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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18日，诗人携妻子从宁夏银川，坐车走了十几个小时，刚回到已经离开了大半年的老家，还没来得及清理一下满面的风尘，债主就来了，诗人回家的喜悦瞬间变成了忧愁。
这一夜，在没有炉火的冰冷房间里，他流着泪写下了诗行：前脚进门/“黄世仁”就跟了进来/掏完诗歌/剩下的便是一沓毛票/远差十万八千里的归还/触落了一把老泪纵横/欢跃的孩子是家唯一的安慰……
诗人的笔名叫泾芮，1981年6月18日，他出生在甘肃省泾川县芮丰乡同中村，一个大山里的农户家。他只有初中文化，由于发表的诗作多，喜欢他作品的人便称他为“诗人”，而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他，却始终觉得自己就是个地道的农民。
这是记者第一次钻进土炕的被窝里，采访同样钻在被窝里的当事人。腊月的大山里，屋子里没有炉火，刚倒的一杯开水，喝完一口，放下一会儿，再端起的时候，已是冰冷刺骨，只有被干牛粪烧热的土炕，才能抵御周遭的严寒。
或许是被屋子里的寒冷冻木了，或许是生活使他变得麻木，谈话时，诗人的面部几乎没有表情变化，他半低着头娓娓叙述着：“上完初中，我就再也不想继续念书了，我就想着出去打工，能为父母和家庭分担些重担。”那时泾芮只有17岁，时间是1998年。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指辍学），也没有恨过父母，他们已经尽力了，家里太穷了，确实没有办法。”他说，“穷”不是由于父母没本事造成的，而是一种普遍性的穷困。
诗人的生活源头：民生艰难
这里究竟穷到了何种地步？记者随机走访了十几个家庭，在腊月的严寒中，他们几乎没有火炉取暖，晚上睡觉，只能靠提前晒干的牛粪烧热土炕，抵御寒气。记者晚上躺在土炕上，被烘得滚烫的土炕，透过炕上仅铺的一张竹凉席和薄褥子灼烤着身体，而其上却是穿过薄被不断向肢体侵袭的寒冷，露在被子外边的脸和耳朵都被冻得发麻发疼，身体下热上冷，人实在难以入睡。
这里不少村民家里还存在着严重的“粮荒”。离同中村不远的百烟村，村民家的粮食普遍不够吃。李有存家里一共有5口人，妻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全家人只种有1亩地，每年也就能打200多斤小麦。看过他家的两个房间，也就剩下一袋多小麦，屋子里同样没有火，刚满两岁的儿子光着脚丫站在只铺着一张破竹凉席的土炕上，用手摸一摸，寒冷立刻传来，而炕上只有两条已经露出棉絮的被子。
李有存的二女儿李红芳，12岁就辍学到泾川县城的一个小饭店打工，岁数小再加上人长得瘦弱，给顾客端不好饭，经常挨骂，老板还不让她吃饱饭。父亲一次到县城看她，问她想要什么，打算花钱给她买，她告诉父亲想要两个馍，父亲心疼她，就没再让她去饭店。今年她已经16岁了，自己到甘肃省平凉市做了保姆。
大女儿李秀芳，13岁才入学，今年17岁，刚上完三年级。放寒假前，爸爸就找到学校告诉老师，说下学期不让她再上了，要让她出去打工。她的老师王福荣说，这个娃娃的学习成绩特别好，李秀芳找出了她在校时获得的7张奖状。
这里的小学不是已经落实了中央“两免一补”的政策了？上小学并不需要家里花钱啊！记者发出疑问。
李有存抽了一口烟，情绪激动地说：“我们就快没饭吃了，我的腿有残疾，不能出去打工，家里地又少，娃娃饿着肚子上学总不是个法子吧？”
他的回答仿佛使现场的空气凝固了，只有缕缕青烟从这位中年农民古铜色的脸前飘起……
就是这种萧瑟的情景，时时刻刻触发着诗人的灵感。“关山封住了父老乡亲远伸的目光/一盏煤油灯/便是村落的气息/他们常在这微弱的光中/纳鞋/写作业/却不知大山以外/灯火通明……”
