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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简要分析了杜甫诗歌中疾病意象符号的特征，指出它与抒情主体精神世界的纠葛关系，并点明疾病不仅成为一个意指符号，更成为主体隐藏的体验模式；而与杜甫相类，鲁迅也有一系列疾病符号，并用以表征国民劣根性、启蒙、疗救等一系列重要命题，发展了一套丰富自足的含蓄意指系统。最后，我们发现，鲁迅的疾病书写由杜甫的本我原点扩展到集体和国族关怀，但二者其实都是“文”之传统和儒家道统一脉相承的佐证。
关键词：杜甫 鲁迅 疾病 精神 符号 书写系统
通读杜甫诗歌，疾病的描写实在不少，疾病的书写一方面是杜甫现实主义的如实记述，另一方面，多病、衰病的描述显然有抒怀表情的作用，又显示其与精神世界不可摆脱的纠葛。这背后的修辞机制，值得做一番观察。而令人回味的是，一千多年后另一位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从自叙到小说中的叙事，疾病始终也是挥之不去的意象，而且常与国民劣根性等精神命题密切联系，疾病的古今两种书写，究竟有无相似性，进而存在某种对话的可能？从杜甫到鲁迅，因时境变迁，又有何种面向关系呢？
一、杜甫诗歌的疾病意指符号
在杜甫诗歌中，与疾病有关的描写颇多，有不下一百六十处。而其中可以说名目繁多，有称“老病”的，有称“多病”“衰疾”的。这些疾病书写，经后人考证，既有真实的记录，也不乏文学修辞的夸张渲染。结合杜甫安史之乱后漂泊零落，历经战乱的身世，则无论这些书写是否具有绝对的写实性，都是忧患、忧煎、忧急的心情和政治抱负难以实现的困境的现实写照。而我们因此发现，在杜甫的疾病书写中，疾病这一意象符号，向来都不只是针对肉体/身体的单一刻画，而是与形上的精神存在着紧密的指涉关系。试看《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无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a
该诗颔联中，就见有“多病”一句与“悲秋”一句的对举，多病自然是形容身体多疾患，而悲秋一句，“悲秋”指向心境“惨凄”，“客”则是“羁旅”之思的表征。而尾联，又是道出了多少艰辛凄苦潦倒。“多病”一词混杂在情感抒发的一系列表述中，身体（physical）的“疾病”已经明显地与精神上的困顿、困苦彻底互相纠缠，难以看清它独属于身体（body）本身的层次。同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如《旅夜书怀》中后两联写道：“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颈联中老病的意象再次出现，而尾联却又转向了借景抒怀：“末则对鸥而自伤漂泊也。”b 疾病与羁旅之孤，羁旅之苦的书写，同样如前诗一般，并置在了一起。
疾病因而成为一个符号，一个可以引起他物的符号。雅各布森曾指出：“选择的（或联想的）过程表现在相似性（一个词或概念和另外的词或概念‘相似’）中，其方式是隐喻（métaphore）。”c 在杜甫诗中，因为身与心，肉体病痛与精神苦痛的某种相似性（可能基于通感），疾病一词，便每每引发精神困厄的联想。由此，诗人下意识地让疾病这一意象与各种精神上的消沉反应（如孤独，惆怅，凄惨，羁旅等）相纠葛，使之成为一个富有隐喻性的意指（siginification）符号。往深处讲，疾病——精神，身——心的二元纠葛在此并不仅仅只是用以托寄情志的“意象”，更是赋予我们种种的身體动作、感知以意义的前概念架构。这架构也成为反复出现的、隐藏的（hidden structure ）体验模式。
二、鲁迅作品的疾病书写系统
不少论者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存在一个以鲁迅为代表的疾病书写谱系。笔者也注意到鲁迅文本中对于疾病的书写，实在称得上数量众多。而从杜甫到鲁迅，虽一古一今，但两人共同的对疾病书写的偏好，却让我们遐想，疾病符号的丰富内蕴，在这两位名家身上，是否存在某种相似，又是否存在差异呢？
