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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到这次全球金融危机,12年来,我们从上到下,从学界到企业界都非常关注企业运行。但是关注的频率越来越快,眼光也越来越短。我们熟知的著名经济学家、熟知的新闻发言人反复念诵的就是四个字:冷、热、涨、缩。GDP低于8,就冷得不得了;物价指数高于3,通货膨胀就来了;低于3呢,通货紧缩又挥之不去。降了也不行,升了也不行,冷热涨缩循环往复,把我们的政府念得心力交瘁。
这叫什么宏观调控啊?
所以我们必须换一种思维看待经济形势,必须从发展看运行,以长论短。3可能很热,10也可能很冷,关键看内在的结构摩擦力如何。而且也不能跟发达国家比,必须首先给我们国家定位。
怎么定位呢?就是看哪些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抓到主要矛盾要确定哪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哪些是次要方面,它们的位置决定发展阶段。而不同阶段不同性质的经济运作状态是不一样的。
我们中国如何定性呢?如何定位抓主要矛盾呢?三句话:一个拐杖,两个时代,三个阶段。
一个拐杖,两个时代,三个阶段
“一个拐杖”是说我们是拄着拐杖的巨人。2008年我们的GDP达到30多万亿,按当时的汇率超过德国,按购买力超过日本,但这个巨人拄着一个拐杖,上面写着三个词:外资、外商、外贸。2008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踢折了这个拐杖,于是GDP一下少了一多半。
劳动力、产品、产能、资金过剩,这四大剩余其实一直压在我们心上,我们年年喊启动内需,却启而不动。内需不足就说明国内的分配出了问题,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为什么长时间没有爆发呢?因为通过出口把国内大量消费不了的产品打折向外卖。但因为危机,现在国际上的矛盾又国内化了,所以有两三千万农民工失业。
所以,危机不是从现在开始的,我们这二十多年是辛辛苦苦给别人打工的经济。GDP里工资只占11%～12%,大头儿除了政府就让外国人拿走了。我们所谓的顺差,是我们的东西让外国人白用,给我们一张带油墨的纸,这张纸不能叫美金,只能叫美元。这个局面如果没有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能结束吗?
所以我对这次危机三呼万幸,来得太及时了!危机踢折了出口的拐杖,使我们外功废了,只能练内功。我们现在要对内开放了,要打通自己的七经八脉,向自己的老百姓让一步。
第二句话,一个国家处在“两个时代”。我们国家现在的社会经济结构就像太级图的阴阳轮一样,阳面35%左右,是660个城市的工商业居民;而阴面,平均每户不到1.1亩土地,是封建时代的小农经济,我们当代的活化石。
小农经济本不是这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应该迅速消亡。但我们对农民持续保护,一直到现在,每年一号文件含金量都不下两千亿,我们辛辛苦苦保护了60年农民,结果是什么?农村变成了老少儿童的留守地,农业变成副业,农民变成流民,三农问题赫然成为重中之重。
什么原因?整个农业政策的决策和规律对着干,所以屡战屡败。
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离土不离乡搞乡镇企业,证明错了;小城镇大战略也证明行不通;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更不灵。因为新农村不是建设出来的,是发展起来的。新农村不是新马路、新楼房,而是新的能创造剩余价值、交税的生产方式。新农村的村民是未来的农场主,而不是现在的小农户。
怎么办?惟一的出路是减少农民。国民经济的真正发展速度不是GDP——那叫“增长速度”。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要转变农民的分工角色、社会身份。而这些年,我们工业化走在前面,城市化滞后,这就造成太极阴阳轮。在两条阴阳线之间,农民工像燕子一样飞来飞去,形成了1.4亿规模的农工潮。
要思考中国的“形”和“势”,都要从农工潮来寻求答案。农工潮是什么?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是中国农民在现代的伟大长征。因为无论打土豪还是分田地,农民没有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形势。而农工潮要换代,建立的是市场经济的劳资关系。所以我们惟一的选择,是顺应潮流,一个百分点、一个百分点地把他们留在城里。转移一个百分点的后果是什么?没有外贸也是10%的GDP增长。
按照这样干下去,我们两条阴阳线合一得35年。也就是说,共和国这里永远是春天!
还有“三个阶段”。横着分,东、中、西三大板块不在一个阶段上,它们又分别处于不同的纵向阴阳轮的位置上,导致阴阳面处在不同阶段。这是关键的价值判断。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宏观调控总量对吗?总量不对凭什么说热了、冷了?
期待2011年的大幕!
一个拐杖,两个时代,三个阶段,这就是中国的三个基本矛盾。这三个矛盾交叉在一起,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是我们的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就是说按照生产能力,按照物质基础完全可以把70%以上的人转变社会身份进入城市。而我们没有做到,说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严重落后了,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只有这个定准了,社会内部矛盾才能解决。推翻四座大山,加快城市人口。内需出来了,外贸一点点就小了,拐杖就轻了。什么时候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从70%降低到欧美那样不超过20%了,我们的危机才算过去。
中国未来的基本走势,就是要加速人口城市化,转变农民工社会身份,这才是以人为本,才能把消费拉动起来。而消费拉动投资、就业,才是合格的增长模式。这一天,我的预期是2011年,我们的分配体制改革要真正揭开序幕。
所以说,2008年作为中国由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元年载入史册,而2011年将是我们分配体制改革停滞十年多的经济体制改革又揭开新篇章的元年。管理
(本文根据“第18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现场录音编辑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标题为本刊加拟。)
责任编辑:焦 晶
这叫什么宏观调控啊?
