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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逝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两岸关系起伏的见证者、两岸互动交流的传话者、“汪辜会谈”的做东者和两岸和平统一的笃信者，李光耀在两岸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既是新加坡的国家利益之所系，也是李光耀独特个人魅力所展现的结果。未来，随着两岸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新加坡在两岸关系中仍然可能扮演一定的独特作用。
李光耀的四重角色
两岸关系起伏的见证者。李光耀见证了两岸关系40余年的起伏发展，从其访问两岸的次数可见一斑。据台湾媒体报道，自1973年5月首次访问台湾起，李光耀访台超过25次；自1976年首访大陆起，李光耀访问大陆也达到33次。
李光耀访问两岸，除了谈新加坡与两岸的关系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两岸关系本身。陈水扁当局的首任“行政院长”唐飞在《台北和平之春》一书中透露，2000年9月，李光耀在陈水扁上任四个月后飞赴台湾，行程第一项就是与唐飞会面，“了解台湾的政治现况”。李光耀认为“看来台湾麻烦了”，而事后两岸关系的发展也证明，他的判断具有相当的准确性。
两岸互动交流的传话者。在两岸敌视对抗、互不往来的年代，李光耀扮演着传话者的角色。至于为何没有成为调停者，除了新加坡国力和影响力有限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两岸关系极度复杂敏感。1996年“台海危机”时，李光耀曾试图调停，但后来知难而退。其后，由于他与李登辉和陈水扁的互动关系不佳，最后“决定置身事外”。李光耀本人也曾明确否认充当两岸调解人的说法，声称仅仅是在蒋经国时期曾代为传话。
美国哈佛大学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荣誉教授傅高义披露，邓小平曾经通过李光耀向蒋经国传话，询问可否实现两岸领导人会面。“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丁戴维也曾在回忆录中提及，1990年前后两岸得以进行渔业问题协商，与李光耀的居中传话协调有一定的关系。台湾海基会前副董事长兼秘书邱进益称，李光耀常说“台湾是老朋友，而大陆是新朋友”。李光耀每次访问大陆后，常会赴台与蒋经国“分享对大陆及国际情势的观察”。
“汪辜会谈”的做东者。1993年，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首次正式接触，开启了“汪辜会谈”。由于该会谈在新加坡举行，且李光耀一直穿梭于两岸之间，外界认为李光耀是会谈的促成者。但当年参与“汪辜会谈”实际运作的邱进益称，“汪辜会谈”的最初地点曾考虑在香港、东京等地，但由于种种原因被否决。后来，为了回报李光耀奔走两岸之间的人情，决定将地点选在新加坡。实际上，在“汪辜会谈”之前，两会工作人员也进行了数轮谈判，其中并未看见新加坡人的身影。因此，李光耀不是“汪辜会谈”的促成人，而是做东者。李光耀也曾经讲，新加坡的角色是提供场地，不参与讨论，也不充当调解人。
李光耀为确保“汪辜会谈”的顺利举行做了大量工作。据称，在邱进益当面告知李光耀希望在新加坡举办“汪辜会谈”后，李光耀不仅十分欢迎，而且表示很荣幸，立即指示新加坡外交部官员与两岸相关部门联络，承诺提供一切所需的后勤资源。新加坡警方也对组团赴新的“台独”分子采取了果断措施，及时制止和驱离。当年举办“汪辜会谈”的海皇大厦至今仍将会谈现场原样保留，供游人参观。
两岸和平统一的笃信者。李光耀一直认为，两岸必将走向统一，根本不存在“台湾独立”的空间。“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是时间的问题，这是任何国家无法阻挡的”。在《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中，李光耀说，虽然民调显示支持“独立”的台湾人多于支持统一者，但是这和台湾是否将与大陆统一无关，台湾的命运由两岸的现实力量和美国是否介入决定。在两岸的现实力量方面，大陆对台湾的实力优势逐渐拉大，大陆的经济实力已经是台湾的20倍有余。在美国的态度方面，“美国不会为了台湾与中国大陆打仗”。李光耀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承认“台独”，“台独”在国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空间。两岸未来实现统一的方式，不是大陆使用武力，而是两岸渐进式的经济整合。
据称，李光耀之所以与李登辉闹僵，并在陈水扁执政的后六年没有访台，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二人对两岸关系的主张不同。李光耀认为，李登辉“抒发分离主义的情绪，低估中国统一的意愿”。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国务院电文显示，2007年李光耀与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会面时谈称，陈水扁是个“赌徒”，可能会孤注一掷推动“台独”。
现实主义的大师
李光耀积极参与到两岸关系发展中，并扮演一定角色，是由以下四方面因素促成的。
第一，台海和平攸关新加坡利益。新加坡作为亚洲小国，国土面积仅有北京五环以内城区那么大，人口500多万，经济发展是典型的外贸驱动型，国家利益紧系于亚太和平稳定。在亚洲地区，二战以来有两个最为敏感的、也最容易引发战争的“着火点”：一是台湾问题，二是朝鲜半岛问题。台湾不仅距离新加坡更近，而且双方关系更为密切。1996年3月，在台海危机迟迟难以落幕的情况下，李光耀公开发出呼吁，“中国领袖说我是他们的老朋友，而我和台湾却是更老的朋友。任何一方受到伤害，新加坡都会蒙受损失。如果双方都受到破坏，新加坡的损失就加倍惨重。惟有‘中台’双方繁荣富强，相互合作争取共荣，新加坡才能从中受惠。”时至今日，新加坡一直是台湾问题的密切关注者。每当两岸关系发展出现波折或取得重大进展，新加坡总是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第二，华人血统的情感因素。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人口的3/4为华人。李光耀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属于“纯正华人血统”。中国改革开放后，海外华人华侨为祖国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台湾问题上，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都希望看到两岸和平稳定，希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李光耀作为其中的一份子，想必内心也有这种情愫。