泾芮不是天才的诗人。上中学时，他爱好写诗，写了许多，也往外寄了很多，但从来没有发表过。那时的他，对生活和周围的环境还没有深刻的体味，作品有些风花雪月。但那段日子，留给他最深的记忆是：自己经常为寄诗要花的几毛钱邮资发愁。
随着年龄的增长，外出打工、当民办老师、结婚生子……阅历也随着经历在增长，山里山外环境的不同，使他对家乡人民的苦难生活感受加深，他的诗也变得深沉厚重起来，在媒体上发表的也多了起来。看到他的家庭和他所生活的村子，就会发现，诗和他的生活竟然是那么的接近，他的大部分诗作就是他所熟悉的苦难生活的再现。
村子里，李有存的家庭并不是个例，同样的情况普遍存在于其他家庭。59岁的珠秀玲老人家里，除了仅剩的半袋小麦，盛放油盐酱醋的瓶子都已经空了。老人得了哮喘病，没钱就医吃药，说一句话，就要喘一阵。现在，她每天强撑着，照顾自己的孙女——一个8年前从河边捡回来的小女孩燕燕。在冰冷的屋子角落，摆放着一口棺材，那是老人为自己准备的。老人不断用手颤抖地抚摩着孩子的脑袋，反复着一句话：“孩子可怜啊！以后，她可怎么办？孩子可怜啊……”
老人流泪了，带记者去的王老师流泪了，同去的诗人也流泪了。临行前，王老师拿出两元钱放在了老人的炕上，记者也强忍着泪水，拿出身上仅剩的70多元现金放在了炕上，大家沉默地走出了老人的家。
就是这个不少百姓的生活已经困顿到了极点的村子，却曾经被甘肃省的某家电视台，作为泾县的小康示范村进行过宣传报道。同去的王老师和泾芮对此表示非常的无奈。
国家已经全部免去了农村的农业税费，这里也不例外，农民的负担本该减轻，而这里的村子不知从何时开始（村民们已经记不起具体的时间），村支书打着乡政府的旗号，公开向农民出卖土地，每亩地卖给农民收取120元钱。由于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落实，从山上新迁来的农民，已经失去了山地，如今在土地紧张的情况下，再花钱买地，使得本就贫困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泾芮说，这是一个看不到希望的地方，穷苦的生活让人窒息；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呐喊。
诗人的精神追求：孤独“病”痛
也是由于穷，同属芮丰乡管辖的三十梁村，有的女人抛下丈夫和子女走了，被留下的孩子，最小的还不会走路。
还是因为穷，这里放“高利贷”特别盛行：村支书给村民放高利贷，邻居之间也放高利贷，利息从每天每100元3分到2角不等。诗人结婚时，同中村的村支书就向他放了7000元高利贷，至今都没有还完。由此也看出，诗人在自己的诗歌中把登门的债主称为“黄世仁”，并不显得过分。
能出去打工的都出去打工了，留在村子里的只有老弱病残。诗人也只能背井离乡，外出谋生。他到过西安、北京和天津，都没能挣到多少钱，在天津时还被骗进了传销组织，最后把行李丢下，投奔远在河北廊坊的老乡才得以脱身。
诗人说：“要是能像别人一样，可以在工地甩瓦刀，一天也能多挣几块钱，可是自己没有一技之长，在外找活很难！”
浪迹天涯的打工日子里，他感到孤独惆怅，他用笔写下了诗句：我望着星空发呆/周遭的冷抖动着他乡的躯体/在命运不属于自己的季节/我不得不学会忍耐……
没办法和家人直接通电话，他只能在出租屋，用诗歌抒发思念家人之苦：我望着满窗的花/蜷缩在被窝里/怀念乡下的母亲/怀念母亲用牛粪煨热的土炕……
经过两年多的打工生活，2000年，村子里的小学缺带课老师，小学校长找到了他，他没有推辞，每月115元的工资，他一干就是3年。最多时，他一个人教过两个班级，同时给学生带7门课。也因此，连续3年，他的奖金都是最多的（奖金是200元）。
除了教学，他不止一次向甘肃省教育厅和平凉市教育局等部门写信，反映当地教师队伍老化、老师匮乏、民办教师教学条件艰苦等问题。反映的问题是客观的，寄出去的信却是泥牛入海，没了下文。
