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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曾参与多个海外著名智库发展的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受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下称国经中心)理事长曾培炎亲邀,成为了国经中心8名执行副理事长之一。
1997年开始,刘遵义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同时,还是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和胡佛研究所名誉研究员。他研究的领域包括经济学理论、应用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等。
此外,他还是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会员,美国经济学会、美国计量经济学会、美国统计学会、美国农业经济学会会员,美国收入和财富研究讨论会成员,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海外成员,美国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理事,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理事。
刘遵义在国际、政府机构和商业界担任过许多职务。曾是美国能源部、美国联邦储备金监察小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兰德(RAND)公司、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美国花旗银行、中国银行和其他大量公共和私人机构的顾问,同时还是美国加州政府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成员。
近十多年来,刘遵义在中国参加了大量的学术活动,并同政府机构有广泛的合作关系。
记者:您曾长期参与海外智库的工作,您认为,智库对经济发展能够起到哪些作用?您怎么看国经中心的定位?
刘遵义:第一,智库应该更多考虑中长期规划,很多政策要有长远规划。我想智库可以担负这样的工作,因为它没有常规行政工作;第二,在国外,智库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很多元化。在美国,观念异彩纷呈,有的保守,有的开明,有的赞成自由贸易,有的赞成保护主义,很多元化。从不同的角度和意识形态出发,大家都有自己的研究。
在中国,建立国经中心这样大规模的智库还是第一次。这个智库定位在民间组织,有一定自由度,比较灵活和开放。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跳出政府的圈子考虑问题。
智库在中国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现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快,国与国之间越来越密切,但是国与国之间有不同的利益关系。智库与智库之间可以有沟通有交流,不一定大家意见一致,但是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智库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比如,保护主义大家是否应该联手对抗。这是跨越政治的沟通渠道。
记者:就贸易保护来讲,智库能够发挥哪些作用?
刘遵义:在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保护主义容易抬头,智库中汇集的都是每个国家的精英知识分子,智库可以出来告诉大家理智一下。但是不单单是贸易保护这一个问题,对于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也是智库需要发挥作用的。
智库的研究非常广泛。比如,地球环境保护的问题,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利益,怎么样能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看法,也是需要智库努力的方向。
记者:在这个社会里,有几种组织形式。有政府、有商、有学,智库怎么能把这几种组织协调到一起发挥作用呢?
刘遵义:智库是做研究的,它本身都有自己的利益,它的支持者都有不同的角度。最主要的是有智库这么一个平台,大家能够交换意见。
记者:所以对智库来讲,沟通非常重要。这也是全球智库峰会的意义所在?
刘遵义:对,通过峰会,向外界宣布中国成立了这样一个智库机构,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多沟通。
记者:在您的经历中,曾经在多个智库机构担任过职务。您觉得在您曾经参与过的智库中,哪个智库的形态、作用、功能是发挥得最好的?
刘遵义:我想不同的智库,各有不同的特点。我觉得智库最重要的是要维持研究的标准。就是说要尊重事实,尊重分析,不能假造一些东西,公信力是很重要的。大家的意见可能会不一样,但是不能歪曲事实,这是很重要的。这样大家才真正有一个沟通的平台。
记者:您觉得国经中心的优势和特点是什么呢?国外智库与政府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刘遵义:我想国经中心的优势是,它有很多社会上的支持,有政府背景的、企业的,在调动资源和资料的过程中,应该有很大的优势。在对外联系方面,也有一定的公信力,这是很重要的资源。
亚洲有很多的智库都与政府有联系。但在美国比较少。因为在美国政党有轮替,现在民主党上台,布鲁金斯就热了,但是过去8年就很冷清,以前8年是美国企业协会很红,胡佛研究所很红。这是有些轮替的办法。由于总统的轮换,比如共和党下了台,很多人会先暂时到共和党的保守智库里,过几年再看,等待机会。在韩国,有一个叫韩国发展研究院的机构,是政府直接提供帮助的。总之,有种种不同的形式。现在也出现了很多民间团体和财团设立的智库。
记者:您觉得您在中心最重要的作用是承担起沟通方面的工作?