第三，与两岸领导人的良好关系。李光耀是为数不多的与台湾和大陆领导人都保持良好关系的外国领导人。在大陆方面，李光耀与新中国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历代领导人都见过面。1976年，李光耀登陆大陆，前往中南海与毛泽东见面。1978年，邓小平在复出后不久就访问了当时尚未与中国建交的新加坡，邓李二人在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的理念和观点颇为相似。李光耀去世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张高丽等四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向新加坡发去唁电，足见中国政府的重视程度。在台湾方面，李光耀与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和马英九都有过会面，其中与蒋经国的关系最深。据称，蒋经国曾多次亲赴机场为李光耀接机，即使在身患糖尿病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此外，据曾任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透露，二人之间的通信“笔锋常带感情”。李光耀去世后，已经身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马英九亲赴新加坡吊唁。
第四，个人的政治抱负与智慧。李光耀有巨大的政治抱负和智慧，他担任新加坡总理长达25年，被尊为“国父”。在国际上，李光耀展现出“小国巨人”的风采，在中美之间大玩“平衡木”游戏，并为其他国家和地区领导人指点迷津。英国已故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表示，除了李光耀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袖令她如此佩服。
在后李光耀时代，随着两岸直接接触的继续增多，新加坡在两岸间的作用大幅降低。但是，新加坡作为台海和平的利益攸关者和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对两岸关系发展仍可能发挥一定的独特作用。两岸关系发展不仅需要得到两岸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也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鼓励。2008年两岸关系逐步迈入和平发展轨道，新加坡作为两岸关系改善的受益者，一直鼓励马英九当局和台湾社会与大陆发展和平稳定的关系，这有助于缓解“台独”势力对国民党和马英九的压力。如果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出现新的起伏，新加坡对“台独”势力也具有某种制约效果。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台湾所助理研究员）
李光耀的四重角色
两岸关系起伏的见证者。李光耀见证了两岸关系40余年的起伏发展，从其访问两岸的次数可见一斑。据台湾媒体报道，自1973年5月首次访问台湾起，李光耀访台超过25次；自1976年首访大陆起，李光耀访问大陆也达到33次。
李光耀访问两岸，除了谈新加坡与两岸的关系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两岸关系本身。陈水扁当局的首任“行政院长”唐飞在《台北和平之春》一书中透露，2000年9月，李光耀在陈水扁上任四个月后飞赴台湾，行程第一项就是与唐飞会面，“了解台湾的政治现况”。李光耀认为“看来台湾麻烦了”，而事后两岸关系的发展也证明，他的判断具有相当的准确性。
两岸互动交流的传话者。在两岸敌视对抗、互不往来的年代，李光耀扮演着传话者的角色。至于为何没有成为调停者，除了新加坡国力和影响力有限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两岸关系极度复杂敏感。1996年“台海危机”时，李光耀曾试图调停，但后来知难而退。其后，由于他与李登辉和陈水扁的互动关系不佳，最后“决定置身事外”。李光耀本人也曾明确否认充当两岸调解人的说法，声称仅仅是在蒋经国时期曾代为传话。
美国哈佛大学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荣誉教授傅高义披露，邓小平曾经通过李光耀向蒋经国传话，询问可否实现两岸领导人会面。“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丁戴维也曾在回忆录中提及，1990年前后两岸得以进行渔业问题协商，与李光耀的居中传话协调有一定的关系。台湾海基会前副董事长兼秘书邱进益称，李光耀常说“台湾是老朋友，而大陆是新朋友”。李光耀每次访问大陆后，常会赴台与蒋经国“分享对大陆及国际情势的观察”。
“汪辜会谈”的做东者。1993年，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首次正式接触，开启了“汪辜会谈”。由于该会谈在新加坡举行，且李光耀一直穿梭于两岸之间，外界认为李光耀是会谈的促成者。但当年参与“汪辜会谈”实际运作的邱进益称，“汪辜会谈”的最初地点曾考虑在香港、东京等地，但由于种种原因被否决。后来，为了回报李光耀奔走两岸之间的人情，决定将地点选在新加坡。实际上，在“汪辜会谈”之前，两会工作人员也进行了数轮谈判，其中并未看见新加坡人的身影。因此，李光耀不是“汪辜会谈”的促成人，而是做东者。李光耀也曾经讲，新加坡的角色是提供场地，不参与讨论，也不充当调解人。
李光耀为确保“汪辜会谈”的顺利举行做了大量工作。据称，在邱进益当面告知李光耀希望在新加坡举办“汪辜会谈”后，李光耀不仅十分欢迎，而且表示很荣幸，立即指示新加坡外交部官员与两岸相关部门联络，承诺提供一切所需的后勤资源。新加坡警方也对组团赴新的“台独”分子采取了果断措施，及时制止和驱离。当年举办“汪辜会谈”的海皇大厦至今仍将会谈现场原样保留，供游人参观。