他参加过村里的唯一一次村委会主任的选举。“村支书来叫我们去投票，其他人都不愿意去，他就非拉着我过去，我也想看看村子里的选举和报纸上写的选举程序一样不一样，就去了。”他无奈地摇摇头，“就是走个程序，30岁以下的年轻人就我和另外一个，全村1000多口人，去的不到50人。投票时，村支书就坐在我旁边，他写了张纸条，推到我面前，然后又几次给我使眼色，我不想因为几个名字，让他‘惦记’我一辈子，就按他的意思投了4张选票，选举的是同一个人。”
他还说，村子里没有一个20来岁的年轻党员，自己曾经写过两次入党申请书，都没有结果。
“村子里的民主，就是村民们坐在一起，窃窃私语，要是哪个年轻人站出来，说自己要改变这种现状，别的年轻人一定认为你的脑子有问题，是异想天开。” 这种被扭曲了的集体观，也导致了诗人的孤立独行。他不玩牌，也不抽烟，在年轻人最多的集体性活动——打牌中，他始终显得不入群。
和许多农村一样，这里的村子，男子一过25岁，就很难娶到媳妇。2003年，泾芮的父亲托媒人从大山里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从认识到结婚不到一个月。
“我那时想，结婚就结婚吧，了却父母的心愿，他们的思想压力太大了，反正也没钱，越拖越难说（媳妇）。”
泾芮说，这可以理解为包办婚姻。在此前，他曾经有过一次自由恋爱的经历，那个女孩上了大学，他却留在了村子里，他感到两个人有了距离。实际上，两个人彼此一直通信，有两年时间，他们平均每周要通两次信，直到要和妻子结婚的前一天晚上，他从箱子里拿出所有的信，哭着全部烧掉了。
他说：“我需要对妻子负责任。我们结婚后，家里更困难了，28000元的彩礼全部都是借的，家里的家具虽然便宜，也都是花钱买的，还有高利贷，正好学校也干不下去了，我就和妻子到银川打工，她在饭店当服务员，每月400元的工资，我在一家货运公司当装卸工，一个月也就750元，公司每个月还要押200元。妻子也知道家里有外债，每个月的工资一发下来，就全部放在家里，用的时候也是10块8块地拿，每月还要交100元房租，在外边起早贪黑忙活一年，我们俩连件新衣服都不敢买，就想赶快还清外债。”
只是妻子有时候不能理解，他每天累成那样了还要坚持写诗。
家庭的穷困，村子的凋敝，打工岁月的孤独辛酸……现实生活的种种羁绊，让他只能在天马行空的诗歌中，使痛苦的灵魂暂时得到舒解。
他说：“我不懂什么写诗的理论和规律，有老师说我写的诗太随意了，建议我看点相关方面的理论书籍，我看了，理解不了，反觉得越看越束缚自己的思想，后来就把那些书压在了箱底。”
他需要书，渴望能看到书，却不敢从自己和妻子的血汗钱里拿出钱买书，债主始终成了悬在他头顶上的一把利剑。就在极度焦虑的时候，他偶然发现每次货运公司运来的货物中，经常也会有书，于是，他每次从里边偷偷拿出两本，带回去看，看完了再悄悄地送回去。
终于有了收获，他的诗歌先后在《平凉日报》《银川晚报》《甘肃日报》等数十家媒体发表，仅2006年，他就先后发表了90多首诗歌。诗人的物质生活依然贫困，许多媒体发表了他的诗歌，却没有给过一点稿费，但他依然在写。徜徉在精神的世界里，他认识了刘汉斌、张文智（2006年4月20日因病辞世）等一批农村“80后”诗人。这是一群同样经受着心灵和现实苦难煎熬的年轻人。
他们的笔下，写农民、写打工者、写黄土地里的父母，以及老黄牛。泾芮说：“我就是要通过写自己的苦难，来表达和我有共同命运的人的苦难。”
父亲按犁/我牵牛/母亲点种/那是一段美丽的记忆/如今，牛老了/父亲按不住犁耙/而我也常年在外/面对荒芜了的土地/父亲老泪纵横/庄稼人，土地便是自己的孩子……
在诗人的笔下，原始的、朴实的语句中，流露出的是一种命运轮回的沧桑。
从诗人看到：社会病态
有人说这些诗人是：物质贫困，精神富有。可是，他们却忽略了，这些农村诗人们所处的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啊！
