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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岁月如歌，从1921年那个烽火流金的七月到如今，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年的风雨历程。在党的90岁生日来临之际，作为农村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除了感慨，更多的是感动。感动于中国幼教事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陈鹤琴先生创办的第一处幼儿园到现在祖国大地上遍布的幼儿园，从当初的没有任何理论依据和经验到现在的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轨道；感动于新形势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幼教事业的关注和关怀；感动于祖国的花朵能够沐浴到党和国家充足而温暖的阳光；感动于千千万万个幼教工作者和亿万家庭终于迎来学前教育发展的春天……作为一名农村幼教工作者，我愿将我眼中看到的农村幼教事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用翔实的语言记录下来，献给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90华诞。
一、回忆篇：饲养室里的“育红班”——农村幼教的萌芽
育红班，老人们亦称之为“育红园”，对于新世纪的幼教人来说，这也许是个很陌生的名词，但对于50后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那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农村“幼儿园”。
80年代初期，育红班在当时的农村也算是一件新鲜事物：孩子不必交学费，不限制名额，不限制年龄。那时孩子上小学也不像现在这么早，我二姐八岁还上育红班，比她小两岁的我自然也跟着“混”进了育红班。当时的育红班设在一个弃用的饲养室里，饲养室的门朝北，前面有两个窗，后面那个窗用青砖给堵上了。育红班的老师是一个扎着粗辫子的本村姑娘，按辈份我该称呼她大姑，但是我更喜欢叫她老师。育红班里究竟有多少学生，现在想来大概连当时的老师也不甚清楚，因为那时的学生都如流动人口一般，不是每天都必到育红班的。譬如我二姐，有时候我不想去了，二姐便也去不成，因为父母下地干农活，二姐就得待在家里照看我。像二姐和我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农村并不鲜见，至今我仍然记得当时有个女学生，她可能比二姐大一两岁，手里领着一个和我年纪一般大小的弟弟，背上还背一个三四岁的妹妹，她是这个班的班长呢。
偶尔老师不在的时候，她带领我们这一干人连同她的弟弟妹妹一起做游戏。那时候的游戏真是“纯粹的游戏”——打石瓦、跳房子、掷毽子、顶腿儿、藏猫猫（即捉迷藏）、拾八股、扮家家、抬花轿……单单是打石瓦这项游戏，就有七八种玩法，可惜有许多玩法现在都失传了。那时班长把我们分成几个组来玩，像我和她弟弟妹妹等年幼的孩子一般只能充当“扮家家”中宝宝的角色了。当然，老师在的时候，也给我们集体上课，教我们认读拼音、唱歌、算题等等，我还依然记得拼音是写在一块块十厘米见方的小石板上的。然而印象最深的还是每人发一个拳头大小的皮球，一支短短的塑料小喇叭，这大概就是当年育红班里仅有的玩具了。虽然现在看来这么不起眼的一点小玩具，但在当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长大后才知道，像我这般年龄的农村人在当时那个年代能上育红班，就挺让同龄人羡慕了。可惜因为大辫子老师家里尚有六个年幼的弟弟妹妹，其父亲又早逝，加之教“育红班”收入甚微，她只好回家帮母亲拉扯弟弟妹妹去了，村里的育红班也从此解散了。
最近，我曾特意去拜访当年的大辫子老师，问她当年是否也有例如“条例”或是“制度”之类的，来指导或者约束她的日常工作，她说没有，只是“当时觉得孩子们都叫我老师，便觉得老师就该教大家学点东西，而我也不过是完小尚未毕业，现学现卖而已。”
直到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温暖了我们这个小乡镇的每一个角落。镇上决定在每个行政村设立幼儿园，从每个村子里选拔招聘适龄女青年任教，条件是只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心灵手巧，能教孩子们唱歌、跳舞、讲故事即可。同时，由镇政府统一配备发放全套桌椅和一定数量的玩具教具，招生年龄限制在学前一年，名额不限，学费每人两元钱。一时间幼儿园挤满了为孩子报名的家长。至此，农村幼儿园已经从当年育红班时代的自发状态发展至自觉状态。
二、亲历篇：90年代的幼教似未熟的青果——有苦也有甜
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当幼儿教师。90年代初期我初中毕业后，正赶上本村幼儿园的老师结婚出嫁，不方便再继续干下去，负责管辖幼儿园的学区校长和村妇女主任一起找到我的父母，希望我能接任幼儿教师一职。当时，吸引我的不仅仅是可以成为我梦寐以求的教师，更诱惑我的是当时学区校长说，“幼儿教师满十年教龄之后可以通过考试考取师范学校，同时可以转为公办教师”。于是我不假思索，便踏上了这条让我至今也割舍不下的奉献之路。
