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的整体性破败与衰颓正在成为一个冷酷凛冽的事实，乡村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也不言自明地黯淡起来。与20世纪那些或布满启蒙理性维度、或以光明灿烂的乌托邦作为未来指向、或在经济大潮中焕发生机与活力的乡村叙事相比，今天的乡村显然是以历史上完全不同的面目出现的：土地废弃，环境污染，农民别乡，夫妻离散，老无所养，少无所教。更重要的是，曾经支撑“乡土中国”稳定千年的族群伦理与文化传统正在断裂，正在破碎。
　　这种局面在近年来的社会学和非虚构写作中得到了清晰而深刻的呈现：梁鸿的“梁庄”系列、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农村老人自杀的调查”、“博士生的返乡笔记”等，引发了一轮轮关于乡村问题的讨论。具体到虚构文本，面对凋萎衰败、面目全非的村庄，作家们大概也难以用记忆中的山明水秀、人伦和美来抵御残酷的现实，他们只能、也必须诚实地记录下“真实”的乡村、“当下”的乡村。
　　晓苏的《撒谎记》便是这样一则利落的素描。作家以一起摩托车车祸事件为开篇，牵连出了上至医院院长、下至贪官刁民的乡村现实。主人公赵直的儿子赵弯在去给外婆贺寿的路上，因喝了酒而将摩托车扎进了干堰，顺带碾断了连赢家的油菜秧。本是一起说重不重、说轻不轻的乡村祸事，如果按照常理，主人公将儿子送往医院，治好伤腿，一切便风平浪静。但在中国，凡是事件或事故，倘若有半点可以在体制里游刃的余地，操作的方式与走向便可以完全不同。
　　《撒谎记》就是以这样一重重逻辑的转换，展现出了一幅幅扭曲的乡村场景：
　　赵直租村支书盘存的车送儿子去医院。支书的业余职业是面包车司机，这已经是对其本来身份的越界，在乡村却很“正常”；
　　医院院长车前建议赵直将儿子的车祸原因改成打扶贫井所伤，不然无法享受医保。赵直在感激之余，发现另外两个车祸病友也是通过这种“撒谎”方式得到医保的；
　　赵直和妻子艾蒿为表谢意，送院长香烟。经病友指点，将二百元的黄鹤楼换成了五百元的，院长自然而然地收下，顯然早已习惯这一模式；
　　赵直找盘存开车祸证明，盘存谙熟此道。他借故到饭馆找笔，实为讹诈请客。赵直拒绝，盘存便直说不能开证明。经老板娘调停，证明开好后，盘存指点赵直带着猪肚或卤肉去找他老婆盖章。一村的权利便这样以村支书家一家的私利得以交换；
　　连赢得知赵弯的药费可报销后，找赵直赔偿一千元，否则将赵家、村支书和院长告上法庭。赵家已无钱可出，只好让连赢拉走了唯一可换钱的肉猪。
　　如此不厌其烦地复述小说的环节，是因为作家的叙事设置很巧妙，一环扣一环，人物处理事情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对正常逻辑的悖离，但他们又是这样地处之泰然，理所当然，仿佛这种“歪曲”、“变形”的方式才是正常的。通过荒诞的人事关联，作者传递出了对中国当下乡村的观察和思考的路径。它是微观的，具象的，所包含的现实却是如此地广漠、普泛，令人慨叹。
　　无论故事多么荒诞，当代小说家已经在技巧上能够做到将主体评议与叙事场景分开，以防止个体性的价值判断影响叙事本相的呈现。但任何一个作家又必须有所偏倚，必须通过所写之人、所述之事传达出其情感态度，这也是叙事伦理的基本原则。在《撒谎记》的结尾，赵直为儿子报销了三千多元医药费，艾蒿算了下帐，如果把送礼、请客和肉猪加起来也差不多。她很欣慰，因为“这次撒谎总算没有白撒”。作家通过朴素的手法描述这对贫穷的农民夫妇如此严肃认真地算帐，如此衷心地为千辛万苦占到公家一点便宜而倍感安慰。这种描绘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又饱含心酸。
　　事实上，在当下中国，这处处剑走偏锋、逾越规范的逻辑是何等地熟悉，而又有多少人能够对其进行观察、注视和批判呢？在一种被歪曲得太久的状态之下，歪曲也成了正常，正常反而被视为怪异。既然如此，赵直是不是名副其实的“直”，是不是诚实到笨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种“扭曲”不仅仅是乡村逻辑，也是当代中国的逻辑，没有人可以逃脱它无边的笼罩。而要说出它，讲述它，正视它，作家必须保持强劲的警惕和探究能力。就像《楚门的世界》，在“幸福”的天空下，必须有一个人，向着边界不屈不挠地行走与探索才能戳破幻象。对于认真生活的人来说，必须要戳这么一下，因为残酷的真实远远胜过虚假的“繁荣”。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