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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G20成员国”二十个经济体为研究对象，基于二大国际权威机构提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和全球创新指数，分析全球主要经济体竞争力与创新能力相关关系，复相关系数高达0.8024，并进一步在全球132个经济体中依据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差异，甄别G20成员国在全球创新驱动发展经纬上各自所处的地位，研究结果表明：纳入研究范围的132个经济体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序格局，基于二大国际权威机构提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和全球创新指数，分析全球主要经济体竞争力与创新能力相关关系，复相关系数达到0.8024，依据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差异进全球132个经济体划分为创新驱动发展前沿经济体（Ⅰ）、创新追赶进取经济体（Ⅱ）、创新偏向及创新投入相对不足经济体（Ⅲ）和创新相对平庸乏力型经济体（Ⅳ），四大创新差异阵营以表征差序格局等级序列谱系；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均属于创新驱动发展前沿经济体阵营；金砖国家与其它新兴经济体的创新驱动能力相对而言较弱，均属于第二、三梯队阵营，中国在创新驱动发展进程中表现了强劲的进取动力，正朝着加快建设和科学发展创新型国家迈进。
关键词：G20经济体；创新驱动；差序格局；全球竞争力指数；全球创新指数
一、引言
G20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其成员国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欧盟、澳大利亚、中国、南非、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韩国。宗旨是为推动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放及有建设性的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发展至今，G20峰会的议程不再仅仅局限于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而是寄希望通过创新增长方式、推进结构改革进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全球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潜力，以高质量、可持续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2016年G20杭州峰会更是核准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和《2016年二十国集团创新行动计划》，并专门设立创新专题工作组，推动二十国集团创新、新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议程。
近十年来，G20经济体GDP总量占全球GDP的87～97%，人口则将近世界总人口的2/3；2013年全球R&D投入共计14777亿美元（PPP$），而高收入经济体就达10240亿元，占全球研发总投入的69.3%，其中大多是G20经济体；G20经济体在全球创新驱动发展中无疑起着标杆领头羊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无疑以沉痛的教训告诫人们以金融资本为核心驱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尴尬境地，为此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不约而同地开始重视创新中心功能的塑造，创新逐渐被视为推动全球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苏宁，2015）[4]，时至今日，创新驱动发展已经从原先试图摆脱危机的可能政策选项之一升格成为在新一轮全球经济格局重整与发展动力重塑中脱颖而出之唯一战略选项（屠启宇，015）[4]并在全球范围内正在酝酿着新一轮的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科技创新业已成为大国之间博弈的核心和强国利器；而一个国家能否成功迈入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阶段也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成败的重要标志，因此，创新驱动型经济无疑是支撑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劲引擎，更是稳健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坚强后盾；动态追踪G20经济体创新进展及其创新能力之差序格局，正确判断全球视野下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中国情景，对中国加快建设、发展创新型国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全球创新驱动发展差序格局等级序列谱系图中的G20
众所周知，“差序格局”源于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网络格局时提出的一个独创性概念，此后学者们将“差序格局”引用、扩展到其它领域，如张鸿雁（2007）开展的中国长三角城市群差序化格局创新研究[4]和曲延春（2015）就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的城乡差序格局研究以及孙希有（2015）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差序增长律”；本文借用“差序格局”之概念以探究G20经济体创新驱动发展的等级序列及其相关经济体各自特征。
以美国康奈尔大学牵头联合英士国际商学院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和世界经济论坛分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报告》提供的相关数据库为依据，将二大权威机构提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全球创新指数数据进行极大标准化处理，绘制成如图1全球132个经济体（二大权威机构均涵盖的经济体数量）竞争力与创新能力相关关系图，复相关系数高达0.8024，足于说明二者间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全球经济体竞争力的高低与其创新能力的强弱关系密切。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欧盟、澳大利亚、中国、南非、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韩国。