我记得接任时，全镇所辖村庄有四十多处村办幼儿园，由当时的镇妇联部门管辖，后来镇政府为了使幼儿园管理规范化，便在当地教委办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管理幼儿园的办公室，并在全市率先从当时很有名的青岛市幼儿师范学校“抢”回一名品学兼优的专科毕业生，负责全镇幼儿园的管理与教育指导工作。从此，本乡镇幼儿园工作便有了当家人——幼教辅导员。政府部门对幼教的重视程度由此可窥一斑，幼儿教师聘任制度和职称评定也逐渐走上正规。国家教委于1989年和1996年先后出台颁布了《幼儿园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幼儿园工作规程》（以下简称规程），进一步强调指出，幼儿园实行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创设与幼儿的教育和发展相适应的和谐环境，引导幼儿个性的健康发展，还提出幼儿园应当以游戏为基本的活动形式。自从《条例》与《规程》颁布实施，幼教工作便有了依据和目标，大多数农村幼教同行同年轻的我一样，信心与干劲顿时倍增。
为了跟得上幼教疾速发展的步伐，我们每个幼教人都自觉报名参加诸如函授、自学考试、电大培训等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以此来提高自我素质与业务水平。“当家人”更是紧锣密鼓地对我们进行各种培训、加强理论学习，组织技能技巧基本功比赛、观摩学习等活动，当时我所看到和体验到的农村幼教队伍确实是掀起了一股学习高潮。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内，有多名农村幼儿教师满十年教龄后终于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幼儿师范学校，成为公办教师，就连我这个不起眼的初中生也取得了幼教专科文凭，并顺利通过全国自学考试取得了大专学历。这支年轻的队伍真可谓朝气蓬勃，充满活力！
改革开放的浪潮推动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出国的多了，开工厂的多了，出门做生意的也多了，家长们对孩子的早教意识也提高了，送孩子早点上幼儿园成了各行各业家长们的共识，他们对幼儿园的保教质量也有了较高的评价与期盼。幼儿园一改当年仅收学前一年幼儿的做法，扩大了招生范围，将招生年龄扩到三至六岁，首次提出了通过改善保教环境、提高保教质量、加大玩具教具投入等多种形式提高幼儿入园率。不过，国家计生政策的有效性在90年代中后期让幼教人体验最直接、最真切——即使我们想尽办法扩大招生范围，但每年适龄幼儿数目还是呈现急剧下滑的趋势，人口少的村庄不得不考虑联合办园，实行幼儿合并，师资合并，办学力量合并，这算得上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小产物吧。改革开放在农村幼教行业的另一个产物便是私立幼儿园在90年代末的农村已经跃跃欲试，潜滋暗长了。
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与当时幼教的疾速发展不协调的是幼教人的待遇问题，幼师工资微薄，待遇低下。1998年后随着农村中小学教师“农转非”工作的结束，国家取消了“幼儿教师满十年教龄可考师范”这一政策，让“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奉献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切实体验到了“名不正，言不顺”的苦涩。
但是无论如何，回首这十年间，农村幼儿教育走过的每一步都印满了改革开放的足迹：从狭窄的饲养室到相对宽敞的园舍环境，从自觉地教点什么到优质的保教质量，从教师的不稳定到相对高素质的保教队伍，90年代的农村幼教正如未熟的青果，虽然有点苦，但感觉还是甜的。
三、成熟篇：新世纪的农村幼教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我们从来不敢想象，如果中国没有改革开放，幼儿教育能否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落到哪里便在哪里生根、发芽、成长，而中国的幼教先辈们也许从来没有想到过，中国的幼儿教育事业会从当年陈鹤琴先生在南京鼓楼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幼儿园发展至现在遍地开花的局面。
在21世纪的今天，先进的教学理念不仅从中国的老字号幼儿园及大城市幼儿园源源不断地渗入到农村幼儿园，就连外国许多先进的幼教理念也如浪潮一般前呼后拥至中国农村的幼教土地上。《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等指导性文件随即出台颁布，农村幼教同行们不再只做先进理念的被动接受者，她们在农村幼教岗位上也不断创造着奇迹：在先进理念的引领下，主动探索适合农村本土的幼教新思路，探索适合自己的园本课程、生成课程等。如今在农村的许多幼儿园，教师们都会因地制宜地将乡土资源用于教育教学，泥巴、石块、庄稼杆、农作物等天然物品还有民间游戏等，都成了实现优质素质教育的极好载体，农村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也成为了孩子们天然的大课堂。