两岸和平统一的笃信者。李光耀一直认为，两岸必将走向统一，根本不存在“台湾独立”的空间。“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是时间的问题，这是任何国家无法阻挡的”。在《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中，李光耀说，虽然民调显示支持“独立”的台湾人多于支持统一者，但是这和台湾是否将与大陆统一无关，台湾的命运由两岸的现实力量和美国是否介入决定。在两岸的现实力量方面，大陆对台湾的实力优势逐渐拉大，大陆的经济实力已经是台湾的20倍有余。在美国的态度方面，“美国不会为了台湾与中国大陆打仗”。李光耀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承认“台独”，“台独”在国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空间。两岸未来实现统一的方式，不是大陆使用武力，而是两岸渐进式的经济整合。
据称，李光耀之所以与李登辉闹僵，并在陈水扁执政的后六年没有访台，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二人对两岸关系的主张不同。李光耀认为，李登辉“抒发分离主义的情绪，低估中国统一的意愿”。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国务院电文显示，2007年李光耀与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会面时谈称，陈水扁是个“赌徒”，可能会孤注一掷推动“台独”。
现实主义的大师
李光耀积极参与到两岸关系发展中，并扮演一定角色，是由以下四方面因素促成的。
第一，台海和平攸关新加坡利益。新加坡作为亚洲小国，国土面积仅有北京五环以内城区那么大，人口500多万，经济发展是典型的外贸驱动型，国家利益紧系于亚太和平稳定。在亚洲地区，二战以来有两个最为敏感的、也最容易引发战争的“着火点”：一是台湾问题，二是朝鲜半岛问题。台湾不仅距离新加坡更近，而且双方关系更为密切。1996年3月，在台海危机迟迟难以落幕的情况下，李光耀公开发出呼吁，“中国领袖说我是他们的老朋友，而我和台湾却是更老的朋友。任何一方受到伤害，新加坡都会蒙受损失。如果双方都受到破坏，新加坡的损失就加倍惨重。惟有‘中台’双方繁荣富强，相互合作争取共荣，新加坡才能从中受惠。”时至今日，新加坡一直是台湾问题的密切关注者。每当两岸关系发展出现波折或取得重大进展，新加坡总是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第二，华人血统的情感因素。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人口的3/4为华人。李光耀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属于“纯正华人血统”。中国改革开放后，海外华人华侨为祖国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台湾问题上，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都希望看到两岸和平稳定，希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李光耀作为其中的一份子，想必内心也有这种情愫。
第三，与两岸领导人的良好关系。李光耀是为数不多的与台湾和大陆领导人都保持良好关系的外国领导人。在大陆方面，李光耀与新中国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历代领导人都见过面。1976年，李光耀登陆大陆，前往中南海与毛泽东见面。1978年，邓小平在复出后不久就访问了当时尚未与中国建交的新加坡，邓李二人在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的理念和观点颇为相似。李光耀去世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张高丽等四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向新加坡发去唁电，足见中国政府的重视程度。在台湾方面，李光耀与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和马英九都有过会面，其中与蒋经国的关系最深。据称，蒋经国曾多次亲赴机场为李光耀接机，即使在身患糖尿病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此外，据曾任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透露，二人之间的通信“笔锋常带感情”。李光耀去世后，已经身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马英九亲赴新加坡吊唁。
第四，个人的政治抱负与智慧。李光耀有巨大的政治抱负和智慧，他担任新加坡总理长达25年，被尊为“国父”。在国际上，李光耀展现出“小国巨人”的风采，在中美之间大玩“平衡木”游戏，并为其他国家和地区领导人指点迷津。英国已故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表示，除了李光耀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袖令她如此佩服。
在后李光耀时代，随着两岸直接接触的继续增多，新加坡在两岸间的作用大幅降低。但是，新加坡作为台海和平的利益攸关者和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对两岸关系发展仍可能发挥一定的独特作用。两岸关系发展不仅需要得到两岸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也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鼓励。2008年两岸关系逐步迈入和平发展轨道，新加坡作为两岸关系改善的受益者，一直鼓励马英九当局和台湾社会与大陆发展和平稳定的关系，这有助于缓解“台独”势力对国民党和马英九的压力。如果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出现新的起伏，新加坡对“台独”势力也具有某种制约效果。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台湾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