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本无目的，有目的的只是人。然而这个人，到底是身处教育过程中的你我，还是那些远离教育本身而又高高在上的另外的人呢？杜威曾说：“教育的目的在过程之外，一定是因为社会关系不能平等地保持均衡……（教育中的）人的目标不再是从他们本身经验的自由成长而产生。名义上是他们的目标，其实是别人遂愿的手段。”教育过程中的你我，会有何种的际遇与生命的姿态，想必与杜威言语中的“别人”毫无瓜葛。“别人”所关注的，只是你在接受教育之后成为了什么，或者说被教育改造成了什么，这正是当今教育目的之所在——它悬在了远离教育过程的半空之中，它奋力与功利和实用相契合，它被现实所绑架，并誓为现实社会培养出有用的工具人。
　　蔡元培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了教育要独立的口号：“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然而古往今来，教育又有几时是独立的？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中国教育目的的变迁：春秋时期学术繁荣，思潮涌动，百家争鸣。可到了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将中国的教育推向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唯一路径中，教育渐渐地与且只与出世宦达建立了天然的联系。直到隋唐，中国诞生了一个领先世界的“好制度”——科举制。但好的制度并非带来的全是益果，将目光只放在制度的改革，把气全都撒在制度之上，即便得到了一个适应时代的好制度，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新思潮的萌动，那么好制度反而变成了阻力，科举制就是这样的例子。由于科举制的顺利，中国教育的发展停步了一千年。一千年后的晚清，国门洞开，欧风沐雨吹来了新的教育思潮，飘摇了科举制度。但好不容易摆脱了科举制的教育目的，却又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淹没在了“救亡图存”、“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历史洪流当中，被国仇家恨所绑架。随后，教育的目的又因集体主义的膨胀而逐渐地狭窄，逐渐地失去了自我。直到改革开放，直到素质教育，直到教育目的看似也会有所改变，然而，政策与应试的双重压力，却仿佛让我们回到了那个科举的年代。
　　纵观千年，我们在教育目的的流转与变迁中，仿佛只看到了一个目的——培养“工具人”。当教育之目的被个人，被集体所绑架，掺杂了太多教育过程之外的意蕴，那么教育就不再是教育者的教育，不再是培养完整的人，培养人类的人的教育，而是为社会培养“工具人”的教育。
　　在如今的教育现实中，教师们比以往更加深谙当下功利化的教育目的。如果说彼时科举时代，师者尚有“传道，授业，解惑”之能，但此时的教师，更多已无所谓“道，业，惑”，而代之是以“考，分，率”为唯一的目的。我曾经在一个小学奥数班里无意中看到了孩子的课堂笔记，上面写着老师讲的很长很长的解题“技巧”：“归一问题①先求出一份是多少；②以单一的量为标准，求出所要求的量；③套用公式……解出答案……”我不能说孩子的这位奥数教师没有水平，也许按照他的“技巧”，学生会很容易解出答案，但是这些“技巧”，真的是学生成长所需要的吗？牢记步骤以解题，真的是小学奥数的存在意义吗？我向来不惮以模式化的压迫来揣测中国的教育，却没想到这模式的思想竟如此早地蔓延到了下一代的身上。也许在奥数教师的视域中，奥数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升学。那么，在这种目的的驱使下，教学过程大可忽略理解，忽略思维，学生只需要把老师的解题套路照单全收，把自己变成解题的工具就万事大吉了。扭曲的教育目的必然带来扭曲的教育过程，而扭曲的教育过程除了徒增学生的负担，还有何意义呢？
　　走出了基础教育的大门，大学学段的学子们摆脱了被分数和升学捆绑的教育目的，却又走进了一个社会准零件的生产车间。我们看看各个高校各个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动辄便是要培养出具有如何如何的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专门型人才，而近年来我国教育政策的导向，也是极力推广职业化、专门化的高等教育。这正如叶澜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政府的教育决策中历来只强调社会工具价值，忽视教育在培养个性，个人的潜能得到尽可能发展方面的价值；总是要求教育出显性的、即时的功效，忽视或者轻视教育的长期效益。”甚至在有些时候，大学甚至会在牺牲专业课学时的情况下，去开一些诸如“大学生职业规划”，“大学生就业指导”的课程。一位生物系教授曾经不无遗憾地说：“以前的生物化学是64个学时，现在被挤得只剩36个学时了。”专业基础必修课尚且如此，博雅通识选修课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吧。大学生心中第一位的，早已不是象牙塔里坐而论道的课堂，不是自由阅读与自我提升的图书馆，想必是如何早早了结这四年的羁绊，向着社会狂奔而去吧。谁还记得四年前入学时培养方案上的教育目的？也许它们从来都与我无关。
　　教育本无目的，有目的的只是人。教育目的的迷失，是教育中“人”的迷失，迷失到最终沦为有工具而“无人”的教育。教育的目的只有立足于人，找回失却的人之精神，才能在“遗忘未来，失却崇高”的物质主义世界中，重新发现自我的关照和理想的追求，真正地给“人”的教育指明一个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