与此同时，社会与政府部门也加大了对幼儿园的教育投入，我所在的乡镇每处幼儿园现在都搬进了环境优美的新园舍，购置了孩子们喜爱的大中型玩具设施与图书等。不仅如此，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也在农村蓬勃发展开来，人们注重早期教育的意识进一步提高，为此幼儿园设立了早教培训班，开设0~3岁早教课程等。
农村幼教的另一支奇葩——私立幼儿园，在新世纪之初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与公办幼儿园平分秋色，形成竞争局面。私立幼儿园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公办园的发展，创品牌幼儿园、品牌教师、品牌服务质量成了各园的共同追求目标。一时间农村幼教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这无疑给家长们为孩子选择合适的幼儿园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我五岁的女儿，有一天突然问我：“妈妈，我可不可以去上私立幼儿园？”这让作为幼儿教师的我讶异了好长时间。这也算得上改革开放后农村幼教发展的一个重大体现吧。
当然，我们还得用辩证的目光去纵观这飞速发展的世界。在农村幼教事业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我们也深刻体会到幼儿教师地位缺乏安全性和保障性。加之时间的推移，新教师补充不及时，教师年龄老化的趋势与时代发展形成强烈反差。私立幼儿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幼教的发展，但在市场经济下，其以追逐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商业化倾向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担忧。个别私立幼儿园为吸引家长，往往投其所好，违背了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幼教原则而使教育方式明显趋于小学化倾向，不利于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看到：从改革开放至今，农村幼教土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令人瞩目的。
四、展望篇：农村幼教的明天会更好
就在拟此文的过程中，我在本乡镇幼教行业做了一个小调查。本乡镇在80年代初期有村办幼儿园48处，招生年龄限制在学前一年，幼儿入园率为30%左右；90年代全镇村办园合并为28处，招生范围扩至3~6岁，全镇入园率在60%~80%之间；跨入新世纪以后，全镇幼儿入园率达到90%以上，且三岁以下幼儿提前入园的逐渐增多。
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农村幼儿园在近几十年的迅猛变化。更令人欣喜的是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的颁布，在中国学前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普及学前教育的目标。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农村所有的孩子都能沐浴到党和国家温暖而充足的阳光。
与此同时，农村幼教工作者的专业素质水平进一步提高。尽管教师队伍年龄趋于老化，待遇较低，但是面对学前教育事业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和每一位钟爱幼教事业的同行们更增加了个人使命感和责任感。为了适应未来学前教育发展的需要，我们不断给自己“充电”——努力学习专业理论，探究不同时期儿童生长发育特点和认知规律，掌握科学的教育技能。我们已经取得或正在考取国家承认的教师资格证。我们如同银河里那些闪烁的繁星，在属于我们的季节里尽情地闪耀出自己最亮的光芒。
“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规划纲要》中对农村学前教育的关注更加强了各级政府部门对学前教育的重视，并使之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幼儿园的投入。打造省级规范化中心幼儿园已经不再是口号。有一天，我所教的小班一个孩子兴高采烈地对我说：“于老师，我妈妈说咱们的新幼儿园就建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我们什么时候能搬到新幼儿园去呀？”“我爸爸说，我上中班的时候就可以搬到新幼儿园去了呢。”“我爷爷说……”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谈论着“我们新幼儿园”，他们天真明澈的眼睛里已经写满了对新幼儿园的憧憬，童稚纯真的心儿似乎已经飞进了新幼儿园。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发展学前教育，公办民办并举。增加学前教育资源，抓紧解决‘入园难’问题”。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学前教育的关切如春雨般滋润着我们的心田。《规划纲要》以及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亦如一声声春雷，昭示着大家期盼已久的学前教育发展的春天已经来临。我深信，中国幼教的明天会更好，中国农村幼教事业的明天会更好！
