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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和萨布瑞亚一样的视力障碍患者，约有一万名。于是，这个来自德国的盲人发明了藏盲文，并在西藏开办了盲童学校，培养了西藏第一批能够阅读的盲人。“我能在黑暗里看书，你能吗?”西藏盲童学校的学生自豪地说。
“颜色是什么样子的?”
“红色……像火一样，像太阳下山的天空。”
“蓝色像什么?”
“摸摸看，就像这清凉的水，酷酷的感觉。”
“那……城市是什么颜色的?”
“拉萨是黄色的，山南是蓝色的。”
这不是一首诗，是西藏盲童学校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对话。
在这所盲童学校里，一群失去光明的孩子第一次开始认识自身，第一次开始拥有梦想，第一次能摸到一种有“色彩”的生活。为他们引路的，是一位同样失明的女子，来自万里之外。
1997年，萨布瑞亚·田贝肯27岁，即将大学毕业的她，怀着梦想，拄着拐杖，只身来到拉萨旅游，从此与西藏结下不解之缘。
虽然看不见，但孩子们快乐的声音，萨布瑞亚听得很清楚。
拉萨江苏路一处普通而又局促的巷子，酥油茶的香味，夹杂着孩子们的笑声，从一个被巨大杨树覆盖着的藏式小院里隐隐传出来。
这里便是西藏盲童学校。
赭红色油漆大门上，镌刻着凸出的英文字母和藏文字母，一条黝黑的牛皮绳垂挂下来。拉动牛皮绳，院子里便会传来声声清脆的铃声，盲童踢踏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当沉重的木门吱呀一声，一个小脑袋探出来，问一声：“Who is it?”或者“How are you?”这些孩子们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样因为失明而流露出自己的恐惧和自卑。
院落很干净，一座两层高的小楼，还有十多间平房，包括孩子们的宿舍、教室，“听”电视的娱乐室，伙房等等。学校里有40多个孩子，最大的19岁，最小的3岁。还有6名老师，6名工作人员。
一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女孩，自如地上下楼梯，穿梭于各个房间。孩子们一听到她的声音，脸上都会洋溢出灿烂的笑容。
她就是德国女孩萨布瑞亚。
对萨布瑞亚来说，创办盲童学校并不是因为某种特别的激情，也不是受人关注的渴望，或者从事某一伟大事业时的高尚感，对她来说，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我只是做我自己的事情，仅仅是为了跟我一样的盲人。”
1970年，萨布瑞亚出生于德国波恩附近的一个小镇，两岁时被诊断出色素性视网膜病变，12岁终致失明。父母知道她会变盲，因此给她看了很多很多的照片，内容包括风景、动物、家人等等。她现在依然记得这些老照片，但对于一些不是刻意留意的事物，印象就不是很深。“我记得水的样子。”她说。
双目失明之后，萨布瑞亚被送进了盲人学校。后来，她又考入了德国波恩大学，选择中亚学作为研修专业，藏、蒙学是她学习研究的重点内容。
1998年，萨布瑞亚开始了她的中国行程：北京－成都－拉萨－康定。在拉萨的一家名叫巴朗学的旅馆里，她结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荷兰人保罗·约翰内斯克朗宁。她告诉他，自己要在这里办一所盲童学校。他回答说，如果她筹到资金的话，他愿意立刻加入。
1999年，萨布瑞亚提出在西藏建立助盲项目的构想，得到了德国政府的赞助。
盲童学校现在有42名学生，按照学龄分为老鼠班、老虎班和兔子班，开设的课程有英文、藏文、汉语、计算机、美术和音乐等。为了让孩子们认识自己民族的语言，萨布瑞亚在刘易斯·布莱叶所发明的盲文基础上，创造出藏盲文，并发明了藏盲文打字机。而这些孩子也“有幸”成为西藏第一批能阅读藏盲文的人，他们每天在课堂上敲击着打字机，大声朗读着字母和单词，其中有很多孩子可以操着流利的英语和前来探访的外国人交谈。
他们甚至以尝试别人不相信他们可以尝试的东西为乐，比如推着车子快跑、踢毽子，甚至于爬树和踢足球。萨布瑞亚喜欢趴在二楼露台的栏杆上听孩子们踢足球，她看不见他们，但能听到院子里传来的笑声。当球滚动时，装在球里面的铃铛发出声响，就会有很多孩子朝着响声涌过去。
有时，那只藏獒也会参与进来，把球咬在嘴里，然后什么都不做。这样一来，孩子们只好侧耳聆听，最后互相询问：“球呢?球呢?”