从图1还可以发现竞争力数据和创新指数都明显较高的经济体集中在图的右上角，显示了其强大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这一显眼的经济体集聚区涵盖了瑞士、英国、瑞典、荷兰、美国、芬兰、新加坡、爱尔兰、卢森堡、丹麦、香港（中国）、德国、韩国、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奥地利、日本、挪威、法国、以色列、比利时等22个样本经济体。这些22个经济体显然为创新驱动型经济体。其中有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香港（中国）等为G20经济体。从图1中可以看出除了G7经济体，其余G20经济体创新驱动发展状态尚处于第二梯队、第三梯队位置，与全球创新驱动前沿经济体在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其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远较其他新兴经济体更有良好的表现。依据图1全球经济体创新驱动发展差序格局等级序列谱系图中各经济体在其竞争力指数和创新指数的差异，全球132个经济体鲜明地出现了四大梯队阵营：（1）创新驱动发展前沿经济体（Ⅰ），主要为前述22个样本经济体，其国际竞争力与创新能力走在全球经济体创新驱动发展的前沿位置；（2）创新追赶进取型经济体（Ⅱ），则主要是以中国大陆和马来西亚等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国家和以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一些相对发达国家，其创新追赶进取趋势强劲，特别是中国其创新追赶进取型经济体所处第二梯队的位置令人瞩目；（3）创新偏向及创新投入相对不足经济体（Ⅲ）则主要是以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度为代表的金砖国家和其它新兴经济体国家，就总体而言这一梯队的经济体创新投入相对不足，从而影响其创新能力的提高，但俄罗斯、印度等经济体在某些领域创新不同凡响，体现出明显的创新偏向性；（4）创新相对平庸乏力型经济体（Ⅳ）则主要为一些国际竞争力、创新能力均处于相对低水平状态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 三、全球视野中创新驱动发展的中国情景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保持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针对这一全球经济史上绝无仅有的“独特样本”，经济学家们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掀起了一系列重大争论；由此在关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来源的理论诠释与实证检验方面出现了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引致，中国奇迹更多的是一种表象，其隐含着很多内在问题和矛盾，未来的增长前景并不乐观，类似观点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1994）最为代表性，早在1994年保罗·克鲁格曼等就认为，东亚投入驱动型的增长（Input-Driven Growth）有损于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从长期看将会导致经济增长的缓慢并最终导致崩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包含着显著的技术进步；吴敬琏先生曾一针见血的指出：“改革开放后的粗放增长论，是从国外引进未经研究的非学术观点”；史正富（2013）在其《超常增长》著作中就中国的资本效率、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及消费增长率等指标进行了系统性诠释，初步否定了“粗放增长论”的依据；唐毅南（2014）更具说服力的采用经验分析方法考证了自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客观表现，发现在投资效率、劳动生产率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技术进步、能源效率、消费增长等一系列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指标方面，中国等同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历史上相应时期的水平，据此得到的结论为“中国经济增长是高速度、高质量的增长”；“粗放增长”这一广泛流传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中国不仅在速度上如史正富指出的“超常增长”，而且在质量上也是“优异增长”；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15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显示，中国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位居亚洲第一，以高铁、核电和卫星等为代表的中国高端科技产品深受亚洲各国的欢迎（Asian Development Bank，2015）；这标志着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突破正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高端科技产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加；这无疑增加了我们的道路自信和践行自信。（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16GWCXXM-32）资助
参考文献：
[1] Audrestch D.B，and Feldman M.P.R&D spillovers and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6，86（3）：630-640.
[2] Cornell University，INSEAD，and WIPO.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5：the local dynamics of innovation global[R].Geneva，Ithaca and Fontainebleau，2015.
[3] European Commission.Innovation Union Scoreboard 2010.http：//www.proinno-europe.eu/inno-metrics/page/innovation-union-scoreboard-2010，2011.
[4] Porter M E，Stren S.National Innovative Capacity.http：//www.isc.hbs.edu/Innov_9211.2003-04-10.
[5] 曲延春.差序格局、碎片化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整体性治理[J]，中国行政管理，2015，（5）：70-73.
[6] 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7] 孙希有.差序增长极律 增长决堤律——产业经济带形成的“必然”与“必须”[J]，国家治理，2015，（22）：32-37.
