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几年前开始，对党的领导干部问责也成了一种趋势，这有利于找到真正的责任人。
3月下旬，京版问责办法——《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正式对外公布，首度将北京市党委领导列入问责范围。相比2009年7月出台的全国版问责办法，京版问责办法更加严格，“问题官员”两年内不得提拔。
《北京科技报》：此前是否有过针对党委领导的问责？
林喆，其实，早在战争年代根据地时期，我们党就有问责制。新中国成立后，对官员的问责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开始关注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制，并撰文建议国家将其加强。不过，以前问责涉及的官员不多，大部分也都是按行政规定处罚，基本没有“引咎辞职”这个概念。从2003年“非典”开始，问责作为一种制度开始不断被关注，力度也变得越来越大。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行政首长负责制，因此以前的问责偏重于行政干部，而不是针对党的干部。但在基层政府中，很多决策实际上是由党委做出，因此这是问责中一个很大的缺陷。从几年前开始，对党的领导干部问责也成了一种趋势，这有利于找到真正的责任人。
《北京科技报》：哪些责任需要党政领导干部承担？
林喆：因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都需要党政领导承担相关责任。
近几年中，重庆开县井喷、松花江污染事件，针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力度都比较大。还有三鹿奶粉事件、瓮安事件，从形式上看，针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力度都比较到位。
另外，《暂行规定》也规定，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在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方面出现问题的，也将按照《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追究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
《北京科技报》：在一些地方，被问责的官员常常没过多久就“带病复出”，有时甚至还是“带病提拔”，如何有效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林喆：针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以后的复出，我们以前没有详细规定，因此出现了“带病复出”、“带病提拔”等一些问题。
但是2009年，出台的《暂行规定》规定了一年的复出时限。前几年，我在有关建议中也提出，问责官员的复出时限至少要一年。因为他们的思想、理念的改变、改正错误的时间至少需要一年。不过，我后来发现，这个时限还是太短。于是，去年我又建议，官员复出的时间应该至少为两年。
另外，被问责的官员复出应该进行公示和公告，并说明复出的理由，还应该取得当时因为他的错误而受到损害的单位民众的谅解，受损的单位及民众应该能够对该官员的复出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可以有效避免被问责官员“带病复出”、“带病提拔”的现象。
《北京科技报》：现在一些被问责官员多次落马又多次复出的现象，是否说明现在复出的机制不完善？
林喆：我们的领导干部复出机制还在摸索，有待继续完善。我认为对被撤职、免职的领导干部复出，一定要慎重。哪些人可以复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复出，复出后担任怎样的职位，都应当有明确的规定。
我们也要明确一个观点：党政领导干部犯了错、被问责之后，不是“一棍子打死”，一段时间之后，一些人依旧可以被任用，但是，这些人一定要“低位复出”。比如地厅级干部复出后，只能当处级干部；省部级干部复出后，只能到地厅级；重要岗位上的干部到非重要岗位上。他们不应该是平行复出，甚至是高位复出。如果不这样执行，这些官员等于还是没有受到处理，也容易导致“替罪羊”的出现，因为出大事以后，真正负有责任的领导可以先让“替罪羊”顶罪，然后再任用甚至是提拔“替罪羊”，在这样的规则下，一些人也愿意充当“替罪羊”。现在，如果规定被问责官员只能“低位复出”，就没有人愿意充当“替罪羊”了。这就有利于克服在实施问责制时把真正的责任人放过，而由“替罪羊”受过的现象。
另外，如果要对被问责官员重新使用，应当公布推荐人的名字。这样复出的官员再犯错，推荐者也要承担“推荐不当”的责任，从而可以有效约束推荐者。至于因严重过错和责任多次落马、多次复出而又再次落马的问题官员，应该“终身禁官”。现在国家的干部资源十分丰富，我们完全可以另行挑选合格者。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被问责官员多次落马又多次复出的现象了。
《北京科技报》：目前，党政“一把手”权力往往过大。这种情况如何避免，对他们又该如何监督？
林喆：这要求在做一些重大决策时，一定要进行集体表决，就是党委书记或者党支部书记也只有一票的权利，这样就可以避免政府在进行一些重要决策时出现重大失误。
每到年底，上级组织部门可以实施“一把手”的民主作风评价，从普通党员干部的评价中得到反馈。但现在的问题是，有些组织部门在对一些“一把手”进行考察时，往往觉得能力强就可以了，而忽略了他们的民主作风问题。
我认为，以后对“一把手”的民主作风问题，应实施“一票否决”。如果其民主作风不好、不尊重集体的意见，就坚决不再让他担任领导干部，并且要将此形成一项有效的制度。
《北京科技报》：在您看来，党外监督、群众监督、媒体监督以及党内监督，哪种监督更有效？
林喆：应该说，这些监督形式都是有效的。只要认真执行，就可以对党政领导干部实施有效的监督。但在目前的多种监督体系中，党内监督还十分薄弱。在很多地方，普通党员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党组织或行政组织的“一把手”往往都是“一言堂”，不允许别人有不同的声音或者意见，并且这种现象目前十分普遍，这是我们监督体系中的一个大问题。
本期答疑者