我们一点点地让这里运行起来，花费的耐心多于技巧。
1999年5月15日，当萨布瑞亚打电话告诉保罗，她已经筹到了资金，一切准备就绪，就要前往西藏时，保罗也实现了他的诺言，辞去工作，5天后飞到了拉萨。
那年夏天，萨布瑞亚与保罗一道，开始与西藏残联商谈助盲事宜，并通过各种渠道筹备项目所需的资金。
最初，学校只有6个孩子，他们大多是萨布瑞亚骑着马走了170公里寻找到的。她找到的第一个盲童索朗本措很自闭，认为周围的人都是坏人。当她背着木桶去泉边打水时，有人会帮助她，另外一些人则会扔石子打她。
在西藏，很多家庭都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的孩子是盲人，为了寻找盲童，萨布瑞亚不得不四处奔走，走访了许许多多的盲童家庭，动员家长让孩子接受教育。
萨布瑞亚到西藏教育部门推广盲文，让他们很吃惊，“不行，不能让她去推广，她连路都走不了。”有干部说。于是，萨布瑞亚就具体地做事情，证明给他们看。“我们一点点地让这里运行起来，花费的耐心多于技巧。”
为了筹措资金，萨布瑞亚和保罗也要不断说服政府和基金会，“你能为盲童做些什么，盲童又能为你做些什么。”那时只有保罗和她两个人，工作繁重。“连吵架的时间都没有。”萨布瑞亚说。
盲童们的祖父母也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父辈们只是不相信孩子能学会什么东西，当他们发现孩子已经学到了很多的时候，会非常欣喜。可是祖父母无论何时都会问：“盲人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
“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但有两样东西在支持着我。一个就是这些孩子，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依赖着你，通过你看到了这个世界，看到了光明，是这些孩子让我继续下去。另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就是我有保罗，保罗有我。保罗是我的一切。实际上，他是惟一一个在听到我的计划时，不觉得我是个疯子的人。”
最终，在拉萨，萨布瑞亚从一个自己能做很多事的盲人，变成了能为别人做很多事的校长。
學生渐渐多了起来，但这些孩子的年龄差距很大，小的才几岁，大的已经十七、八岁了。萨布瑞亚为他们设置了不同的课程，年龄小的孩子都从基本的生活技能学起，年龄大的孩子则学习按摩和手工制作等常用技术。但是，这些孩子都会共同学习藏语、汉语和英语。
“如果我刻苦学习，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可以更多帮助其他残疾人。”盲童学校学生吉娜说。她记得萨布瑞亚告诉过他们：“我们虽然是盲人，但是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比正常人做的更多。”她相信萨布瑞亚说的是对的。
很多孩子刚来时表现得很害羞、很自卑，不愿意与人交流。但时间久了，孩 子们慢慢掌握了一些知识与技能，便开始有了自信。当他们被别人骂成“傻子”的时候，他们学会了报以一笑，或者予以回击：“我可以在黑暗里读书，你行吗?”他们还会骄傲地发问：“你会汉语吗?你会英语吗?你会电脑吗?”