刘遵义:是的。因为智库刚开始运作的时候会比较困难。像布鲁金斯学会,它已经建立很久了,大家会觉得它做出来的东西很有公信力。新成立的智库在这方面就比较难。外界无法从经验上预测它的研究是好是坏,可靠不可靠。因此,需要与外界进行必要的沟通工作。
记者:您是做经济研究的,我想做经济研究的学者最大的愿望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对政府、政府政策起到帮助作用。您不想自己的研究通过智库渠道能影响政策吗?
刘遵义:这是中国式的想法。真正做研究的人还是希望发现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真理,与政府采用不采用无关。我觉得真正做研究不应该从这个角度出发。
另外,我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已经5年了,基本上用于学术研究的时间很少。
不过我觉得做研究就是因为有个假设引导你做下去。可能这个假设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错了要承认,不能说做错了不承认。所以说做研究还是要有求真的心态。
记者:我记得您之前就提出过东南亚经济的缺陷是依靠高投入和缺乏技术进步。中国也是这样。这几年中国这样的情况越来越明显。现在出现经济危机,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次机会,您怎么看?
刘遵义:中国经济确实需要转型,但要转成对出口的依赖性进一步降低,要转成内需为主。中国有些地方对出口的依赖性太大。
做出口本身就是容易赚钱的。一个订单,不用自己的品牌厂做出去,就赚钱了。在国内做内需的话,要想做成功,需要花点精神。在国内没有品牌是很难做成功的。台湾有几个企业,在中国做品牌做得是很不错的,比如“康师傅”,最低技术的方便面,我们大家都会做,为什么人家可以做成功?为什么国内没有这样的成功案例?就是因为有品牌战略。为什么他们在台湾做不成功?是因为市场太小。有这么大的市场,在中国真正做内需还是能做成功的,只是这些年来外需更容易做。
1997年开始,刘遵义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同时,还是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和胡佛研究所名誉研究员。他研究的领域包括经济学理论、应用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等。
此外,他还是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会员,美国经济学会、美国计量经济学会、美国统计学会、美国农业经济学会会员,美国收入和财富研究讨论会成员,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海外成员,美国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理事,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理事。
刘遵义在国际、政府机构和商业界担任过许多职务。曾是美国能源部、美国联邦储备金监察小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兰德(RAND)公司、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美国花旗银行、中国银行和其他大量公共和私人机构的顾问,同时还是美国加州政府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成员。
近十多年来,刘遵义在中国参加了大量的学术活动,并同政府机构有广泛的合作关系。
记者:您曾长期参与海外智库的工作,您认为,智库对经济发展能够起到哪些作用?您怎么看国经中心的定位?
刘遵义:第一,智库应该更多考虑中长期规划,很多政策要有长远规划。我想智库可以担负这样的工作,因为它没有常规行政工作;第二,在国外,智库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很多元化。在美国,观念异彩纷呈,有的保守,有的开明,有的赞成自由贸易,有的赞成保护主义,很多元化。从不同的角度和意识形态出发,大家都有自己的研究。
在中国,建立国经中心这样大规模的智库还是第一次。这个智库定位在民间组织,有一定自由度,比较灵活和开放。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跳出政府的圈子考虑问题。
智库在中国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现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快,国与国之间越来越密切,但是国与国之间有不同的利益关系。智库与智库之间可以有沟通有交流,不一定大家意见一致,但是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智库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比如,保护主义大家是否应该联手对抗。这是跨越政治的沟通渠道。
记者:就贸易保护来讲,智库能够发挥哪些作用?