鲁迅在《〈呐喊〉自序》一文中，他叙写了对他一生影响深远，促使他弃医从文的“幻灯片事件”，“那一回以后（指幻灯片事件），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要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d弃医从文的这一微妙提法及引文中医学/文艺，体格/精神两个对子，让我们俨然发现作者似乎匠心独运，疾病和医学的话语，有意前置于精神困顿和疗救的表述。实际上李欧梵就曾将“幻灯片事件”指认为一件文学虚构，一个充满意义的隐喻。在笔者看来，其隐喻在于，“幻灯片事件”被安排作疾病/疗救与精神麻木/文艺启蒙两个对子相逢的时刻。而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肉体疾病与精神疾患的纠缠，则更为明显，“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发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e。在此，国民劣根性直接被描述为“病”，而启蒙则形容为“疗救”“疾病”的隐喻，被用以直接阐述社会精神症候的一系列命题。
而除了杂文，鲁迅小说亦多有类似的疾病书写。《药》一文中，治病的药是精神救赎的隐喻，而不治之症肺痨也象征着国民精神的愚昧和困顿。华老栓买得革命烈士鲜血制成的人血馒头，可最终药（人血馒头）无从发挥救人功效，自然也就隐喻基于革命的启蒙的落空。与疾病有关的一系列名物，从行文起始至末尾，都带有明显的精神批判面向。
综上，鲁迅和杜甫类似，都将肉体疾病当作符号，去纠缠背后更为深沉的精神内蕴。但不同是，如果说杜甫诗歌中的疾病符号构成一个意指系统，那么鲁迅则更近一步构造了一个关于疾病的“含蓄意指系统”（connotation）。罗兰·巴特在《符号学要素》中说：“含蓄意指系统是一个表述层次（即能指）本身即由一个意指系统所构成的系统。”f 无论是鲁迅的《药》还是《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抑或其他更多作品，杜甫诗中牵连精神的疾病意指，已经稳定存在于鲁迅的文本中，进一步指代精神劣根性等一系列重大命题。针对鲁迅疾病符号的创造性运用，笔者称其为一种疾病书写系统。
关键词：杜甫 鲁迅 疾病 精神 符号 书写系统
通读杜甫诗歌，疾病的描写实在不少，疾病的书写一方面是杜甫现实主义的如实记述，另一方面，多病、衰病的描述显然有抒怀表情的作用，又显示其与精神世界不可摆脱的纠葛。这背后的修辞机制，值得做一番观察。而令人回味的是，一千多年后另一位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从自叙到小说中的叙事，疾病始终也是挥之不去的意象，而且常与国民劣根性等精神命题密切联系，疾病的古今两种书写，究竟有无相似性，进而存在某种对话的可能？从杜甫到鲁迅，因时境变迁，又有何种面向关系呢？
一、杜甫诗歌的疾病意指符号
在杜甫诗歌中，与疾病有关的描写颇多，有不下一百六十处。而其中可以说名目繁多，有称“老病”的，有称“多病”“衰疾”的。这些疾病书写，经后人考证，既有真实的记录，也不乏文学修辞的夸张渲染。结合杜甫安史之乱后漂泊零落，历经战乱的身世，则无论这些书写是否具有绝对的写实性，都是忧患、忧煎、忧急的心情和政治抱负难以实现的困境的现实写照。而我们因此发现，在杜甫的疾病书写中，疾病这一意象符号，向来都不只是针对肉体/身体的单一刻画，而是与形上的精神存在着紧密的指涉关系。试看《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无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a