2001年5月25日，美国人埃里克·魏迈尔成为第一位登上珠峰的盲人后，立即便成了盲童们的偶像，他的相片被挂在餐厅的墙壁上。
在成为萨布瑞亚的学生之前，丹增是为数很少的为自己感到骄傲的盲童。他想读书，但村里不收盲童，他只能在山坡上给人放羊。他在山坡上数牦牛和羊的数量，从来不会错，因为他在它们的脖子上系上铃铛。在培训中心学习了3年按摩之后，丹增和他的同学在萨布瑞亚的帮助下开办了一个盲人按摩诊所。
玉珍从盲童学校毕业后，到正规学校就读。她对学习英语有着强烈的兴趣，萨布瑞亚将她送到国外学习。后来玉珍回到盲童学校当上了盲文英语教师。“就像萨布瑞亚一样，用爱心换取西藏盲童的开心。”她说。
不少孩子毕业以后，都像丹增一样找到了谋生的方法。多吉和强巴兄弟是2000年来到盲童学校的，回到家乡后开了一家茶馆。兄弟二人都是先天遗传性失明，家里的生活从前很大程度上靠政府救济，如今他们自食其力，让全村人惊诧不已。
令萨布瑞亚和保罗最开心的是，世界各地的人们来此探访，他们原本认为盲人什么都做不了，结果却大开眼界。
这里可能是盲人世界里最开心的地方。但它不是伊甸园。
谈到自己的事业，萨布瑞亚认为与其说是继承了海伦·凯勒的精神传统，不如说是沿袭了刘易斯·布莱叶的道路。1824年，15岁的法国盲人中学生布莱叶发明了现在通行的盲文点字法，并终生致力于这一方法的改善，43岁死后跻身法国先贤祠。布莱叶创造了一种盲人自己的字母，它的基本符號是6个凸起的点，被称为“布莱叶单元”，每个凸点都在指尖范围之内。世界从这小小的点开始舒展、蔓延。
萨布瑞亚正是依靠布莱叶盲文学习了英语、计算机、历史和文学等课程，因此在波恩大学学习了藏语之后，她沿用了布莱叶的方法，又秉承了其对教育的热情。1998年，她编好了藏语盲文的程序，首次带到西藏推广。
一种遥远东方的神秘语言，和一种用指尖阅读世界的语言，因为萨布瑞亚而连在了一起。学会盲文之后，孩子们所能把握的，便不再是稍纵即逝的声音。即便是在独自一人的寂静里，他们的手指也能从那些凸起的小点里读到整个世界，从此不再孤单。
如今，世界各地的人来这里探访，有些人在这里短暂停留，教给孩子们一些东西，或是送给他们一些礼物。大多数人在亲眼见到之前，都很难想象，盲人能做这么多事情。
德珍就是从最初的义工转为这里的正式教师的。1999年，她毕业于西藏大学美术系，跟随姐姐到这里做义务翻译，后来就留了下来。她负责教孩子们藏语、汉语、手指练习和美术。即使是简单的布莱叶凸点，盲人们也不是天生就能摸索得出来。德珍带领刚来的孩子接触三角、方形和圆形的道具，以熟悉盲文的基本形状。她还教他们捏橡皮泥，以强化指尖的触感。
德珍一直很佩服萨布瑞亚，因为教育盲童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工作”，而她竟能取得显而易见的成功。
在美术课上，德珍用通感的方法教孩子们辨别颜色。她让他们把手伸到太阳下面，感受阳光的温暖，告诉他们这是红色。她又让孩子们蹲下来，摸摸土，告诉他们这是黄色。把手伸到水里，则可以触及蓝色。
萨布瑞亚和保罗一致认为，艺术是重要的。“艺术可以让他们快乐。对于他们来说，色彩的意义不在于正确与否，而在于他们自己的想象。”在美术课上，保罗会对拿着画笔不知所措的孩子们说：“你们都是这里的毕加索。”
2005年，在西藏日喀则一片16公顷的荒地上，萨布瑞亚和保罗创办了一个农场，作为他们的培训基地，一是为了有些收入，二是为了这些孩子将来离开学校后，有个落脚的地方，有个适应他们生活的环境。萨布瑞亚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盲校，盲人被过度地保护着，这是不对的。你必须给他们自由去锻炼他们的肌肉，去培养他们的协调能力，而不是害怕奔跑、跳跃或者摔倒。”和拉萨盲童学校一样，如今的这个农场俨然成为了他们实现梦想的又一个乐园。但萨布瑞亚清醒地知道，这里不是伊甸园。
“所有的帮助项目都不是永远的。”保罗说，“但我们希望盲童学校能够一直开办下去，无论由谁担任校长。”他认为，它的存在可以让人们知道，盲人的生活未必全是悲伤。
2000年3月8日，萨布瑞亚获得国际女性俱乐部所颁发的“诺格奖章”。同年，她获得德国政府邦比文化奖章，这一奖项颁发给全球范围内各行各业的有所作为者，代表德国政府给予的最高荣誉。
2001年，荷兰驻华大使贺飞烈赶到拉萨，代表荷兰女王授予保罗夫妇二人“爵士勋章”。2006年，萨布瑞亚又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国际友谊奖”。
萨布瑞亚说：“我是失明了，但我可以向世界证明，我并不因此而失去价值。”
盲童们的梦想，需要他们的毅力、勇气、信心和我们的爱去实现。
对萨布瑞亚来说，西藏盲童学校是她人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我遇到过一些对自己影响深远的事儿，但是没有哪件事能和这一件相提并论。”
如今，盲童学校的孩子们一届届毕业了，有多位曾经的学生承担起了教学工作，而萨布瑞亚和保罗又在印度开设了盲童学校。
“我希望他们对未来有梦想，如果他们有梦想去做个老师，我希望给他们力量和成为教师的人格。盲童们的梦想需要他们的毅力、勇气、信心和我们的爱去实现。”萨布瑞亚说。
萨布瑞亚经常跟孩子们在一起谈心，这对她而言意味着快乐。如今，这份快乐同样传递给了她的学生尼玛旺堆。
“Hello!”接到记者电话，尼玛用一口流利的英语问道：“你能说英语吗?”