（作者单位：山东省即墨市鳌山卫镇中心幼儿园）
（责任编辑：张雪薇）
一、回忆篇：饲养室里的“育红班”——农村幼教的萌芽
育红班，老人们亦称之为“育红园”，对于新世纪的幼教人来说，这也许是个很陌生的名词，但对于50后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那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农村“幼儿园”。
80年代初期，育红班在当时的农村也算是一件新鲜事物：孩子不必交学费，不限制名额，不限制年龄。那时孩子上小学也不像现在这么早，我二姐八岁还上育红班，比她小两岁的我自然也跟着“混”进了育红班。当时的育红班设在一个弃用的饲养室里，饲养室的门朝北，前面有两个窗，后面那个窗用青砖给堵上了。育红班的老师是一个扎着粗辫子的本村姑娘，按辈份我该称呼她大姑，但是我更喜欢叫她老师。育红班里究竟有多少学生，现在想来大概连当时的老师也不甚清楚，因为那时的学生都如流动人口一般，不是每天都必到育红班的。譬如我二姐，有时候我不想去了，二姐便也去不成，因为父母下地干农活，二姐就得待在家里照看我。像二姐和我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农村并不鲜见，至今我仍然记得当时有个女学生，她可能比二姐大一两岁，手里领着一个和我年纪一般大小的弟弟，背上还背一个三四岁的妹妹，她是这个班的班长呢。
偶尔老师不在的时候，她带领我们这一干人连同她的弟弟妹妹一起做游戏。那时候的游戏真是“纯粹的游戏”——打石瓦、跳房子、掷毽子、顶腿儿、藏猫猫（即捉迷藏）、拾八股、扮家家、抬花轿……单单是打石瓦这项游戏，就有七八种玩法，可惜有许多玩法现在都失传了。那时班长把我们分成几个组来玩，像我和她弟弟妹妹等年幼的孩子一般只能充当“扮家家”中宝宝的角色了。当然，老师在的时候，也给我们集体上课，教我们认读拼音、唱歌、算题等等，我还依然记得拼音是写在一块块十厘米见方的小石板上的。然而印象最深的还是每人发一个拳头大小的皮球，一支短短的塑料小喇叭，这大概就是当年育红班里仅有的玩具了。虽然现在看来这么不起眼的一点小玩具，但在当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长大后才知道，像我这般年龄的农村人在当时那个年代能上育红班，就挺让同龄人羡慕了。可惜因为大辫子老师家里尚有六个年幼的弟弟妹妹，其父亲又早逝，加之教“育红班”收入甚微，她只好回家帮母亲拉扯弟弟妹妹去了，村里的育红班也从此解散了。
最近，我曾特意去拜访当年的大辫子老师，问她当年是否也有例如“条例”或是“制度”之类的，来指导或者约束她的日常工作，她说没有，只是“当时觉得孩子们都叫我老师，便觉得老师就该教大家学点东西，而我也不过是完小尚未毕业，现学现卖而已。”
直到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温暖了我们这个小乡镇的每一个角落。镇上决定在每个行政村设立幼儿园，从每个村子里选拔招聘适龄女青年任教，条件是只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心灵手巧，能教孩子们唱歌、跳舞、讲故事即可。同时，由镇政府统一配备发放全套桌椅和一定数量的玩具教具，招生年龄限制在学前一年，名额不限，学费每人两元钱。一时间幼儿园挤满了为孩子报名的家长。至此，农村幼儿园已经从当年育红班时代的自发状态发展至自觉状态。
二、亲历篇：90年代的幼教似未熟的青果——有苦也有甜
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当幼儿教师。90年代初期我初中毕业后，正赶上本村幼儿园的老师结婚出嫁，不方便再继续干下去，负责管辖幼儿园的学区校长和村妇女主任一起找到我的父母，希望我能接任幼儿教师一职。当时，吸引我的不仅仅是可以成为我梦寐以求的教师，更诱惑我的是当时学区校长说，“幼儿教师满十年教龄之后可以通过考试考取师范学校，同时可以转为公办教师”。于是我不假思索，便踏上了这条让我至今也割舍不下的奉献之路。
我记得接任时，全镇所辖村庄有四十多处村办幼儿园，由当时的镇妇联部门管辖，后来镇政府为了使幼儿园管理规范化，便在当地教委办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管理幼儿园的办公室，并在全市率先从当时很有名的青岛市幼儿师范学校“抢”回一名品学兼优的专科毕业生，负责全镇幼儿园的管理与教育指导工作。从此，本乡镇幼儿园工作便有了当家人——幼教辅导员。政府部门对幼教的重视程度由此可窥一斑，幼儿教师聘任制度和职称评定也逐渐走上正规。国家教委于1989年和1996年先后出台颁布了《幼儿园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幼儿园工作规程》（以下简称规程），进一步强调指出，幼儿园实行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创设与幼儿的教育和发展相适应的和谐环境，引导幼儿个性的健康发展，还提出幼儿园应当以游戏为基本的活动形式。自从《条例》与《规程》颁布实施，幼教工作便有了依据和目标，大多数农村幼教同行同年轻的我一样，信心与干劲顿时倍增。
