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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经济的到来扩大了全球软件贸易的规模。2019年中国软件出口增速有所下降，但绝对数值自2010年以来一直呈增长态势。主要出口目的地为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和日本等，信息技术外包在软件出口中占压倒性优势。数字技术创新引领软件出口转型升级，工业互联网APP、“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成为软件出口新的增长极。但中国软件仍存在被锁定在价值链中低端难以突破、软件产业生态需要统筹规划等问题。同时，全球性新冠疫情给软件出口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伴随着软件贸易规则竞争更加激烈、数字基础设施的建立和完善以及人工智能与5G的发展将驱动软件贸易的更快发展，中国软件出口有可能逆势而上并有所突破。
关键词：软件出口 信息技术服务外包 数字经济 全球价值链
作者简介：
杜振华，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教研中心教授;
王 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
朱 硕，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
各国数字化转型的加快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市场的软件贸易规模。软件产业借助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5G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国民经济各领域、各产业“赋能、赋值、赋智”，不断改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通过与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生产的融合，推动国民经济各产业转型升级，不断产生新的模式和业态。与此同时，软件产业本身的发展也步入加速创新、快速迭代、群体突破的新时期。软件贸易作为数字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际市场数字贸易规则的建立，软件贸易的制度环境进一步完善，这一切为软件贸易更快更大规模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
一、中国软件出口现状
（一）软件出口规模持续增加，但增速下降
数字经济的文明已运行在软件之上，形成了人—机—物的融合。尽管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扩大，逆全球化浪潮汹涌，前三季度世贸组织（WTO）全球贸易景气指数（WTOI）分别为96.3、96.3和95.7，是继2018年第四季度跌破100荣枯线以来，继续徘徊在更低位。2019年全球贸易增长率为3.7%，为近9年最低。但中国数字经济中的软件出口却逆势而上。2019年，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超4万家，累计完成软件业务收入71768亿元，同比增长15.4%。中国软件出口规模继续扩大，执行金额为434.81亿美元（不包括嵌入型软件出口），同比增长5.47%，增长速度比2018年下降4.33个百分点。2010—2019年，中国软件出口规模从97.30亿美元增长到434.81亿美元（图1），增长了3.5倍，是中国贸易增长最快的部门之一。正如网景（NetScape）创始人Marc Andreessen所说：软件吞噬世界。
（二）接单效率提高
2010—2019年，中国软件出口协议金额与执行金额规模都在不断提高。尽管合同数在个别年份有所下降，但除2017年单位合同金额比上年稍有下降外，其他年份都在上升（表1）。单位合同执行金额由2010年的249206美元上升到2019年的750384美元（图2），每单合同金额是2010年的3倍，说明接单效率持续提高。
（三）主要出口目的地分布相对稳定
2019年中国软件出口目的地维持了与2018年一样的格局（图3、图4）。软件出口虽然多达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仍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五个国家与地区，占中国软件出口的73.54%。虽然近两年中美贸易摩擦越演越烈，但2019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软件仍达94.43亿美元，仅比2018年下降0.5%。这说明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两国在软件等数字领域无论怎样都无法摆脱对彼此的依赖。
（四）信息技术外包在软件出口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
中国软件出口主要包括软件产品和信息技术外包（ITO）两部分。ITO相对软件出口，附加价值较低、利润较少。2015—2019年，中国软件产品在软件出口额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图5），由5.12%下降到1.84%，2019年执行金额只有7.99亿美元;而ITO则由94.88%上升到98.16%，2019年执行金额达426.82亿美元。这说明中国软件若没有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向国际价值链高端攀升可谓难乎其难。
从软件出口的内部结构看，中国软件产品出口以应用软件为主。软件产品按功能分为应用软件、系统软件和支撑软件。2019年应用软件出口占84.90%，比2018年增长9.7%;系统软件和支撑软件分别为13.36%和1.74%，分别比2018年下降5.64%和4.06%（图6、图7）。ITO以信息技术研发服务为主，2019年执行金额达343.59亿美元，占80%;运营和维护服务达71.32亿美元，占17%;新一代技术开发应用服务达11.53亿美元，占3%（图8）。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发应用服务是离岸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中的黑马，增长潜力极大，主要包括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服务和其他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发应用服务等，执行金额11.53亿美元，比2018年增长154.53%，协议金额13.78亿美元，比2018年增长201.39%（表2）。
（五）软件出口扶持政策已见成效
在软件出口上，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扶持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逐步加强，软件产业正在全力打造创新升级版，软件“赋能、赋值、赋智”作用正在加速和放大。
若怀：《我国软件产业：软实力跑出加速度》，《中国电子报》2019年10月12日。國家对首次通过“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DCMM）二级、三级、四级评估认证的软件企业，一次性分别给予最高20万元、30万元、50万元的奖励。2019年延续了软件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不断释放企业创新活力，并使国内外投资更多参与和促进信息产业发展。这不仅能让企业快速规范数据管理行为和提升数据应用技能，还能让企业数据资产在生命周期内发挥最大效益，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 修从涛：《软件产业发展有哪些扶持政策，听专家给你解读》，齐鲁晚报网，2019年10月17日。