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尼玛旺堆，沐浴着快乐的光辉，全因自己正从事着喜爱的工作。
15岁那年，尼玛旺堆来到盲童学校。和其他孩子一样，他在这里戒除了骂人和丢石子等坏习惯，并迷上了英语，渐渐因自己与众不同的学问而感到自豪。
“我去过好多国家。”尼玛旺堆颇为自豪地说。萨布瑞亚带给这个男孩的自信和快乐是显而易见的。
如今，尼玛已成为萨布瑞亚事业的一部分。因为萨布瑞亚和保罗在印度新办了一所学校，他们将更多的时间留在印度，西藏的日常管理就交给了尼玛和吉拉负责。尼玛告诉记者，如今他最开心的事，就是自己的学生毕业的时候。
“所有盲人都可以自力更生。生活没有问题。”他在电话里大声说。
吉拉12岁就到盲童学校。她告诉记者，5月底她就将离开盲童学校了。她在日喀则创办了一所幼儿园，已经招到了12个孩子。她梦想办一个盲童和健全孩子一起的幼儿园，让盲童从小跟健全的孩子一起玩。
吉拉的这个梦想由来已久。她说，在 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发现很多健全的孩子从来没有见过盲童，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和盲童孩子说话。有时候他们以为盲童听不见，说话声音特别大。“我们让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一起玩，一起学习，将来交流起来方便一些。”吉拉招到的12个孩子，有10个是盲童，两个是健全的孩子。
吉拉也去过很多国家。她曾在英国留学一年，还去过德国、美国、加拿大和印度。2003年，吉拉从盲童学校毕业时，发现90％的盲人都想学按摩，而自己却不感兴趣。她觉得有很多事盲人都可以去做。她告诉萨布瑞亚，自己的梦想是开一所盲人幼儿园。萨布瑞亚和保罗就让她去留学，去国外的各个盲校、盲童幼儿园參观。2009年，吉拉又在印度的盲童学校工作了一年，学习管理。
吉拉和两个哥哥都看不见。2000年，她和哥哥们一起到盲童学校学习。“从小父母让我们坐着，不让我们动，怕我们摔着。我的哥哥比较听话。他们来到学校的时候第一个要学的就是怎么走路。手没有那么灵活，这也影响了他们学盲文。”吉拉告诉记者，这正是她创办幼儿园的原因之一。“对盲童孩子的教育，越早越好。我们从3岁到5岁就开始培训，让他们能有一个像普通儿童一样的成长环境。”吉拉说。
当初刚到盲童学校的时候，吉拉就知道萨布瑞亚是看不见的，得知她就是盲校的创办人，她非常震惊，难以置信。“每次我见到萨布瑞亚，就有了自信。她现在办了3个盲童学校和培训中心。”说起萨布瑞亚，吉拉的声音里绽放出笑意。
萨布瑞亚从没想过自己会如此出名。在北京和上海的机场，有的人会认出她来，问她：“你是西藏盲童学校的校长吗?”萨布瑞亚说，“我是的。”他们又问：“你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吗?”萨布瑞亚回答：“不要排斥盲人。”
萨布瑞亚认为，对盲童来说，最大的困难仍然是社会的偏见。“你可以阻止那些嘲笑盲人的人，而不只是扶盲人过马路。”“如果你看到盲人，尤其是孩子，不要说，‘你什么都做不了’。最好的方式是把他们当作同你一样的人看待。”“去告诉政府和富人，盲人们想自食其力，需要教育和培训。”
萨布瑞亚说，这些才是对盲童最好的帮助。
2009年，萨布瑞亚又成为旨在表彰投身于新中国建设并有着杰出贡献的外籍人士的“中国因你而美丽”获奖者。
在颁奖典礼上，萨布瑞亚说：这个奖项不仅仅是一个荣誉，它更表示着一个信心，这个信心显示了大家相信盲人，相信失明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就是黑暗的，即便是盲人也可以对这个社会作出贡献，也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
“颜色是什么样子的?”