刘遵义:在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保护主义容易抬头,智库中汇集的都是每个国家的精英知识分子,智库可以出来告诉大家理智一下。但是不单单是贸易保护这一个问题,对于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也是智库需要发挥作用的。
智库的研究非常广泛。比如,地球环境保护的问题,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利益,怎么样能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看法,也是需要智库努力的方向。
记者:在这个社会里,有几种组织形式。有政府、有商、有学,智库怎么能把这几种组织协调到一起发挥作用呢?
刘遵义:智库是做研究的,它本身都有自己的利益,它的支持者都有不同的角度。最主要的是有智库这么一个平台,大家能够交换意见。
记者:所以对智库来讲,沟通非常重要。这也是全球智库峰会的意义所在?
刘遵义:对,通过峰会,向外界宣布中国成立了这样一个智库机构,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多沟通。
记者:在您的经历中,曾经在多个智库机构担任过职务。您觉得在您曾经参与过的智库中,哪个智库的形态、作用、功能是发挥得最好的?
刘遵义:我想不同的智库,各有不同的特点。我觉得智库最重要的是要维持研究的标准。就是说要尊重事实,尊重分析,不能假造一些东西,公信力是很重要的。大家的意见可能会不一样,但是不能歪曲事实,这是很重要的。这样大家才真正有一个沟通的平台。
记者:您觉得国经中心的优势和特点是什么呢?国外智库与政府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刘遵义:我想国经中心的优势是,它有很多社会上的支持,有政府背景的、企业的,在调动资源和资料的过程中,应该有很大的优势。在对外联系方面,也有一定的公信力,这是很重要的资源。
亚洲有很多的智库都与政府有联系。但在美国比较少。因为在美国政党有轮替,现在民主党上台,布鲁金斯就热了,但是过去8年就很冷清,以前8年是美国企业协会很红,胡佛研究所很红。这是有些轮替的办法。由于总统的轮换,比如共和党下了台,很多人会先暂时到共和党的保守智库里,过几年再看,等待机会。在韩国,有一个叫韩国发展研究院的机构,是政府直接提供帮助的。总之,有种种不同的形式。现在也出现了很多民间团体和财团设立的智库。
记者:您觉得您在中心最重要的作用是承担起沟通方面的工作?
刘遵义:是的。因为智库刚开始运作的时候会比较困难。像布鲁金斯学会,它已经建立很久了,大家会觉得它做出来的东西很有公信力。新成立的智库在这方面就比较难。外界无法从经验上预测它的研究是好是坏,可靠不可靠。因此,需要与外界进行必要的沟通工作。
记者:您是做经济研究的,我想做经济研究的学者最大的愿望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对政府、政府政策起到帮助作用。您不想自己的研究通过智库渠道能影响政策吗?
刘遵义:这是中国式的想法。真正做研究的人还是希望发现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真理,与政府采用不采用无关。我觉得真正做研究不应该从这个角度出发。
另外,我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已经5年了,基本上用于学术研究的时间很少。
不过我觉得做研究就是因为有个假设引导你做下去。可能这个假设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错了要承认,不能说做错了不承认。所以说做研究还是要有求真的心态。
记者:我记得您之前就提出过东南亚经济的缺陷是依靠高投入和缺乏技术进步。中国也是这样。这几年中国这样的情况越来越明显。现在出现经济危机,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次机会,您怎么看?
刘遵义:中国经济确实需要转型,但要转成对出口的依赖性进一步降低,要转成内需为主。中国有些地方对出口的依赖性太大。
做出口本身就是容易赚钱的。一个订单,不用自己的品牌厂做出去,就赚钱了。在国内做内需的话,要想做成功,需要花点精神。在国内没有品牌是很难做成功的。台湾有几个企业,在中国做品牌做得是很不错的,比如“康师傅”,最低技术的方便面,我们大家都会做,为什么人家可以做成功?为什么国内没有这样的成功案例?就是因为有品牌战略。为什么他们在台湾做不成功?是因为市场太小。有这么大的市场,在中国真正做内需还是能做成功的,只是这些年来外需更容易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