（六）软件出口区域呈现一枝独秀局面
2019年，中国软件出口执行金额前10位的省份为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山东、北京、辽宁、四川、福建和江西。其中，江苏可谓一枝独秀，软件出口执行金额为130.48亿美元，是第二位浙江的2.4倍、第10位江西的23.6倍。浙江、上海、广东、山东、北京5个省市基本处于同一数量级。10省市中，增长最快的是福建省，达33.53%（图9）。
二、中国软件出口特点
（一）软件出口以内资企业为主
2019年中国软件出口协议金额604.08亿美元，同比增长7.70%;执行金额434.81亿美元，同比增长5.47%（表2）。在出口执行金额中，按企业性质分，内资企业占51.89%，外商投资企业占38.99%，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9.16%（图10）。其中，内资企业又以集体企业的出口为主，占29.15%;其次为股份有限公司占13.24%，而国有企业只占2.49%。说明软件出口的竞争和市场化发展非常充分。
（二）数字经济发展对软件出口推动作用显著
数字经济的繁荣使人类形成互联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软件构成实质性依赖。软件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灵魂，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驱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推动智慧社会加速演进。软件和信息技术外包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电子信息业、通信网络业发展过程中，软件定义发挥着重要作用。2019年软件出口前10位的省市与数字经济总量前10位的省市高度重合，具有明显正相关性。
（三）数字技术创新引领软件出口转型升级
数字技术创新力度不断加大。2002—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从不到1500亿元增长至31万亿元，16年间增长208倍，年均增速达到38%。从创新产出看，2019年全国共完成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1484448件，同比增长34.36%。
张贺：《2019年我国著作权登记大幅上升》，《人民日报》2020年3月26日。原创能力由跟跑为主转向多领域并跑和领跑。全球最大的开源代码平台上有超过3000个来自中国的开源项目;在云计算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3个开源项目中，贡献前5名的企业里均有2家以上中国企业。5G通信行业是“软件定义”的“主战场”之一。此外，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软件产业发展的新动力。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让感知无处不在、连接无处不在、数据无处不在。工业软件推动制造方式向实体制造与虚拟制造融合发展，实现研发、设计、试验、制造、服务在虚拟空间的仿真测试和生产，制造过程快速迭代、效率和质量显著提高，成本快速下降。这一切推动国际市场对中国软件的进一步需求。
（四）工业互联网APP加速软件出口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拓展，软件定义、数据驱动、平台支撑、服务增值、智能主导等特征日趋明显。
中国信通院：《工业互联网APP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同花顺财经，2019年8月28日。工业互联网APP（以下简称工业APP）是基于工业互联网，承载工业知识和经验，满足特定需求的工业应用软件，是工业技术软件化的重要成果。工业APP促进工匠知识和经验的积淀、开放和复用，实现技术扩散和商业化，加速工业技术软件化进程。推动工业APP发展，有利于发挥软件赋能、赋值、賦智作用，推进两化深度融合;有利于将制造业企业内部分散、隐性的工业技术挖掘出来、传播开来、传承下去，破解国内工匠不足难题;有利于汇聚海量开发者、提升用户粘性，打造资源富集、多方参与、合作共赢、协同演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生态;有利于更大程度激发“双创”活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带动形成新增长极。
（五）“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成为软件出口新的增长极
随着“一带一路”信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以及各类国际合作不断落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软件出口明显上升。到2019年末，中国已与137个国家、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99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
“一带一路”沿线诸多国家是信息技术产业的洼地，巨大的数字鸿沟和市场前景为中国软件出口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中国的移动支付软件、打车软件以及跨境电商软件在中亚、东南亚市场的影响力迅速提升。
王晓红、谢兰兰：《我国数字贸易与软件出口的发展及展望》，综合开发研究院，2019年10月24日。这将成为中国软件出口的新的增长极。2012—2019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软件出口，由26.87亿美元上升到72.55亿美元，8年增长了1.7倍，占中国软件出口的16.68%（图11）。
三、中国软件出口中的问题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测算，贸易战正在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和影响，到2020年，将给世界经济带来约7000亿美元损失，相当于全球生产总值（GDP）的0.8%左右。这还没有评估新冠肺炎疫情对于经济贸易的影响。总之，中国软件出口还受到以下问题的困扰。
（一）软件被锁定在价值链中低端一直难以超越
目前国际软件产业分工体系中，形成了以美国、欧洲、印度、日本、中国等为主的全球产业链，上游、中游和下游链条分布明晰：软件产业领域核心——操作系统、中间件和数据库都为美国企业所占领（表3）。从产业链上游的操作系统看，XP（Windows操作系统拓展版）等Windows系列占据市场份额的绝大部分，达87.9%;其次是苹果的MacOS，市场份额占比达9.7%左右。近些年来，国产Linux操作系统在易用性等方面基本具备XP替代能力，但还存在生态环境差等各种问题。
在全球“数据价值链”中，中国仍处于从属地位，价值和数据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全球性平台和其他领先的跨国公司手中。中国软件总体发展水平处于为许多国外跨国公司数字平台的原始数据提供者的地位，同时又不得不为平台所有者利用这些数据产生的数字智能付费。2018年美国计算机软件出口103.33亿美元、计算机服务出口328.64亿美元， 数据来源：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2019。两项合计为431.97亿美元;中国为412.27亿美元。2019年美国通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出口为478.13亿美元，而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出口434.81亿美元。虽然该项出口额与美国相差不大，但中国软件产业和出口面临着基础软件、开发工具软件严重依赖国外，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企业成本不断上升的风险。