所以我们必须换一种思维看待经济形势,必须从发展看运行,以长论短。3可能很热,10也可能很冷,关键看内在的结构摩擦力如何。而且也不能跟发达国家比,必须首先给我们国家定位。
怎么定位呢?就是看哪些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抓到主要矛盾要确定哪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哪些是次要方面,它们的位置决定发展阶段。而不同阶段不同性质的经济运作状态是不一样的。
我们中国如何定性呢?如何定位抓主要矛盾呢?三句话:一个拐杖,两个时代,三个阶段。
一个拐杖,两个时代,三个阶段
“一个拐杖”是说我们是拄着拐杖的巨人。2008年我们的GDP达到30多万亿,按当时的汇率超过德国,按购买力超过日本,但这个巨人拄着一个拐杖,上面写着三个词:外资、外商、外贸。2008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踢折了这个拐杖,于是GDP一下少了一多半。
劳动力、产品、产能、资金过剩,这四大剩余其实一直压在我们心上,我们年年喊启动内需,却启而不动。内需不足就说明国内的分配出了问题,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为什么长时间没有爆发呢?因为通过出口把国内大量消费不了的产品打折向外卖。但因为危机,现在国际上的矛盾又国内化了,所以有两三千万农民工失业。
所以,危机不是从现在开始的,我们这二十多年是辛辛苦苦给别人打工的经济。GDP里工资只占11%～12%,大头儿除了政府就让外国人拿走了。我们所谓的顺差,是我们的东西让外国人白用,给我们一张带油墨的纸,这张纸不能叫美金,只能叫美元。这个局面如果没有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能结束吗?
所以我对这次危机三呼万幸,来得太及时了!危机踢折了出口的拐杖,使我们外功废了,只能练内功。我们现在要对内开放了,要打通自己的七经八脉,向自己的老百姓让一步。
第二句话,一个国家处在“两个时代”。我们国家现在的社会经济结构就像太级图的阴阳轮一样,阳面35%左右,是660个城市的工商业居民;而阴面,平均每户不到1.1亩土地,是封建时代的小农经济,我们当代的活化石。
小农经济本不是这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应该迅速消亡。但我们对农民持续保护,一直到现在,每年一号文件含金量都不下两千亿,我们辛辛苦苦保护了60年农民,结果是什么?农村变成了老少儿童的留守地,农业变成副业,农民变成流民,三农问题赫然成为重中之重。
什么原因?整个农业政策的决策和规律对着干,所以屡战屡败。
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离土不离乡搞乡镇企业,证明错了;小城镇大战略也证明行不通;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更不灵。因为新农村不是建设出来的,是发展起来的。新农村不是新马路、新楼房,而是新的能创造剩余价值、交税的生产方式。新农村的村民是未来的农场主,而不是现在的小农户。
怎么办?惟一的出路是减少农民。国民经济的真正发展速度不是GDP——那叫“增长速度”。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要转变农民的分工角色、社会身份。而这些年,我们工业化走在前面,城市化滞后,这就造成太极阴阳轮。在两条阴阳线之间,农民工像燕子一样飞来飞去,形成了1.4亿规模的农工潮。
要思考中国的“形”和“势”,都要从农工潮来寻求答案。农工潮是什么?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是中国农民在现代的伟大长征。因为无论打土豪还是分田地,农民没有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形势。而农工潮要换代,建立的是市场经济的劳资关系。所以我们惟一的选择,是顺应潮流,一个百分点、一个百分点地把他们留在城里。转移一个百分点的后果是什么?没有外贸也是10%的GDP增长。
按照这样干下去,我们两条阴阳线合一得35年。也就是说,共和国这里永远是春天!
还有“三个阶段”。横着分,东、中、西三大板块不在一个阶段上,它们又分别处于不同的纵向阴阳轮的位置上,导致阴阳面处在不同阶段。这是关键的价值判断。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宏观调控总量对吗?总量不对凭什么说热了、冷了?
期待2011年的大幕!
一个拐杖,两个时代,三个阶段,这就是中国的三个基本矛盾。这三个矛盾交叉在一起,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是我们的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就是说按照生产能力,按照物质基础完全可以把70%以上的人转变社会身份进入城市。而我们没有做到,说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严重落后了,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只有这个定准了,社会内部矛盾才能解决。推翻四座大山,加快城市人口。内需出来了,外贸一点点就小了,拐杖就轻了。什么时候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从70%降低到欧美那样不超过20%了,我们的危机才算过去。
中国未来的基本走势,就是要加速人口城市化,转变农民工社会身份,这才是以人为本,才能把消费拉动起来。而消费拉动投资、就业,才是合格的增长模式。这一天,我的预期是2011年,我们的分配体制改革要真正揭开序幕。
所以说,2008年作为中国由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元年载入史册,而2011年将是我们分配体制改革停滞十年多的经济体制改革又揭开新篇章的元年。管理
(本文根据“第18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现场录音编辑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标题为本刊加拟。)
责任编辑:焦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