“红色……像火一样，像太阳下山的天空。”
“蓝色像什么?”
“摸摸看，就像这清凉的水，酷酷的感觉。”
“那……城市是什么颜色的?”
“拉萨是黄色的，山南是蓝色的。”
这不是一首诗，是西藏盲童学校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对话。
在这所盲童学校里，一群失去光明的孩子第一次开始认识自身，第一次开始拥有梦想，第一次能摸到一种有“色彩”的生活。为他们引路的，是一位同样失明的女子，来自万里之外。
1997年，萨布瑞亚·田贝肯27岁，即将大学毕业的她，怀着梦想，拄着拐杖，只身来到拉萨旅游，从此与西藏结下不解之缘。
虽然看不见，但孩子们快乐的声音，萨布瑞亚听得很清楚。
拉萨江苏路一处普通而又局促的巷子，酥油茶的香味，夹杂着孩子们的笑声，从一个被巨大杨树覆盖着的藏式小院里隐隐传出来。
这里便是西藏盲童学校。
赭红色油漆大门上，镌刻着凸出的英文字母和藏文字母，一条黝黑的牛皮绳垂挂下来。拉动牛皮绳，院子里便会传来声声清脆的铃声，盲童踢踏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当沉重的木门吱呀一声，一个小脑袋探出来，问一声：“Who is it?”或者“How are you?”这些孩子们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样因为失明而流露出自己的恐惧和自卑。
院落很干净，一座两层高的小楼，还有十多间平房，包括孩子们的宿舍、教室，“听”电视的娱乐室，伙房等等。学校里有40多个孩子，最大的19岁，最小的3岁。还有6名老师，6名工作人员。
一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女孩，自如地上下楼梯，穿梭于各个房间。孩子们一听到她的声音，脸上都会洋溢出灿烂的笑容。
她就是德国女孩萨布瑞亚。
对萨布瑞亚来说，创办盲童学校并不是因为某种特别的激情，也不是受人关注的渴望，或者从事某一伟大事业时的高尚感，对她来说，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我只是做我自己的事情，仅仅是为了跟我一样的盲人。”
1970年，萨布瑞亚出生于德国波恩附近的一个小镇，两岁时被诊断出色素性视网膜病变，12岁终致失明。父母知道她会变盲，因此给她看了很多很多的照片，内容包括风景、动物、家人等等。她现在依然记得这些老照片，但对于一些不是刻意留意的事物，印象就不是很深。“我记得水的样子。”她说。
双目失明之后，萨布瑞亚被送进了盲人学校。后来，她又考入了德国波恩大学，选择中亚学作为研修专业，藏、蒙学是她学习研究的重点内容。
1998年，萨布瑞亚开始了她的中国行程：北京－成都－拉萨－康定。在拉萨的一家名叫巴朗学的旅馆里，她结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荷兰人保罗·约翰内斯克朗宁。她告诉他，自己要在这里办一所盲童学校。他回答说，如果她筹到资金的话，他愿意立刻加入。
1999年，萨布瑞亚提出在西藏建立助盲项目的构想，得到了德国政府的赞助。
盲童学校现在有42名学生，按照学龄分为老鼠班、老虎班和兔子班，开设的课程有英文、藏文、汉语、计算机、美术和音乐等。为了让孩子们认识自己民族的语言，萨布瑞亚在刘易斯·布莱叶所发明的盲文基础上，创造出藏盲文，并发明了藏盲文打字机。而这些孩子也“有幸”成为西藏第一批能阅读藏盲文的人，他们每天在课堂上敲击着打字机，大声朗读着字母和单词，其中有很多孩子可以操着流利的英语和前来探访的外国人交谈。
他们甚至以尝试别人不相信他们可以尝试的东西为乐，比如推着车子快跑、踢毽子，甚至于爬树和踢足球。萨布瑞亚喜欢趴在二楼露台的栏杆上听孩子们踢足球，她看不见他们，但能听到院子里传来的笑声。当球滚动时，装在球里面的铃铛发出声响，就会有很多孩子朝着响声涌过去。
有时，那只藏獒也会参与进来，把球咬在嘴里，然后什么都不做。这样一来，孩子们只好侧耳聆听，最后互相询问：“球呢?球呢?”
