在孰优孰劣，主要是根据研究目的与实际情况的不同进行选择。由于中国目前的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和完善，股票价格与证券收益并不能及时有效地反应市场约束效应的变化，再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所以本文从客户角度切入，采用银行存款余额增长率作为市场约束效应的度量指标；对于Size的度量，采用“期末银行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对于NLS的度量，采用“第一大股东属性”表示，如果第一大股东为国家或国有法人，取值为1，其他属性则取值为0。之所以选择这种度量方法，是因为第一大股东为国有属性时，隐性保险制度对其的保护程度相较而言会更强，市场约束效应会被弱化；对于PSO的度量，采用“银行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及国家法人股之和”表示，如果国有股及国家法人股之和大于50%，取值为1，小于等于50%则取值为0。其中，国有法人股主要包括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央汇金”）、国家及个地方财政部门、国资委及地方国资委下属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等；除了上述变量外，本文还选择CAR和ROA作为控制变量，分别反映银行的资本结构和盈利能力；List作为上市虚拟变量，这是为了控制银行上市的影响，用来考察上市前后利益相关者对银行约束效应的差异。变量释义及测算方法（如表1所示）。 （三）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13家大中型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
数据样本期为2001—2011年，由于各商业银行的成立时间、上市时间和信息披露时间各不相同，各银行的样本数量并不完全一致。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各银行年报和《中国金融年鉴》；对于样本银行在年度报告中公布的集团数据和本行数据，除本行数据缺失外，均采用后者；样本银行的数据采集以调整后的数据为准。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计量方法
面板数据常用的估计方法包括固定效应法（FE）和随机效应法（RE），其根本区别在于对误差项与自变量是否相关的假设不同。使用Hausman 检验表明：两种方法的回归系数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应选择随机效应法，但运用Modified Wald test方法检验发现存在组间异方差，故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Stata12.0软件对模型进行了参数估计，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z值；标注***、**、*分别表示通过1%、5%、10%的显著性检验。
1.从银行规模（Sixe、Sixe2）与市场约束的关系看：根据Asli Demirguc-Kunt and Harry Huiziinga（2011）的研究思路，Size和Size2两个指标虽然都用来度量银行规模，但是检验的目标存在差别：Size用来检验“大而不倒”（too-big-to-fail）的程度，而Size2用来检验“大到无法救助”（too-big-to-be-rescued）的难度。从上页表2的回归结果中可知Size和Size2在方程（1）和（2）中分别取得了负系数符号和正系数符号，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个结果表明，不论是否考虑隐性保险制度，商业银行规模越大，对市场约束作用的削弱程度越强，而对银行进行救助的难度也越大。
这个结果同大部分研究文献的结论一致，也符合中国银行业的现实情况。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处理部分有问题的银行：1998年，财政部发行2 700亿人民币特别国债，补充四大商业银行资本金；同年成立中央汇金，剥离四大商业银行1.4万亿人民币不良贷款；2004年，中央汇金向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425亿美元；2007年，中央汇金先后分别向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光大银行注资400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等值美元。从上述措施可以发现，得到政府资本金补充、不良贷款剥离和注资的银行，都是资产总额占银行业资产总额比例之和超过50%的大型银行。因为政府承受不了这些大型银行出现问题后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就只能提前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从本质上讲，这也是由于银行规模过于庞大而造成的后遗症。
2.从隐性保险制度（NLS、PSO）与市场约束的关系看，第一大股东性质与NLS银行前十大股东中国有和国家法人股份之和PSO，在方程（2）中分别取得了负系数符号和正系数符号，且NLS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个结果表明，不论银行规模如何，当第一大股东为国家或国有法人时，银行受到的市场约束作用明显降低。
