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在《中国社会演变》一文中，将唐以下的社会称为“科举的社会”，认为这一种社会在唐代已开始，到宋代始定型，其中心力量完全寄托在科举制度上。梁庚尧基本认同这一观点，他在《宋代科举社会》一书中深入剖析宋代科举制度的运行模式，及其背后推动的力量，进而阐述此一制度对社会的影响与科舉文化的形成，呈现出宋代科举社会的内涵。
　　梁庚尧从荫补、财富与亲缘等几个方面分析于科举公正性的不利因素，认为尽管平民子弟或清寒士人在科举考试竞争中受到限制，但是他们仍然能以才能和努力参与竞争，有他们的机会。在他看来，家世与婚姻关系对仕途之影响，是与宋代社会纵向流动加速并存的。“当我们观察到社会普遍重视教育，即使是官宦子弟也放弃荫补，从科举进身，或是在荫补之后再考科举，而具有家世背景的考生和没有家世背景的考生，在应考的过程中都一样要经历困苦力学、屡遭挫折的过程，然后登科，甚至仍然落第，就可以了解，社会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已经有了改变。”
　　然而，真正能够从若干次科举考试当中脱颖而出，并且谋得一官半职的，还是少之又少。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结局如同范进一样。
　　梁庚尧从社会文化等层面分析了为何就连很穷的家庭亦热衷科举。出身于平民，但是通过考试入仕之后，家庭就成为官户，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一些特权。即使没有通过考试，也仍然维持有士人的身份，士人本人同样可以拥有一些特权，只是无法和官户相比。这些特权，配合上官户、士人所拥有的知识或权势，使得他们与众不同，成为社会上一个特殊的群体。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个有趣的故事，其载有蔡久轩的一篇判词，讲到有一个恐吓民家、骗取钱财的乡下豪横胡大发，被捉到官府，自称是士人，习诗赋。地方官当场出了一个题目，要他写一首诗。写好之后，地方官认为粗通，于是就减轻他的刑罚；又因为其他的士人聯名求情，连刑罚也免了，送往州学听读半年。官户、士人在法律上也享有不同于一般平民的特殊待遇。
　　科举制改变了整个宋代精英生活的方向，给了贫寒家庭子弟，特别是勤奋有才学的人以希望，这是改变阶层固化的唯一途径，尽管大部分人无法通过这座独木桥。梁庚尧就在书中关注了这些跌落桥头的“失败者”，考不上的，只好回家守住田产，或改行经商、表演伎艺、卖卜、看风水、包揽诉讼、行医、教书等。
　　然而，参考者依旧犹如过江之鲫，大有现在的艺考趋势，升官发财梦与明星梦，似乎相近。实际上，这种几率低得出奇的“六合彩”已经成为了士人的押宝。更为荒诞的是，他们自己也可能成为宝，被别人押。美国学者柏文莉在其《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一书中，就写到了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何家富甲一方，何恢的长女嫁给了一位进士，他想给次女也安排一桩同样的婚事。然而他刚刚科举入仕的弟弟何恪力主一位叫陈亮的本地寒士做何恢的女婿。陈家家境贫寒，陈亮本人虽不乏学术声望，也仅通过漕试而已。何恢一度举棋不定，但在何恪的一再坚持下，何恢最终无奈道：“宁可冒险与一个尚无价值之人联姻，也不要错过一个可能变得显赫的嫡亲啊。”
　　1165年初，何小姐嫁给了陈亮。婚后不及两年，陈亮父亲被投入牢狱。一系列离奇的不幸降临陈家，让何氏感到震惊，显然这场赌博他们输了，便将女儿接回娘家。何恢与何恪二人生前都没能看到这场赌博发生转机，直到陈亮本人去世前不久，才中进士。可是，他整个人生都耗在科举之中，这场赌博中，看似没有赢家。
　　《宋代科举社会》
　　梁庚尧著
　　东方出版中心
　　2017年1月
　　本书深入剖析宋代科举制度的运行模式，及其背后推动的力量，进而阐述此一制度对社会的影响与科举文化的形成，呈现出宋代科举社会丰富的内涵，引领读者深入了解科举制度，并通过此一制度了解中国社会，尤其是文化担纲者士人的生活、心理及其相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