[8] 唐毅南.中国经济真是“粗放式增长”吗？——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经验研究[J].学术月刊，2014（12）：82-96.
[9] 屠启宁.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2.
[10] 王缉慈.创新得空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1] 张鸿雁.“大上海国际化都市圈”的整合与建构——中国长三角城市群差序化格局创新研究[J]，社会科学，2007，（5）：4-13.
[12]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国家创新指数报：2014[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6
[13] 朱凯，胡畔，王兴平，李迎成.我国创新型都市圈研究：源起与进展[J].经济地理，2014，（6）：9-15.
关键词：G20经济体；创新驱动；差序格局；全球竞争力指数；全球创新指数
一、引言
G20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其成员国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欧盟、澳大利亚、中国、南非、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韩国。宗旨是为推动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放及有建设性的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发展至今，G20峰会的议程不再仅仅局限于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而是寄希望通过创新增长方式、推进结构改革进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全球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潜力，以高质量、可持续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2016年G20杭州峰会更是核准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和《2016年二十国集团创新行动计划》，并专门设立创新专题工作组，推动二十国集团创新、新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议程。
近十年来，G20经济体GDP总量占全球GDP的87～97%，人口则将近世界总人口的2/3；2013年全球R&D投入共计14777亿美元（PPP$），而高收入经济体就达10240亿元，占全球研发总投入的69.3%，其中大多是G20经济体；G20经济体在全球创新驱动发展中无疑起着标杆领头羊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无疑以沉痛的教训告诫人们以金融资本为核心驱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尴尬境地，为此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不约而同地开始重视创新中心功能的塑造，创新逐渐被视为推动全球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苏宁，2015）[4]，时至今日，创新驱动发展已经从原先试图摆脱危机的可能政策选项之一升格成为在新一轮全球经济格局重整与发展动力重塑中脱颖而出之唯一战略选项（屠启宇，015）[4]并在全球范围内正在酝酿着新一轮的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科技创新业已成为大国之间博弈的核心和强国利器；而一个国家能否成功迈入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阶段也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成败的重要标志，因此，创新驱动型经济无疑是支撑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劲引擎，更是稳健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坚强后盾；动态追踪G20经济体创新进展及其创新能力之差序格局，正确判断全球视野下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中国情景，对中国加快建设、发展创新型国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全球创新驱动发展差序格局等级序列谱系图中的G20
众所周知，“差序格局”源于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网络格局时提出的一个独创性概念，此后学者们将“差序格局”引用、扩展到其它领域，如张鸿雁（2007）开展的中国长三角城市群差序化格局创新研究[4]和曲延春（2015）就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的城乡差序格局研究以及孙希有（2015）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差序增长律”；本文借用“差序格局”之概念以探究G20经济体创新驱动发展的等级序列及其相关经济体各自特征。
以美国康奈尔大学牵头联合英士国际商学院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和世界经济论坛分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报告》提供的相关数据库为依据，将二大权威机构提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全球创新指数数据进行极大标准化处理，绘制成如图1全球132个经济体（二大权威机构均涵盖的经济体数量）竞争力与创新能力相关关系图，复相关系数高达0.8024，足于说明二者间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全球经济体竞争力的高低与其创新能力的强弱关系密切。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欧盟、澳大利亚、中国、南非、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韩国。