当他们的精神世界完全被孤独、苦难、冷漠、压抑占据的时候，这种精神就是病态的、扭曲的。每个人都应该有喜怒哀乐，当一群人在现实社会和生活中难以找到归属感，而完全通过倾诉来使自己的内心获得些许慰藉时，群体和个体在精神层面上就发生了严重错位。泾芮说：“我常常觉得特别自卑。”
他过早地承担了家庭的重担，也试图通过呼吁来改变乡村教育的不良局面，但他是孤独的，他骨子里的坚强，并没能掩盖他在人前的自卑感和失落感。
诗人计划到平凉市，和另外一群“80后”农民诗人进行聚会。他说：“连车费带别的花销又得不少钱，以我目前的处境，真的不该去。可是，能够和大家面对面交流一下诗歌的心得，肯定会有不小的收获，豁出去了，大不了回来妻子再和我闹一场。”
诗人所在的村子还不是这里最穷的，当地的村民说，再步行往大山里去，那里现在连电都没有通，他们的生活更困难。
在艰苦的生活面前，所谓道德、责任、义务等字眼都变得苍白了。王福荣老师说，周围的村子里有好多年轻人不赡养自己的父母。去年，村子里的一位老人，因为亲生儿子不帮自己买几个馒头，就用绳子拴了块大石头坠在脖子上，躺在床上自杀了。
有一年，一些台湾人来泾川县郊的西王姆庙宇上香，就在他们低头跪拜的时候，当地人就开始哄抢香案上的供品，到后来，发生了人员踩踏事故；第二年，来的台湾人就特别少；第三年，又来了一些台湾人，县里只好专门组织了好多武警和保安，来协助警察共同维护秩序。
此外，从泾川通往宁县，当地人称做宁县路口的一个地方，窃贼十分猖獗，记者乘车路过时，司机数次特别提醒乘客要提高警惕。据当地人介绍，许多人都在这个地方丢过钱物。有村民说，不是警察不管，而是好多年轻人因穷走上了这条路，治不了穷，就治不住贼。
王老师说，自己村子里，有人在外打工时，曾经有过乞讨的经历。
当这么多人在艰难的生活面前丧失了做人的尊严时，像泾芮这样还在凄寒中思考命运和人生的青年农民诗人，就更加显得卓尔不群。
记者离开同中村前，专门去看了诗人曾经教过书的小学校。山脚下，残破的泥瓦房外墙上写着：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的孩子。难道这里只能是一块不断把希望寄托给子孙后代的土壤吗？
这一夜，在没有炉火的冰冷房间里，他流着泪写下了诗行：前脚进门/“黄世仁”就跟了进来/掏完诗歌/剩下的便是一沓毛票/远差十万八千里的归还/触落了一把老泪纵横/欢跃的孩子是家唯一的安慰……
诗人的笔名叫泾芮，1981年6月18日，他出生在甘肃省泾川县芮丰乡同中村，一个大山里的农户家。他只有初中文化，由于发表的诗作多，喜欢他作品的人便称他为“诗人”，而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他，却始终觉得自己就是个地道的农民。
这是记者第一次钻进土炕的被窝里，采访同样钻在被窝里的当事人。腊月的大山里，屋子里没有炉火，刚倒的一杯开水，喝完一口，放下一会儿，再端起的时候，已是冰冷刺骨，只有被干牛粪烧热的土炕，才能抵御周遭的严寒。
或许是被屋子里的寒冷冻木了，或许是生活使他变得麻木，谈话时，诗人的面部几乎没有表情变化，他半低着头娓娓叙述着：“上完初中，我就再也不想继续念书了，我就想着出去打工，能为父母和家庭分担些重担。”那时泾芮只有17岁，时间是1998年。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指辍学），也没有恨过父母，他们已经尽力了，家里太穷了，确实没有办法。”他说，“穷”不是由于父母没本事造成的，而是一种普遍性的穷困。
诗人的生活源头：民生艰难
这里究竟穷到了何种地步？记者随机走访了十几个家庭，在腊月的严寒中，他们几乎没有火炉取暖，晚上睡觉，只能靠提前晒干的牛粪烧热土炕，抵御寒气。记者晚上躺在土炕上，被烘得滚烫的土炕，透过炕上仅铺的一张竹凉席和薄褥子灼烤着身体，而其上却是穿过薄被不断向肢体侵袭的寒冷，露在被子外边的脸和耳朵都被冻得发麻发疼，身体下热上冷，人实在难以入睡。