这个结果符合中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因为当银行第一大股东为国家或国有法人时，银行的利益相关者会直接将银行信用等同于国家信用，再加上银行业普遍存在的“大而不倒”现象，就造成了回归结果中银行第一大股东性质与市场约束作用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3.从控制变量（CAR、ROA、List）与市场约束的关系看：银行资本充足率CAR和上市指标List，在方程（1）和（2）中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考虑银行规模的情况下，市场约束作用与银行资本结构和上市与否之间不存在直接关系。而银行资产收益率在方程（1）中不仅取得了负系数符号，还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在方程（2）中只取得了负系数符号，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不考虑隐性保险制度的情况下，盈利水平越高的银行受到的市场约束作用越低；但在考虑隐性保险制度因素后，银行盈利水平与市场约束作用之间就不存在直接关系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是因为本文选取的13家样本银行都属于大中型甚至超大型商业银行，其资产额占银行业总资产额比例之和在样本期间内分别为60.39%、69.62%、69.48%、67.74%、67.26%、66.89%、65.39%、66.04%、66.02%、64.67%和64.19%。由于“大而不倒”观念根深蒂固，银行的利益相关者认为：只要规模足够大，政府因为承受不了这些银行出现问题后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所以不论银行资本结构和盈利水平如何，是否上市，政府都会对其进行干预、救助，利益相关者也就不需要对其进行监督，市场约束也就失效。
结论
本文以Asli Demirguc-Kunt and Harry Huiziinga（2011）的研究为基础，选取中国13家大中型商业银行2001—2011年的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在隐性保险制度的背景下，从市场约束角度切入，实证研究了银行规模与商业银行市场约束效应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不论是否考虑隐性保险制度，商业银行规模越大，对市场约束作用的削弱程度越强，对银行进行救助的难度也越大；不论银行规模如何，当第一大股东为国家或国有法人时，银行受到的市场约束作用明显降低；在考虑银行规模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受到的市场约束作用与银行资本结构和上市与否之间不存在直接关系，而银行盈利水平与市场约束作用之间的关系会受到隐性保险制度的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银行业相关监管机构可以依据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建议，建立有效处置大型银行的政策框架，主要包括：对于资产规模超过一定标准的大型甚至超大型商业银行，提高其审慎监管标准，比如集中度限制、流动性监管要求、压力测试要求以及全面风险管理要求等等；推进法律改革，建立股东和债权人按先后顺序吸收损失的机制和以自救为基础的重组机制，防止大型银行利用“大而不倒”地位获得不公平利益。
参考文献：
[1] 危勇.“大而不倒”救助政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J].南方金融，2008，（3）：24-29.
[2] 贾玉革.金融机构“大而不倒”中的道德风险及其防范[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8）：40-43.
[3] 王信，周晴.“大而不倒”问题的解决方案——以次贷危机中的美国金融机构为例[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6）：157-165.
[4] 王刚.金融机构“大而不倒”问题：发展沿革、解决方案与政策启示[J].上海金融，2012，（2）：34-38.
[5] 巴曙松，孙兴亮，朱元倩.如何应对“大而不倒”问题？——基于软预算约束理论的视角[J].国际经济评论，2012，（4）：81-92.
[6] Asli Demirguc-Kunt，and Harry Huiziinga，Do we need big banks？ Evidence on performance，strategy and market discipline[W].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11，5576.
[责任编辑 吴明宇]
关键词：银行规模；市场约束；大中型商业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2-0111-03
引言
最近几十年，全球的商业银行都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规模，许多银行的规模甚至庞大到足以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在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就有不少大型银行陷入困境，同时还将整个国家的经济都拖入深渊。特别是在2008年冰岛发生大型银行倒闭导致国家破产事件后，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都在思考，是否需要限制银行规模，以此降低国家经济可能面临的风险。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选择从市场约束角度入手，结合中国银行业的隐性保险制度，对银行规模与市场约束效应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此研究不仅贴合当下关于银行规模引发的风险管理研究趋势，还能填补国内在研究银行规模与市场约束关系方面的空缺，对中国银行业健康、持续、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国外相关文献，大致包括三条研究思路：第一条是关于银行业“大而不倒”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得较早，文献数量也较多，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究体系；第二条研究思路是考察银行规模与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关系；第三条思路是研究银行规模对市场约束效应的影响程度。国内现有的大部分文献都将关注点集中在了上述第一条研究思路上，即银行业“大而不倒”现象引发的风险与解决对策，在研究银行规模与商业银行市场约束关系方面存在大空缺：危勇（2008）在研究中证明了“大而不倒”政策的理论起因，并分析了银行道德风险行为与资产规模的扭曲关系；贾玉革（2009）在美国国际集团获得政府救助后向高管发放1.65亿美元奖金的背景下，探讨了如何防范大型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及防范；王信和周晴（2010）以次贷危机中的美国金融机构为例，认为解决“大而不倒”问题需要采取一系列更严格的监管措施；王刚（2012）以美国为典型案例，梳理了“大而不倒”政策演变发展的历史脉络，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以及政策启示；巴曙松、孙兴亮和朱元倩（2012）认为“大而不倒”问题其实是软约束问题，可以从系统性风险、道德风险和政府承诺机制三个角度硬化预算约束问题。