从图1还可以发现竞争力数据和创新指数都明显较高的经济体集中在图的右上角，显示了其强大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这一显眼的经济体集聚区涵盖了瑞士、英国、瑞典、荷兰、美国、芬兰、新加坡、爱尔兰、卢森堡、丹麦、香港（中国）、德国、韩国、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奥地利、日本、挪威、法国、以色列、比利时等22个样本经济体。这些22个经济体显然为创新驱动型经济体。其中有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香港（中国）等为G20经济体。从图1中可以看出除了G7经济体，其余G20经济体创新驱动发展状态尚处于第二梯队、第三梯队位置，与全球创新驱动前沿经济体在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其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远较其他新兴经济体更有良好的表现。依据图1全球经济体创新驱动发展差序格局等级序列谱系图中各经济体在其竞争力指数和创新指数的差异，全球132个经济体鲜明地出现了四大梯队阵营：（1）创新驱动发展前沿经济体（Ⅰ），主要为前述22个样本经济体，其国际竞争力与创新能力走在全球经济体创新驱动发展的前沿位置；（2）创新追赶进取型经济体（Ⅱ），则主要是以中国大陆和马来西亚等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国家和以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一些相对发达国家，其创新追赶进取趋势强劲，特别是中国其创新追赶进取型经济体所处第二梯队的位置令人瞩目；（3）创新偏向及创新投入相对不足经济体（Ⅲ）则主要是以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度为代表的金砖国家和其它新兴经济体国家，就总体而言这一梯队的经济体创新投入相对不足，从而影响其创新能力的提高，但俄罗斯、印度等经济体在某些领域创新不同凡响，体现出明显的创新偏向性；（4）创新相对平庸乏力型经济体（Ⅳ）则主要为一些国际竞争力、创新能力均处于相对低水平状态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 三、全球视野中创新驱动发展的中国情景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保持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针对这一全球经济史上绝无仅有的“独特样本”，经济学家们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掀起了一系列重大争论；由此在关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来源的理论诠释与实证检验方面出现了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引致，中国奇迹更多的是一种表象，其隐含着很多内在问题和矛盾，未来的增长前景并不乐观，类似观点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1994）最为代表性，早在1994年保罗·克鲁格曼等就认为，东亚投入驱动型的增长（Input-Driven Growth）有损于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从长期看将会导致经济增长的缓慢并最终导致崩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包含着显著的技术进步；吴敬琏先生曾一针见血的指出：“改革开放后的粗放增长论，是从国外引进未经研究的非学术观点”；史正富（2013）在其《超常增长》著作中就中国的资本效率、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及消费增长率等指标进行了系统性诠释，初步否定了“粗放增长论”的依据；唐毅南（2014）更具说服力的采用经验分析方法考证了自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客观表现，发现在投资效率、劳动生产率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技术进步、能源效率、消费增长等一系列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指标方面，中国等同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历史上相应时期的水平，据此得到的结论为“中国经济增长是高速度、高质量的增长”；“粗放增长”这一广泛流传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中国不仅在速度上如史正富指出的“超常增长”，而且在质量上也是“优异增长”；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15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显示，中国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位居亚洲第一，以高铁、核电和卫星等为代表的中国高端科技产品深受亚洲各国的欢迎（Asian Development Bank，2015）；这标志着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突破正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高端科技产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加；这无疑增加了我们的道路自信和践行自信。（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16GWCXXM-32）资助
参考文献：
[1] Audrestch D.B，and Feldman M.P.R&D spillovers and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6，86（3）：630-640.
[2] Cornell University，INSEAD，and WIPO.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5：the local dynamics of innovation global[R].Geneva，Ithaca and Fontainebleau，2015.
[3] European Commission.Innovation Union Scoreboard 2010.http：//www.proinno-europe.eu/inno-metrics/page/innovation-union-scoreboard-2010，2011.
[4] Porter M E，Stren S.National Innovative Capacity.http：//www.isc.hbs.edu/Innov_9211.2003-04-10.
[5] 曲延春.差序格局、碎片化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整体性治理[J]，中国行政管理，2015，（5）：70-73.
[6] 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7] 孙希有.差序增长极律 增长决堤律——产业经济带形成的“必然”与“必须”[J]，国家治理，2015，（22）：32-37.
[8] 唐毅南.中国经济真是“粗放式增长”吗？——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经验研究[J].学术月刊，2014（12）：82-96.
[9] 屠启宁.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2.
[10] 王缉慈.创新得空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1] 张鸿雁.“大上海国际化都市圈”的整合与建构——中国长三角城市群差序化格局创新研究[J]，社会科学，2007，（5）：4-13.
[12]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国家创新指数报：2014[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6
[13] 朱凯，胡畔，王兴平，李迎成.我国创新型都市圈研究：源起与进展[J].经济地理，2014，（6）：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