我们一点点地让这里运行起来，花费的耐心多于技巧。
1999年5月15日，当萨布瑞亚打电话告诉保罗，她已经筹到了资金，一切准备就绪，就要前往西藏时，保罗也实现了他的诺言，辞去工作，5天后飞到了拉萨。
那年夏天，萨布瑞亚与保罗一道，开始与西藏残联商谈助盲事宜，并通过各种渠道筹备项目所需的资金。
最初，学校只有6个孩子，他们大多是萨布瑞亚骑着马走了170公里寻找到的。她找到的第一个盲童索朗本措很自闭，认为周围的人都是坏人。当她背着木桶去泉边打水时，有人会帮助她，另外一些人则会扔石子打她。
在西藏，很多家庭都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的孩子是盲人，为了寻找盲童，萨布瑞亚不得不四处奔走，走访了许许多多的盲童家庭，动员家长让孩子接受教育。
萨布瑞亚到西藏教育部门推广盲文，让他们很吃惊，“不行，不能让她去推广，她连路都走不了。”有干部说。于是，萨布瑞亚就具体地做事情，证明给他们看。“我们一点点地让这里运行起来，花费的耐心多于技巧。”
为了筹措资金，萨布瑞亚和保罗也要不断说服政府和基金会，“你能为盲童做些什么，盲童又能为你做些什么。”那时只有保罗和她两个人，工作繁重。“连吵架的时间都没有。”萨布瑞亚说。
盲童们的祖父母也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父辈们只是不相信孩子能学会什么东西，当他们发现孩子已经学到了很多的时候，会非常欣喜。可是祖父母无论何时都会问：“盲人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
“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但有两样东西在支持着我。一个就是这些孩子，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依赖着你，通过你看到了这个世界，看到了光明，是这些孩子让我继续下去。另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就是我有保罗，保罗有我。保罗是我的一切。实际上，他是惟一一个在听到我的计划时，不觉得我是个疯子的人。”
最终，在拉萨，萨布瑞亚从一个自己能做很多事的盲人，变成了能为别人做很多事的校长。
學生渐渐多了起来，但这些孩子的年龄差距很大，小的才几岁，大的已经十七、八岁了。萨布瑞亚为他们设置了不同的课程，年龄小的孩子都从基本的生活技能学起，年龄大的孩子则学习按摩和手工制作等常用技术。但是，这些孩子都会共同学习藏语、汉语和英语。
“如果我刻苦学习，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可以更多帮助其他残疾人。”盲童学校学生吉娜说。她记得萨布瑞亚告诉过他们：“我们虽然是盲人，但是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比正常人做的更多。”她相信萨布瑞亚说的是对的。
很多孩子刚来时表现得很害羞、很自卑，不愿意与人交流。但时间久了，孩 子们慢慢掌握了一些知识与技能，便开始有了自信。当他们被别人骂成“傻子”的时候，他们学会了报以一笑，或者予以回击：“我可以在黑暗里读书，你行吗?”他们还会骄傲地发问：“你会汉语吗?你会英语吗?你会电脑吗?”
2001年5月25日，美国人埃里克·魏迈尔成为第一位登上珠峰的盲人后，立即便成了盲童们的偶像，他的相片被挂在餐厅的墙壁上。
在成为萨布瑞亚的学生之前，丹增是为数很少的为自己感到骄傲的盲童。他想读书，但村里不收盲童，他只能在山坡上给人放羊。他在山坡上数牦牛和羊的数量，从来不会错，因为他在它们的脖子上系上铃铛。在培训中心学习了3年按摩之后，丹增和他的同学在萨布瑞亚的帮助下开办了一个盲人按摩诊所。
玉珍从盲童学校毕业后，到正规学校就读。她对学习英语有着强烈的兴趣，萨布瑞亚将她送到国外学习。后来玉珍回到盲童学校当上了盲文英语教师。“就像萨布瑞亚一样，用爱心换取西藏盲童的开心。”她说。
不少孩子毕业以后，都像丹增一样找到了谋生的方法。多吉和强巴兄弟是2000年来到盲童学校的，回到家乡后开了一家茶馆。兄弟二人都是先天遗传性失明，家里的生活从前很大程度上靠政府救济，如今他们自食其力，让全村人惊诧不已。
令萨布瑞亚和保罗最开心的是，世界各地的人们来此探访，他们原本认为盲人什么都做不了，结果却大开眼界。