为了跟得上幼教疾速发展的步伐，我们每个幼教人都自觉报名参加诸如函授、自学考试、电大培训等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以此来提高自我素质与业务水平。“当家人”更是紧锣密鼓地对我们进行各种培训、加强理论学习，组织技能技巧基本功比赛、观摩学习等活动，当时我所看到和体验到的农村幼教队伍确实是掀起了一股学习高潮。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内，有多名农村幼儿教师满十年教龄后终于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幼儿师范学校，成为公办教师，就连我这个不起眼的初中生也取得了幼教专科文凭，并顺利通过全国自学考试取得了大专学历。这支年轻的队伍真可谓朝气蓬勃，充满活力！
改革开放的浪潮推动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出国的多了，开工厂的多了，出门做生意的也多了，家长们对孩子的早教意识也提高了，送孩子早点上幼儿园成了各行各业家长们的共识，他们对幼儿园的保教质量也有了较高的评价与期盼。幼儿园一改当年仅收学前一年幼儿的做法，扩大了招生范围，将招生年龄扩到三至六岁，首次提出了通过改善保教环境、提高保教质量、加大玩具教具投入等多种形式提高幼儿入园率。不过，国家计生政策的有效性在90年代中后期让幼教人体验最直接、最真切——即使我们想尽办法扩大招生范围，但每年适龄幼儿数目还是呈现急剧下滑的趋势，人口少的村庄不得不考虑联合办园，实行幼儿合并，师资合并，办学力量合并，这算得上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小产物吧。改革开放在农村幼教行业的另一个产物便是私立幼儿园在90年代末的农村已经跃跃欲试，潜滋暗长了。
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与当时幼教的疾速发展不协调的是幼教人的待遇问题，幼师工资微薄，待遇低下。1998年后随着农村中小学教师“农转非”工作的结束，国家取消了“幼儿教师满十年教龄可考师范”这一政策，让“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奉献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切实体验到了“名不正，言不顺”的苦涩。
但是无论如何，回首这十年间，农村幼儿教育走过的每一步都印满了改革开放的足迹：从狭窄的饲养室到相对宽敞的园舍环境，从自觉地教点什么到优质的保教质量，从教师的不稳定到相对高素质的保教队伍，90年代的农村幼教正如未熟的青果，虽然有点苦，但感觉还是甜的。
三、成熟篇：新世纪的农村幼教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我们从来不敢想象，如果中国没有改革开放，幼儿教育能否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落到哪里便在哪里生根、发芽、成长，而中国的幼教先辈们也许从来没有想到过，中国的幼儿教育事业会从当年陈鹤琴先生在南京鼓楼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幼儿园发展至现在遍地开花的局面。
在21世纪的今天，先进的教学理念不仅从中国的老字号幼儿园及大城市幼儿园源源不断地渗入到农村幼儿园，就连外国许多先进的幼教理念也如浪潮一般前呼后拥至中国农村的幼教土地上。《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等指导性文件随即出台颁布，农村幼教同行们不再只做先进理念的被动接受者，她们在农村幼教岗位上也不断创造着奇迹：在先进理念的引领下，主动探索适合农村本土的幼教新思路，探索适合自己的园本课程、生成课程等。如今在农村的许多幼儿园，教师们都会因地制宜地将乡土资源用于教育教学，泥巴、石块、庄稼杆、农作物等天然物品还有民间游戏等，都成了实现优质素质教育的极好载体，农村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也成为了孩子们天然的大课堂。
与此同时，社会与政府部门也加大了对幼儿园的教育投入，我所在的乡镇每处幼儿园现在都搬进了环境优美的新园舍，购置了孩子们喜爱的大中型玩具设施与图书等。不仅如此，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也在农村蓬勃发展开来，人们注重早期教育的意识进一步提高，为此幼儿园设立了早教培训班，开设0~3岁早教课程等。
