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靠”的小人物
　　1931年，瞿秋白被解除了一切职务。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他没有其他工作，只靠党派发的微薄津贴过日子。离开中央后，他化名林复，剪去长发，留了一个板刷头，换了一身工人装，搬到了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两宜里一个工人聚居区过生活。但无论怎样乔装打扮，都改变不了他浓浓的知识分子气息。更要命的是，他的夫人杨之华从小家境富裕，现在既要出去打工，还要操持家务，与左邻右舍打交道，几乎天天发生矛盾，时时发生争吵，被国民党当局发现、被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4月下旬的一个傍晚，茅盾夫妇来到瞿秋白家，杨之华忙着炒菜，他们刚刚坐下准备开席，突然交通员匆匆赶来，交给瞿秋白一封信，信很简单，只有一行字：你们的母亲病得很厉害，快回去看看。瞿秋白知道，这是中央出大事了，让他们立即转移。于是难得准备的佳肴也顾不上吃，便匆匆送走了茅盾夫妻，与杨之华一起提了个小皮箱，搬到了杨之华的亲戚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再次转移，住到了愚园路树德里茅盾的家中。事后才晓得：顾顺章在武汉逗留被捕，随即叛变，整个地下党中央遭到了大破坏，瞿秋白还是周恩来在安排中央机关大转移时，特意让陈赓派人专程去通知的。
　　对瞿秋白的到来，茅盾非常热情。他特地让自己的孩子把床让出来给瞿秋白夫妇睡，让孩子在地板上搭铺。但毕竟不方便，更重要的是，茅盾家就一个三楼大厢房，如果有人来，瞿秋白夫妇连躲的地方也没有。这一天，“左联”的负责人冯雪峰来茅盾家送刚刚创刊的“左联”的机关刊物《前哨》。瞿秋白就托冯雪峰替他找一个“可靠的”“可以较长时间居住”的地方。瞿秋白对冯雪峰讲：因为他身体不好，党中央已同意他休息一段时间。顺便他也准备写点东西，翻译一些苏联的文学作品。冯雪峰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可以，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可靠的关系。
　　于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谢旦如，将因为他的担当被载入史册。
　　掩护瞿秋白
　　谢旦如1904年生于上海，他家几代经营福源钱庄，家境殷实。谢旦如十三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十五岁时，他到福源钱庄打工，从学徒做起准备接班。除了上夜校读书，他还和同在钱庄学徒的应修人等结为好友，并认识了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恽代英，深受影响。
　　二十岁时，谢旦如在应修人的介绍下，加入了由冯雪峰等人发起的“湖畔诗社”，以诗咏志，以诗会友。这么算下来，他与冯雪峰相识也有六七个年头了。他急公好义，但凡朋友中需要帮忙的，总是挺身而出，热情相助。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他先后与朋友合伙开过好几家书店，专门销售左翼文艺书刊。专门书店被查封后，他又独资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开了一家公益书店，专门买卖旧书。同时秘密购置了印刷机和订书机，给中共地下党和左翼文化人印刷、装订进步刊物与文件，所有费用都由他单独承担。
　　“一双冷眼看世人，满腔热血酬知己。”这是何种的担当！因此，当冯雪峰准备秘密安排瞿秋白夫妇住到谢宅时，谢旦如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从局促逼仄的贫民窟搬到了独门独户的紫霞路谢宅，瞿秋白与杨之华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据谢旦如夫人钱云锦回忆：“不仅瞿秋白进了书房乐而忘返，连杨之华也满心欢喜地说，只要一进书房，他就钻在书堆里，一天也出不来。”“一日三餐，我们两家都是一起吃的，饭后茶余，秋白喜欢和旦如谈天，也喜欢听收音机。那一段时间，秋白足不出户，来看望他的，除了冯雪峰，好像没有别人了。”瞿秋白自己也说过，住在谢旦如家这一年多，是他一生中最平静、最舒心、最安逸的日子。这段时间，瞿秋白除了读书，就是翻译写作，写就了上百万字的作品。
　　为了确保瞿秋白的安全，平素喜欢交友的谢旦如开始变得静默起来。他很少把朋友带回自己家里，更少在家中宴请亲朋好友。万一有客人来，也确保将客人活动范围基本上安排在大宅中的第一进。日寇发动 “一·二八事变”后，谢旦如带着全家在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避难，他租好了公寓，同样没有忘记替瞿秋白夫妇租了一套。一直住到5月末，中日签订了“停战协议”后才搬回紫霞路老宅。
　　1932年7月，在冯雪峰的引领下，瞿秋白拜见了他神交已久的鲁迅先生。9月1日，鲁迅先生与瞿秋白第二次见面，就是在谢旦如家里。深通人情的鲁迅还特地买了一盒玩具送给谢旦如的孩子。这是谢旦如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鲁迅先生，他看到自己无限崇敬的文坛巨匠鲁迅先生亲自前来拜访瞿秋白，并相谈甚欢，更深切地认识到瞿秋白这位客人的珍贵。
　　瞿秋白夫妇在谢家总共住了一年零七个月，直到时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亲自来接走了他们。
　　全力保护先辈文稿
　　故事还没有结束。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被杀害，消息传到上海，鲁迅、茅盾、郑振铎、陈望道、谢旦如等极为悲痛。他们决定尽快出版瞿秋白的遗著，以作永远的怀念。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先出版的是他的译作《海上述林》，大部分经费是由谢旦如无偿提供的。
　　除了《海上述林》，還有许多杂文、诗作、文艺理论著述的手稿依旧留存在谢旦如家中。他将这些文稿视作生命，珍藏在一只小皮箱里。
　　几乎就在瞿秋白慷慨赴义的同时，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负责人方志敏也在福建被捕，关押在南昌。方志敏在狱中写下了十多万文字的文稿，托人带到上海，辗转交到了宋庆龄手里。宋又将这些文稿转交给冯雪峰。冯想了又想，觉得最可靠的保存者还是谢旦如。以后经过冯，陆续送给他的手稿，还有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胡也频烈士的《秋》《故乡》，郭沫若的诗稿《五月歌》等。
　　1937年8月，“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闸北、南市等华界进行狂轰滥炸，紫霞路一带被炸成一片废址，谢旦如家片瓦不存，家道急剧中落。但谢旦如逃难时始终拎着那只珍藏着许多先辈文稿的小皮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局势愈发险峻，谢旦如冒着极大风险，设法出版了瞿秋白杂文集《乱弹及其他》、论文集《社会科学概念》等。还将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文章集合在一起，以《方志敏自传》为题出版。所有的费用都是由他承担的。这些小册子不仅上海流传开来，还传到了大后方重庆与延安。
　　1948年底，上海局势骤紧，谢旦如的儿子因参加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军警追杀，被地下党送到解放区。谢旦如立刻想到这些文稿，便将它们全部转移到夫人娘家。钱云锦甚至将文稿缝在老母亲的寿衣里，躲过一劫。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谢旦如如释重负，他和他所保存的文稿终于重见天日了。他细细整理，分门别类，分几次全部无偿地捐赠给了国家。
　　摘编自《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