这里不少村民家里还存在着严重的“粮荒”。离同中村不远的百烟村，村民家的粮食普遍不够吃。李有存家里一共有5口人，妻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全家人只种有1亩地，每年也就能打200多斤小麦。看过他家的两个房间，也就剩下一袋多小麦，屋子里同样没有火，刚满两岁的儿子光着脚丫站在只铺着一张破竹凉席的土炕上，用手摸一摸，寒冷立刻传来，而炕上只有两条已经露出棉絮的被子。
李有存的二女儿李红芳，12岁就辍学到泾川县城的一个小饭店打工，岁数小再加上人长得瘦弱，给顾客端不好饭，经常挨骂，老板还不让她吃饱饭。父亲一次到县城看她，问她想要什么，打算花钱给她买，她告诉父亲想要两个馍，父亲心疼她，就没再让她去饭店。今年她已经16岁了，自己到甘肃省平凉市做了保姆。
大女儿李秀芳，13岁才入学，今年17岁，刚上完三年级。放寒假前，爸爸就找到学校告诉老师，说下学期不让她再上了，要让她出去打工。她的老师王福荣说，这个娃娃的学习成绩特别好，李秀芳找出了她在校时获得的7张奖状。
这里的小学不是已经落实了中央“两免一补”的政策了？上小学并不需要家里花钱啊！记者发出疑问。
李有存抽了一口烟，情绪激动地说：“我们就快没饭吃了，我的腿有残疾，不能出去打工，家里地又少，娃娃饿着肚子上学总不是个法子吧？”
他的回答仿佛使现场的空气凝固了，只有缕缕青烟从这位中年农民古铜色的脸前飘起……
就是这种萧瑟的情景，时时刻刻触发着诗人的灵感。“关山封住了父老乡亲远伸的目光/一盏煤油灯/便是村落的气息/他们常在这微弱的光中/纳鞋/写作业/却不知大山以外/灯火通明……”
泾芮不是天才的诗人。上中学时，他爱好写诗，写了许多，也往外寄了很多，但从来没有发表过。那时的他，对生活和周围的环境还没有深刻的体味，作品有些风花雪月。但那段日子，留给他最深的记忆是：自己经常为寄诗要花的几毛钱邮资发愁。
随着年龄的增长，外出打工、当民办老师、结婚生子……阅历也随着经历在增长，山里山外环境的不同，使他对家乡人民的苦难生活感受加深，他的诗也变得深沉厚重起来，在媒体上发表的也多了起来。看到他的家庭和他所生活的村子，就会发现，诗和他的生活竟然是那么的接近，他的大部分诗作就是他所熟悉的苦难生活的再现。
村子里，李有存的家庭并不是个例，同样的情况普遍存在于其他家庭。59岁的珠秀玲老人家里，除了仅剩的半袋小麦，盛放油盐酱醋的瓶子都已经空了。老人得了哮喘病，没钱就医吃药，说一句话，就要喘一阵。现在，她每天强撑着，照顾自己的孙女——一个8年前从河边捡回来的小女孩燕燕。在冰冷的屋子角落，摆放着一口棺材，那是老人为自己准备的。老人不断用手颤抖地抚摩着孩子的脑袋，反复着一句话：“孩子可怜啊！以后，她可怎么办？孩子可怜啊……”
老人流泪了，带记者去的王老师流泪了，同去的诗人也流泪了。临行前，王老师拿出两元钱放在了老人的炕上，记者也强忍着泪水，拿出身上仅剩的70多元现金放在了炕上，大家沉默地走出了老人的家。
就是这个不少百姓的生活已经困顿到了极点的村子，却曾经被甘肃省的某家电视台，作为泾县的小康示范村进行过宣传报道。同去的王老师和泾芮对此表示非常的无奈。
国家已经全部免去了农村的农业税费，这里也不例外，农民的负担本该减轻，而这里的村子不知从何时开始（村民们已经记不起具体的时间），村支书打着乡政府的旗号，公开向农民出卖土地，每亩地卖给农民收取120元钱。由于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落实，从山上新迁来的农民，已经失去了山地，如今在土地紧张的情况下，再花钱买地，使得本就贫困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泾芮说，这是一个看不到希望的地方，穷苦的生活让人窒息；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呐喊。