综合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国外的相关研究大都是以美国大型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由于美国经济、政治和法律环境等与中国银行业实际环境差异较大，其研究结果对于中国银行业的适用性不高；而国内现有的大部分文献都将关注点集中在了银行业“大而不倒”现象引发的风险与解决对策上，在研究银行规模与商业银行市场约束关系方面存在空缺。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以Asli Demirguc-Kunt and Harry Huiziinga（2011）的研究为基础，选取中国13家大中型商业银行2001—2011年的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在隐性保险制度的背景下，从市场约束角度切入，实证研究银行规模与商业银行市场约束效应的关系。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样本描述
（一）模型设定
为了分析银行规模与商业银行市场约束效应的关系，本文在Asli Demirguc-Kunt and Harry Huiziinga（2011）的研究方法基础上，建立模型如下：
MDi，t=α0+α1Sizei，t+α2Sizei，t2+α3NLSi，t+α4PSOi，t+α5CARi，t+α6ROAi，t+α7Listi，t+εi，t
其中，MD表示市场约束，Size表示银行规模，NLS表示银行第一大股东性质，PSO表示银行前十大股东中国有和国家法人股份之和，CAR表示银行资本充足率，ROA表示银行资产收益率，List表示银行是否上市。
（二）变量的解释及测算
由于本文要考察隐性保险制度下银行规模与商业银行市场约束效应的关系，因此选取市场约束（MD）为因变量，银行规模（Size、Size2）和隐性保险制度（NLS、PSO）为自变量，再加入三个控制变量——银行资本充足率（CAR）、银行资产收益率（ROA）和上市指标（List）。
本文对于MD的度量，采用“银行存款余额增长率”表示。目前大部分研究银行业市场约束的实证文献对于市场约束的度量，主要从投资者和客户两个角度切入。这两个切入角度并不存在孰优孰劣，主要是根据研究目的与实际情况的不同进行选择。由于中国目前的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和完善，股票价格与证券收益并不能及时有效地反应市场约束效应的变化，再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所以本文从客户角度切入，采用银行存款余额增长率作为市场约束效应的度量指标；对于Size的度量，采用“期末银行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对于NLS的度量，采用“第一大股东属性”表示，如果第一大股东为国家或国有法人，取值为1，其他属性则取值为0。之所以选择这种度量方法，是因为第一大股东为国有属性时，隐性保险制度对其的保护程度相较而言会更强，市场约束效应会被弱化；对于PSO的度量，采用“银行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及国家法人股之和”表示，如果国有股及国家法人股之和大于50%，取值为1，小于等于50%则取值为0。其中，国有法人股主要包括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央汇金”）、国家及个地方财政部门、国资委及地方国资委下属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等；除了上述变量外，本文还选择CAR和ROA作为控制变量，分别反映银行的资本结构和盈利能力；List作为上市虚拟变量，这是为了控制银行上市的影响，用来考察上市前后利益相关者对银行约束效应的差异。变量释义及测算方法（如表1所示）。 （三）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13家大中型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
数据样本期为2001—2011年，由于各商业银行的成立时间、上市时间和信息披露时间各不相同，各银行的样本数量并不完全一致。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各银行年报和《中国金融年鉴》；对于样本银行在年度报告中公布的集团数据和本行数据，除本行数据缺失外，均采用后者；样本银行的数据采集以调整后的数据为准。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计量方法
面板数据常用的估计方法包括固定效应法（FE）和随机效应法（RE），其根本区别在于对误差项与自变量是否相关的假设不同。使用Hausman 检验表明：两种方法的回归系数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应选择随机效应法，但运用Modified Wald test方法检验发现存在组间异方差，故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Stata12.0软件对模型进行了参数估计，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z值；标注***、**、*分别表示通过1%、5%、10%的显著性检验。
1.从银行规模（Sixe、Sixe2）与市场约束的关系看：根据Asli Demirguc-Kunt and Harry Huiziinga（2011）的研究思路，Size和Size2两个指标虽然都用来度量银行规模，但是检验的目标存在差别：Size用来检验“大而不倒”（too-big-to-fail）的程度，而Size2用来检验“大到无法救助”（too-big-to-be-rescued）的难度。从上页表2的回归结果中可知Size和Size2在方程（1）和（2）中分别取得了负系数符号和正系数符号，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个结果表明，不论是否考虑隐性保险制度，商业银行规模越大，对市场约束作用的削弱程度越强，而对银行进行救助的难度也越大。