农村幼教的另一支奇葩——私立幼儿园，在新世纪之初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与公办幼儿园平分秋色，形成竞争局面。私立幼儿园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公办园的发展，创品牌幼儿园、品牌教师、品牌服务质量成了各园的共同追求目标。一时间农村幼教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这无疑给家长们为孩子选择合适的幼儿园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我五岁的女儿，有一天突然问我：“妈妈，我可不可以去上私立幼儿园？”这让作为幼儿教师的我讶异了好长时间。这也算得上改革开放后农村幼教发展的一个重大体现吧。
当然，我们还得用辩证的目光去纵观这飞速发展的世界。在农村幼教事业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我们也深刻体会到幼儿教师地位缺乏安全性和保障性。加之时间的推移，新教师补充不及时，教师年龄老化的趋势与时代发展形成强烈反差。私立幼儿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幼教的发展，但在市场经济下，其以追逐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商业化倾向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担忧。个别私立幼儿园为吸引家长，往往投其所好，违背了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幼教原则而使教育方式明显趋于小学化倾向，不利于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看到：从改革开放至今，农村幼教土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令人瞩目的。
四、展望篇：农村幼教的明天会更好
就在拟此文的过程中，我在本乡镇幼教行业做了一个小调查。本乡镇在80年代初期有村办幼儿园48处，招生年龄限制在学前一年，幼儿入园率为30%左右；90年代全镇村办园合并为28处，招生范围扩至3~6岁，全镇入园率在60%~80%之间；跨入新世纪以后，全镇幼儿入园率达到90%以上，且三岁以下幼儿提前入园的逐渐增多。
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农村幼儿园在近几十年的迅猛变化。更令人欣喜的是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的颁布，在中国学前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普及学前教育的目标。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农村所有的孩子都能沐浴到党和国家温暖而充足的阳光。
与此同时，农村幼教工作者的专业素质水平进一步提高。尽管教师队伍年龄趋于老化，待遇较低，但是面对学前教育事业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和每一位钟爱幼教事业的同行们更增加了个人使命感和责任感。为了适应未来学前教育发展的需要，我们不断给自己“充电”——努力学习专业理论，探究不同时期儿童生长发育特点和认知规律，掌握科学的教育技能。我们已经取得或正在考取国家承认的教师资格证。我们如同银河里那些闪烁的繁星，在属于我们的季节里尽情地闪耀出自己最亮的光芒。
“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规划纲要》中对农村学前教育的关注更加强了各级政府部门对学前教育的重视，并使之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幼儿园的投入。打造省级规范化中心幼儿园已经不再是口号。有一天，我所教的小班一个孩子兴高采烈地对我说：“于老师，我妈妈说咱们的新幼儿园就建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我们什么时候能搬到新幼儿园去呀？”“我爸爸说，我上中班的时候就可以搬到新幼儿园去了呢。”“我爷爷说……”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谈论着“我们新幼儿园”，他们天真明澈的眼睛里已经写满了对新幼儿园的憧憬，童稚纯真的心儿似乎已经飞进了新幼儿园。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发展学前教育，公办民办并举。增加学前教育资源，抓紧解决‘入园难’问题”。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学前教育的关切如春雨般滋润着我们的心田。《规划纲要》以及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亦如一声声春雷，昭示着大家期盼已久的学前教育发展的春天已经来临。我深信，中国幼教的明天会更好，中国农村幼教事业的明天会更好！
（作者单位：山东省即墨市鳌山卫镇中心幼儿园）
（责任编辑：张雪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