诗人的精神追求：孤独“病”痛
也是由于穷，同属芮丰乡管辖的三十梁村，有的女人抛下丈夫和子女走了，被留下的孩子，最小的还不会走路。
还是因为穷，这里放“高利贷”特别盛行：村支书给村民放高利贷，邻居之间也放高利贷，利息从每天每100元3分到2角不等。诗人结婚时，同中村的村支书就向他放了7000元高利贷，至今都没有还完。由此也看出，诗人在自己的诗歌中把登门的债主称为“黄世仁”，并不显得过分。
能出去打工的都出去打工了，留在村子里的只有老弱病残。诗人也只能背井离乡，外出谋生。他到过西安、北京和天津，都没能挣到多少钱，在天津时还被骗进了传销组织，最后把行李丢下，投奔远在河北廊坊的老乡才得以脱身。
诗人说：“要是能像别人一样，可以在工地甩瓦刀，一天也能多挣几块钱，可是自己没有一技之长，在外找活很难！”
浪迹天涯的打工日子里，他感到孤独惆怅，他用笔写下了诗句：我望着星空发呆/周遭的冷抖动着他乡的躯体/在命运不属于自己的季节/我不得不学会忍耐……
没办法和家人直接通电话，他只能在出租屋，用诗歌抒发思念家人之苦：我望着满窗的花/蜷缩在被窝里/怀念乡下的母亲/怀念母亲用牛粪煨热的土炕……
经过两年多的打工生活，2000年，村子里的小学缺带课老师，小学校长找到了他，他没有推辞，每月115元的工资，他一干就是3年。最多时，他一个人教过两个班级，同时给学生带7门课。也因此，连续3年，他的奖金都是最多的（奖金是200元）。
除了教学，他不止一次向甘肃省教育厅和平凉市教育局等部门写信，反映当地教师队伍老化、老师匮乏、民办教师教学条件艰苦等问题。反映的问题是客观的，寄出去的信却是泥牛入海，没了下文。
他参加过村里的唯一一次村委会主任的选举。“村支书来叫我们去投票，其他人都不愿意去，他就非拉着我过去，我也想看看村子里的选举和报纸上写的选举程序一样不一样，就去了。”他无奈地摇摇头，“就是走个程序，30岁以下的年轻人就我和另外一个，全村1000多口人，去的不到50人。投票时，村支书就坐在我旁边，他写了张纸条，推到我面前，然后又几次给我使眼色，我不想因为几个名字，让他‘惦记’我一辈子，就按他的意思投了4张选票，选举的是同一个人。”
他还说，村子里没有一个20来岁的年轻党员，自己曾经写过两次入党申请书，都没有结果。
“村子里的民主，就是村民们坐在一起，窃窃私语，要是哪个年轻人站出来，说自己要改变这种现状，别的年轻人一定认为你的脑子有问题，是异想天开。” 这种被扭曲了的集体观，也导致了诗人的孤立独行。他不玩牌，也不抽烟，在年轻人最多的集体性活动——打牌中，他始终显得不入群。
和许多农村一样，这里的村子，男子一过25岁，就很难娶到媳妇。2003年，泾芮的父亲托媒人从大山里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从认识到结婚不到一个月。
“我那时想，结婚就结婚吧，了却父母的心愿，他们的思想压力太大了，反正也没钱，越拖越难说（媳妇）。”
泾芮说，这可以理解为包办婚姻。在此前，他曾经有过一次自由恋爱的经历，那个女孩上了大学，他却留在了村子里，他感到两个人有了距离。实际上，两个人彼此一直通信，有两年时间，他们平均每周要通两次信，直到要和妻子结婚的前一天晚上，他从箱子里拿出所有的信，哭着全部烧掉了。
他说：“我需要对妻子负责任。我们结婚后，家里更困难了，28000元的彩礼全部都是借的，家里的家具虽然便宜，也都是花钱买的，还有高利贷，正好学校也干不下去了，我就和妻子到银川打工，她在饭店当服务员，每月400元的工资，我在一家货运公司当装卸工，一个月也就750元，公司每个月还要押200元。妻子也知道家里有外债，每个月的工资一发下来，就全部放在家里，用的时候也是10块8块地拿，每月还要交100元房租，在外边起早贪黑忙活一年，我们俩连件新衣服都不敢买，就想赶快还清外债。”
只是妻子有时候不能理解，他每天累成那样了还要坚持写诗。
家庭的穷困，村子的凋敝，打工岁月的孤独辛酸……现实生活的种种羁绊，让他只能在天马行空的诗歌中，使痛苦的灵魂暂时得到舒解。