该诗颔联中，就见有“多病”一句与“悲秋”一句的对举，多病自然是形容身体多疾患，而悲秋一句，“悲秋”指向心境“惨凄”，“客”则是“羁旅”之思的表征。而尾联，又是道出了多少艰辛凄苦潦倒。“多病”一词混杂在情感抒发的一系列表述中，身体（physical）的“疾病”已经明显地与精神上的困顿、困苦彻底互相纠缠，难以看清它独属于身体（body）本身的层次。同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如《旅夜书怀》中后两联写道：“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颈联中老病的意象再次出现，而尾联却又转向了借景抒怀：“末则对鸥而自伤漂泊也。”b 疾病与羁旅之孤，羁旅之苦的书写，同样如前诗一般，并置在了一起。
疾病因而成为一个符号，一个可以引起他物的符号。雅各布森曾指出：“选择的（或联想的）过程表现在相似性（一个词或概念和另外的词或概念‘相似’）中，其方式是隐喻（métaphore）。”c 在杜甫诗中，因为身与心，肉体病痛与精神苦痛的某种相似性（可能基于通感），疾病一词，便每每引发精神困厄的联想。由此，诗人下意识地让疾病这一意象与各种精神上的消沉反应（如孤独，惆怅，凄惨，羁旅等）相纠葛，使之成为一个富有隐喻性的意指（siginification）符号。往深处讲，疾病——精神，身——心的二元纠葛在此并不仅仅只是用以托寄情志的“意象”，更是赋予我们种种的身體动作、感知以意义的前概念架构。这架构也成为反复出现的、隐藏的（hidden structure ）体验模式。
二、鲁迅作品的疾病书写系统
不少论者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存在一个以鲁迅为代表的疾病书写谱系。笔者也注意到鲁迅文本中对于疾病的书写，实在称得上数量众多。而从杜甫到鲁迅，虽一古一今，但两人共同的对疾病书写的偏好，却让我们遐想，疾病符号的丰富内蕴，在这两位名家身上，是否存在某种相似，又是否存在差异呢？
鲁迅在《〈呐喊〉自序》一文中，他叙写了对他一生影响深远，促使他弃医从文的“幻灯片事件”，“那一回以后（指幻灯片事件），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要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d弃医从文的这一微妙提法及引文中医学/文艺，体格/精神两个对子，让我们俨然发现作者似乎匠心独运，疾病和医学的话语，有意前置于精神困顿和疗救的表述。实际上李欧梵就曾将“幻灯片事件”指认为一件文学虚构，一个充满意义的隐喻。在笔者看来，其隐喻在于，“幻灯片事件”被安排作疾病/疗救与精神麻木/文艺启蒙两个对子相逢的时刻。而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肉体疾病与精神疾患的纠缠，则更为明显，“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发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e。在此，国民劣根性直接被描述为“病”，而启蒙则形容为“疗救”“疾病”的隐喻，被用以直接阐述社会精神症候的一系列命题。
而除了杂文，鲁迅小说亦多有类似的疾病书写。《药》一文中，治病的药是精神救赎的隐喻，而不治之症肺痨也象征着国民精神的愚昧和困顿。华老栓买得革命烈士鲜血制成的人血馒头，可最终药（人血馒头）无从发挥救人功效，自然也就隐喻基于革命的启蒙的落空。与疾病有关的一系列名物，从行文起始至末尾，都带有明显的精神批判面向。
综上，鲁迅和杜甫类似，都将肉体疾病当作符号，去纠缠背后更为深沉的精神内蕴。但不同是，如果说杜甫诗歌中的疾病符号构成一个意指系统，那么鲁迅则更近一步构造了一个关于疾病的“含蓄意指系统”（connotation）。罗兰·巴特在《符号学要素》中说：“含蓄意指系统是一个表述层次（即能指）本身即由一个意指系统所构成的系统。”f 无论是鲁迅的《药》还是《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抑或其他更多作品，杜甫诗中牵连精神的疾病意指，已经稳定存在于鲁迅的文本中，进一步指代精神劣根性等一系列重大命题。针对鲁迅疾病符号的创造性运用，笔者称其为一种疾病书写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