林喆 中央党校教授
本期提问者本报记者李鹏
3月下旬，京版问责办法——《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正式对外公布，首度将北京市党委领导列入问责范围。相比2009年7月出台的全国版问责办法，京版问责办法更加严格，“问题官员”两年内不得提拔。
《北京科技报》：此前是否有过针对党委领导的问责？
林喆，其实，早在战争年代根据地时期，我们党就有问责制。新中国成立后，对官员的问责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开始关注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制，并撰文建议国家将其加强。不过，以前问责涉及的官员不多，大部分也都是按行政规定处罚，基本没有“引咎辞职”这个概念。从2003年“非典”开始，问责作为一种制度开始不断被关注，力度也变得越来越大。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行政首长负责制，因此以前的问责偏重于行政干部，而不是针对党的干部。但在基层政府中，很多决策实际上是由党委做出，因此这是问责中一个很大的缺陷。从几年前开始，对党的领导干部问责也成了一种趋势，这有利于找到真正的责任人。
《北京科技报》：哪些责任需要党政领导干部承担？
林喆：因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都需要党政领导承担相关责任。
近几年中，重庆开县井喷、松花江污染事件，针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力度都比较大。还有三鹿奶粉事件、瓮安事件，从形式上看，针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力度都比较到位。
另外，《暂行规定》也规定，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在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方面出现问题的，也将按照《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追究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
《北京科技报》：在一些地方，被问责的官员常常没过多久就“带病复出”，有时甚至还是“带病提拔”，如何有效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林喆：针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以后的复出，我们以前没有详细规定，因此出现了“带病复出”、“带病提拔”等一些问题。
但是2009年，出台的《暂行规定》规定了一年的复出时限。前几年，我在有关建议中也提出，问责官员的复出时限至少要一年。因为他们的思想、理念的改变、改正错误的时间至少需要一年。不过，我后来发现，这个时限还是太短。于是，去年我又建议，官员复出的时间应该至少为两年。
另外，被问责的官员复出应该进行公示和公告，并说明复出的理由，还应该取得当时因为他的错误而受到损害的单位民众的谅解，受损的单位及民众应该能够对该官员的复出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可以有效避免被问责官员“带病复出”、“带病提拔”的现象。
《北京科技报》：现在一些被问责官员多次落马又多次复出的现象，是否说明现在复出的机制不完善？
林喆：我们的领导干部复出机制还在摸索，有待继续完善。我认为对被撤职、免职的领导干部复出，一定要慎重。哪些人可以复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复出，复出后担任怎样的职位，都应当有明确的规定。
我们也要明确一个观点：党政领导干部犯了错、被问责之后，不是“一棍子打死”，一段时间之后，一些人依旧可以被任用，但是，这些人一定要“低位复出”。比如地厅级干部复出后，只能当处级干部；省部级干部复出后，只能到地厅级；重要岗位上的干部到非重要岗位上。他们不应该是平行复出，甚至是高位复出。如果不这样执行，这些官员等于还是没有受到处理，也容易导致“替罪羊”的出现，因为出大事以后，真正负有责任的领导可以先让“替罪羊”顶罪，然后再任用甚至是提拔“替罪羊”，在这样的规则下，一些人也愿意充当“替罪羊”。现在，如果规定被问责官员只能“低位复出”，就没有人愿意充当“替罪羊”了。这就有利于克服在实施问责制时把真正的责任人放过，而由“替罪羊”受过的现象。
另外，如果要对被问责官员重新使用，应当公布推荐人的名字。这样复出的官员再犯错，推荐者也要承担“推荐不当”的责任，从而可以有效约束推荐者。至于因严重过错和责任多次落马、多次复出而又再次落马的问题官员，应该“终身禁官”。现在国家的干部资源十分丰富，我们完全可以另行挑选合格者。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被问责官员多次落马又多次复出的现象了。
《北京科技报》：目前，党政“一把手”权力往往过大。这种情况如何避免，对他们又该如何监督？
林喆：这要求在做一些重大决策时，一定要进行集体表决，就是党委书记或者党支部书记也只有一票的权利，这样就可以避免政府在进行一些重要决策时出现重大失误。
每到年底，上级组织部门可以实施“一把手”的民主作风评价，从普通党员干部的评价中得到反馈。但现在的问题是，有些组织部门在对一些“一把手”进行考察时，往往觉得能力强就可以了，而忽略了他们的民主作风问题。
我认为，以后对“一把手”的民主作风问题，应实施“一票否决”。如果其民主作风不好、不尊重集体的意见，就坚决不再让他担任领导干部，并且要将此形成一项有效的制度。
《北京科技报》：在您看来，党外监督、群众监督、媒体监督以及党内监督，哪种监督更有效？
林喆：应该说，这些监督形式都是有效的。只要认真执行，就可以对党政领导干部实施有效的监督。但在目前的多种监督体系中，党内监督还十分薄弱。在很多地方，普通党员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党组织或行政组织的“一把手”往往都是“一言堂”，不允许别人有不同的声音或者意见，并且这种现象目前十分普遍，这是我们监督体系中的一个大问题。
本期答疑者
林喆 中央党校教授
本期提问者本报记者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