这里可能是盲人世界里最开心的地方。但它不是伊甸园。
谈到自己的事业，萨布瑞亚认为与其说是继承了海伦·凯勒的精神传统，不如说是沿袭了刘易斯·布莱叶的道路。1824年，15岁的法国盲人中学生布莱叶发明了现在通行的盲文点字法，并终生致力于这一方法的改善，43岁死后跻身法国先贤祠。布莱叶创造了一种盲人自己的字母，它的基本符號是6个凸起的点，被称为“布莱叶单元”，每个凸点都在指尖范围之内。世界从这小小的点开始舒展、蔓延。
萨布瑞亚正是依靠布莱叶盲文学习了英语、计算机、历史和文学等课程，因此在波恩大学学习了藏语之后，她沿用了布莱叶的方法，又秉承了其对教育的热情。1998年，她编好了藏语盲文的程序，首次带到西藏推广。
一种遥远东方的神秘语言，和一种用指尖阅读世界的语言，因为萨布瑞亚而连在了一起。学会盲文之后，孩子们所能把握的，便不再是稍纵即逝的声音。即便是在独自一人的寂静里，他们的手指也能从那些凸起的小点里读到整个世界，从此不再孤单。
如今，世界各地的人来这里探访，有些人在这里短暂停留，教给孩子们一些东西，或是送给他们一些礼物。大多数人在亲眼见到之前，都很难想象，盲人能做这么多事情。
德珍就是从最初的义工转为这里的正式教师的。1999年，她毕业于西藏大学美术系，跟随姐姐到这里做义务翻译，后来就留了下来。她负责教孩子们藏语、汉语、手指练习和美术。即使是简单的布莱叶凸点，盲人们也不是天生就能摸索得出来。德珍带领刚来的孩子接触三角、方形和圆形的道具，以熟悉盲文的基本形状。她还教他们捏橡皮泥，以强化指尖的触感。
德珍一直很佩服萨布瑞亚，因为教育盲童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工作”，而她竟能取得显而易见的成功。
在美术课上，德珍用通感的方法教孩子们辨别颜色。她让他们把手伸到太阳下面，感受阳光的温暖，告诉他们这是红色。她又让孩子们蹲下来，摸摸土，告诉他们这是黄色。把手伸到水里，则可以触及蓝色。
萨布瑞亚和保罗一致认为，艺术是重要的。“艺术可以让他们快乐。对于他们来说，色彩的意义不在于正确与否，而在于他们自己的想象。”在美术课上，保罗会对拿着画笔不知所措的孩子们说：“你们都是这里的毕加索。”
2005年，在西藏日喀则一片16公顷的荒地上，萨布瑞亚和保罗创办了一个农场，作为他们的培训基地，一是为了有些收入，二是为了这些孩子将来离开学校后，有个落脚的地方，有个适应他们生活的环境。萨布瑞亚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盲校，盲人被过度地保护着，这是不对的。你必须给他们自由去锻炼他们的肌肉，去培养他们的协调能力，而不是害怕奔跑、跳跃或者摔倒。”和拉萨盲童学校一样，如今的这个农场俨然成为了他们实现梦想的又一个乐园。但萨布瑞亚清醒地知道，这里不是伊甸园。
“所有的帮助项目都不是永远的。”保罗说，“但我们希望盲童学校能够一直开办下去，无论由谁担任校长。”他认为，它的存在可以让人们知道，盲人的生活未必全是悲伤。
2000年3月8日，萨布瑞亚获得国际女性俱乐部所颁发的“诺格奖章”。同年，她获得德国政府邦比文化奖章，这一奖项颁发给全球范围内各行各业的有所作为者，代表德国政府给予的最高荣誉。
2001年，荷兰驻华大使贺飞烈赶到拉萨，代表荷兰女王授予保罗夫妇二人“爵士勋章”。2006年，萨布瑞亚又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国际友谊奖”。
萨布瑞亚说：“我是失明了，但我可以向世界证明，我并不因此而失去价值。”
盲童们的梦想，需要他们的毅力、勇气、信心和我们的爱去实现。
对萨布瑞亚来说，西藏盲童学校是她人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我遇到过一些对自己影响深远的事儿，但是没有哪件事能和这一件相提并论。”
如今，盲童学校的孩子们一届届毕业了，有多位曾经的学生承担起了教学工作，而萨布瑞亚和保罗又在印度开设了盲童学校。
“我希望他们对未来有梦想，如果他们有梦想去做个老师，我希望给他们力量和成为教师的人格。盲童们的梦想需要他们的毅力、勇气、信心和我们的爱去实现。”萨布瑞亚说。
萨布瑞亚经常跟孩子们在一起谈心，这对她而言意味着快乐。如今，这份快乐同样传递给了她的学生尼玛旺堆。
“Hello!”接到记者电话，尼玛用一口流利的英语问道：“你能说英语吗?”