这个结果同大部分研究文献的结论一致，也符合中国银行业的现实情况。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处理部分有问题的银行：1998年，财政部发行2 700亿人民币特别国债，补充四大商业银行资本金；同年成立中央汇金，剥离四大商业银行1.4万亿人民币不良贷款；2004年，中央汇金向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425亿美元；2007年，中央汇金先后分别向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光大银行注资400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等值美元。从上述措施可以发现，得到政府资本金补充、不良贷款剥离和注资的银行，都是资产总额占银行业资产总额比例之和超过50%的大型银行。因为政府承受不了这些大型银行出现问题后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就只能提前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从本质上讲，这也是由于银行规模过于庞大而造成的后遗症。
2.从隐性保险制度（NLS、PSO）与市场约束的关系看，第一大股东性质与NLS银行前十大股东中国有和国家法人股份之和PSO，在方程（2）中分别取得了负系数符号和正系数符号，且NLS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个结果表明，不论银行规模如何，当第一大股东为国家或国有法人时，银行受到的市场约束作用明显降低。
这个结果符合中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因为当银行第一大股东为国家或国有法人时，银行的利益相关者会直接将银行信用等同于国家信用，再加上银行业普遍存在的“大而不倒”现象，就造成了回归结果中银行第一大股东性质与市场约束作用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3.从控制变量（CAR、ROA、List）与市场约束的关系看：银行资本充足率CAR和上市指标List，在方程（1）和（2）中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考虑银行规模的情况下，市场约束作用与银行资本结构和上市与否之间不存在直接关系。而银行资产收益率在方程（1）中不仅取得了负系数符号，还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在方程（2）中只取得了负系数符号，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不考虑隐性保险制度的情况下，盈利水平越高的银行受到的市场约束作用越低；但在考虑隐性保险制度因素后，银行盈利水平与市场约束作用之间就不存在直接关系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是因为本文选取的13家样本银行都属于大中型甚至超大型商业银行，其资产额占银行业总资产额比例之和在样本期间内分别为60.39%、69.62%、69.48%、67.74%、67.26%、66.89%、65.39%、66.04%、66.02%、64.67%和64.19%。由于“大而不倒”观念根深蒂固，银行的利益相关者认为：只要规模足够大，政府因为承受不了这些银行出现问题后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所以不论银行资本结构和盈利水平如何，是否上市，政府都会对其进行干预、救助，利益相关者也就不需要对其进行监督，市场约束也就失效。
结论
本文以Asli Demirguc-Kunt and Harry Huiziinga（2011）的研究为基础，选取中国13家大中型商业银行2001—2011年的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在隐性保险制度的背景下，从市场约束角度切入，实证研究了银行规模与商业银行市场约束效应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不论是否考虑隐性保险制度，商业银行规模越大，对市场约束作用的削弱程度越强，对银行进行救助的难度也越大；不论银行规模如何，当第一大股东为国家或国有法人时，银行受到的市场约束作用明显降低；在考虑银行规模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受到的市场约束作用与银行资本结构和上市与否之间不存在直接关系，而银行盈利水平与市场约束作用之间的关系会受到隐性保险制度的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银行业相关监管机构可以依据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建议，建立有效处置大型银行的政策框架，主要包括：对于资产规模超过一定标准的大型甚至超大型商业银行，提高其审慎监管标准，比如集中度限制、流动性监管要求、压力测试要求以及全面风险管理要求等等；推进法律改革，建立股东和债权人按先后顺序吸收损失的机制和以自救为基础的重组机制，防止大型银行利用“大而不倒”地位获得不公平利益。
参考文献：
[1] 危勇.“大而不倒”救助政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J].南方金融，2008，（3）：24-29.
[2] 贾玉革.金融机构“大而不倒”中的道德风险及其防范[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8）：40-43.
[3] 王信，周晴.“大而不倒”问题的解决方案——以次贷危机中的美国金融机构为例[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6）：157-165.
[4] 王刚.金融机构“大而不倒”问题：发展沿革、解决方案与政策启示[J].上海金融，2012，（2）：34-38.
[5] 巴曙松，孙兴亮，朱元倩.如何应对“大而不倒”问题？——基于软预算约束理论的视角[J].国际经济评论，2012，（4）：81-92.
[6] Asli Demirguc-Kunt，and Harry Huiziinga，Do we need big banks？ Evidence on performance，strategy and market discipline[W].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11，5576.
[责任编辑 吴明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