他说：“我不懂什么写诗的理论和规律，有老师说我写的诗太随意了，建议我看点相关方面的理论书籍，我看了，理解不了，反觉得越看越束缚自己的思想，后来就把那些书压在了箱底。”
他需要书，渴望能看到书，却不敢从自己和妻子的血汗钱里拿出钱买书，债主始终成了悬在他头顶上的一把利剑。就在极度焦虑的时候，他偶然发现每次货运公司运来的货物中，经常也会有书，于是，他每次从里边偷偷拿出两本，带回去看，看完了再悄悄地送回去。
终于有了收获，他的诗歌先后在《平凉日报》《银川晚报》《甘肃日报》等数十家媒体发表，仅2006年，他就先后发表了90多首诗歌。诗人的物质生活依然贫困，许多媒体发表了他的诗歌，却没有给过一点稿费，但他依然在写。徜徉在精神的世界里，他认识了刘汉斌、张文智（2006年4月20日因病辞世）等一批农村“80后”诗人。这是一群同样经受着心灵和现实苦难煎熬的年轻人。
他们的笔下，写农民、写打工者、写黄土地里的父母，以及老黄牛。泾芮说：“我就是要通过写自己的苦难，来表达和我有共同命运的人的苦难。”
父亲按犁/我牵牛/母亲点种/那是一段美丽的记忆/如今，牛老了/父亲按不住犁耙/而我也常年在外/面对荒芜了的土地/父亲老泪纵横/庄稼人，土地便是自己的孩子……
在诗人的笔下，原始的、朴实的语句中，流露出的是一种命运轮回的沧桑。
从诗人看到：社会病态
有人说这些诗人是：物质贫困，精神富有。可是，他们却忽略了，这些农村诗人们所处的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啊！
当他们的精神世界完全被孤独、苦难、冷漠、压抑占据的时候，这种精神就是病态的、扭曲的。每个人都应该有喜怒哀乐，当一群人在现实社会和生活中难以找到归属感，而完全通过倾诉来使自己的内心获得些许慰藉时，群体和个体在精神层面上就发生了严重错位。泾芮说：“我常常觉得特别自卑。”
他过早地承担了家庭的重担，也试图通过呼吁来改变乡村教育的不良局面，但他是孤独的，他骨子里的坚强，并没能掩盖他在人前的自卑感和失落感。
诗人计划到平凉市，和另外一群“80后”农民诗人进行聚会。他说：“连车费带别的花销又得不少钱，以我目前的处境，真的不该去。可是，能够和大家面对面交流一下诗歌的心得，肯定会有不小的收获，豁出去了，大不了回来妻子再和我闹一场。”
诗人所在的村子还不是这里最穷的，当地的村民说，再步行往大山里去，那里现在连电都没有通，他们的生活更困难。
在艰苦的生活面前，所谓道德、责任、义务等字眼都变得苍白了。王福荣老师说，周围的村子里有好多年轻人不赡养自己的父母。去年，村子里的一位老人，因为亲生儿子不帮自己买几个馒头，就用绳子拴了块大石头坠在脖子上，躺在床上自杀了。
有一年，一些台湾人来泾川县郊的西王姆庙宇上香，就在他们低头跪拜的时候，当地人就开始哄抢香案上的供品，到后来，发生了人员踩踏事故；第二年，来的台湾人就特别少；第三年，又来了一些台湾人，县里只好专门组织了好多武警和保安，来协助警察共同维护秩序。
此外，从泾川通往宁县，当地人称做宁县路口的一个地方，窃贼十分猖獗，记者乘车路过时，司机数次特别提醒乘客要提高警惕。据当地人介绍，许多人都在这个地方丢过钱物。有村民说，不是警察不管，而是好多年轻人因穷走上了这条路，治不了穷，就治不住贼。
王老师说，自己村子里，有人在外打工时，曾经有过乞讨的经历。
当这么多人在艰难的生活面前丧失了做人的尊严时，像泾芮这样还在凄寒中思考命运和人生的青年农民诗人，就更加显得卓尔不群。
记者离开同中村前，专门去看了诗人曾经教过书的小学校。山脚下，残破的泥瓦房外墙上写着：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的孩子。难道这里只能是一块不断把希望寄托给子孙后代的土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