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尼玛旺堆，沐浴着快乐的光辉，全因自己正从事着喜爱的工作。
15岁那年，尼玛旺堆来到盲童学校。和其他孩子一样，他在这里戒除了骂人和丢石子等坏习惯，并迷上了英语，渐渐因自己与众不同的学问而感到自豪。
“我去过好多国家。”尼玛旺堆颇为自豪地说。萨布瑞亚带给这个男孩的自信和快乐是显而易见的。
如今，尼玛已成为萨布瑞亚事业的一部分。因为萨布瑞亚和保罗在印度新办了一所学校，他们将更多的时间留在印度，西藏的日常管理就交给了尼玛和吉拉负责。尼玛告诉记者，如今他最开心的事，就是自己的学生毕业的时候。
“所有盲人都可以自力更生。生活没有问题。”他在电话里大声说。
吉拉12岁就到盲童学校。她告诉记者，5月底她就将离开盲童学校了。她在日喀则创办了一所幼儿园，已经招到了12个孩子。她梦想办一个盲童和健全孩子一起的幼儿园，让盲童从小跟健全的孩子一起玩。
吉拉的这个梦想由来已久。她说，在 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发现很多健全的孩子从来没有见过盲童，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和盲童孩子说话。有时候他们以为盲童听不见，说话声音特别大。“我们让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一起玩，一起学习，将来交流起来方便一些。”吉拉招到的12个孩子，有10个是盲童，两个是健全的孩子。
吉拉也去过很多国家。她曾在英国留学一年，还去过德国、美国、加拿大和印度。2003年，吉拉从盲童学校毕业时，发现90％的盲人都想学按摩，而自己却不感兴趣。她觉得有很多事盲人都可以去做。她告诉萨布瑞亚，自己的梦想是开一所盲人幼儿园。萨布瑞亚和保罗就让她去留学，去国外的各个盲校、盲童幼儿园參观。2009年，吉拉又在印度的盲童学校工作了一年，学习管理。
吉拉和两个哥哥都看不见。2000年，她和哥哥们一起到盲童学校学习。“从小父母让我们坐着，不让我们动，怕我们摔着。我的哥哥比较听话。他们来到学校的时候第一个要学的就是怎么走路。手没有那么灵活，这也影响了他们学盲文。”吉拉告诉记者，这正是她创办幼儿园的原因之一。“对盲童孩子的教育，越早越好。我们从3岁到5岁就开始培训，让他们能有一个像普通儿童一样的成长环境。”吉拉说。
当初刚到盲童学校的时候，吉拉就知道萨布瑞亚是看不见的，得知她就是盲校的创办人，她非常震惊，难以置信。“每次我见到萨布瑞亚，就有了自信。她现在办了3个盲童学校和培训中心。”说起萨布瑞亚，吉拉的声音里绽放出笑意。
萨布瑞亚从没想过自己会如此出名。在北京和上海的机场，有的人会认出她来，问她：“你是西藏盲童学校的校长吗?”萨布瑞亚说，“我是的。”他们又问：“你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吗?”萨布瑞亚回答：“不要排斥盲人。”
萨布瑞亚认为，对盲童来说，最大的困难仍然是社会的偏见。“你可以阻止那些嘲笑盲人的人，而不只是扶盲人过马路。”“如果你看到盲人，尤其是孩子，不要说，‘你什么都做不了’。最好的方式是把他们当作同你一样的人看待。”“去告诉政府和富人，盲人们想自食其力，需要教育和培训。”
萨布瑞亚说，这些才是对盲童最好的帮助。
2009年，萨布瑞亚又成为旨在表彰投身于新中国建设并有着杰出贡献的外籍人士的“中国因你而美丽”获奖者。
在颁奖典礼上，萨布瑞亚说：这个奖项不仅仅是一个荣誉，它更表示着一个信心，这个信心显示了大家相信盲人，相信失明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就是黑暗的，即便是盲人也可以对这个社会作出贡献，也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