（二）软件产业生态需要统筹规划
目前，中国的软件产业还未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开发商所使用的工具基本都源自国外。这对于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中国来说是致命的，相当于“中国智造2025”及智慧工业的未来都掌控在他人手中。软件企业打拼在一个不规范和混乱的软件产业生态环境里。例如，软件作为著作权还没有被全面保护，进而影响其应有的价值实现。在中国可以花大量资金购买硬件，但不愿意购买软件和服务。
邓军：《中国国产软件仍处产业价值链中低端 生态环境堪忧》，《经济观察报》2018年7月5日。中国要在数字经济中具有一定的发展实力，就必须建立软件产业生态，从基础软件、中间软件到应用软件需要统筹规划，并对软件著作权予以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
（三）工业互联网平台缺乏安全性设计规范
工业APP用于工业生产环境，执行错误的后果不仅仅是数据错误，而是可能导致不可估量的灾难。世界上因为软件功能安全问题造成重大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的实例屡见不鲜。2018年印尼狮航和2019年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波音737MAX8坠机事故，其原因都是工业APP异常造成相关安全系统的功能异常。
中国信通院：《工业互联网APP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同花顺财经，2019年8月28日。云服务成为数字贸易的关键基础设施，但海量存储基础设施投入、“云平台”异地存储和灾备、信息安全等问题仍然突出。
（四）软件出口的标准化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相对滞后
随着中国软件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自主知识产权软件产品需要保护。首先，面向工业软件、云计算、大数据、信息安全等领域的标准还比较欠缺，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外包领域还没有建立标准化的系统平台。其次，与软件出口相关的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目前涉及软件出口监管的规定散见于《对外贸易法》《海关法》《软件出口管理和统计办法》等不同的法律法规中。如加密软件及技术管制在各国出口管制条例中都有严格标准和申报程序。
（五）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发应用服务仍处于落后状态
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发服务包括云技术服务、人工智能服务、区块链技术服务等。云技术服务划分为三个主要类别：软件即服务（SaaS）、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和平台即服务（PaaS）。2012—2016年，SaaS、IaaS和PaaS全球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0.5%、38.9%和38.1%（图12）。2019—2023年，全球公共云服务和基础设施支出将增加一倍以上，从2290亿美元增至近5000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可达到22.3%。美国在云服务各领域都处于绝对优势。2019年全球前五大云计算服务国家中，美国1246亿美元、中国105亿美元、英国100亿美元、德国95亿美元、日本74亿美元。虽然中国的复合年增长率最高，达44.9%，但与美国的差距在10倍以上。
四、中国软件出口的主要趋势和未来展望
近年来，国际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已拖累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世界经贸增长乏力及其格局较难改观。再加上2020年初开始在全球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软件贸易的发展将会受到巨大的影响而进一步下降。根据WTO发布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服务贸易晴雨表》报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致使全球服务贸易增长进一步减弱。自2019年底至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服务贸易读数为96.8，低于2019年9月的98.4，也远低于100的基准值。WTO预计2020年世界贸易将下降13%至32%，下降幅度可能会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贸易下滑。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时本来已一降再降，没想到雪上加霜，全世界经济又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黑天鹅事件”。因此，预测美国经济2020年将萎缩5.9%;德国将萎缩7%;加拿大將萎缩6.2%;日本萎缩5.2%;中国正增长1.2%，是为数不多的增长大国。
佚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新京报网，2020年4月15日。在此背景下，中国软件出口主要呈现以下趋势。
（一）中国软件出口增速将可能是世界最高
通过数字化实现所有部门和市场的转型，促进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更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此外，数字化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改造价值链，并为增值和更广泛的结构变革开辟新的渠道。伴随软件“赋能、赋值、赋智”作用的不断释放，数字贸易规则的逐渐确立，可以预见，在技术创新体系的支撑和领先的软件技术产品的驱动下，软件产业有望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加突出的引领作用。
若怀：《我国软件产业：软实力跑出加速度》，《中国电子报》2019年10月12日。截至2019年，中国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17个自贸协定，自贸伙伴遍及欧洲、亚洲、大洋洲、南美洲和非洲，涵盖38%的对外贸易额，这对中国软件需求有增加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的爆发与持续，破坏世界各地人们的正常生产和生活，一些国家的经济相继停摆，虽然随着部分国家疫情状况好转，复产复工相继开启，但许多产业仍然没有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状态。这必然使世界市场对中国软件需求有所下降，中国要达到2020年实现软件产业业务收入突破8万亿元，软件出口超过680亿美元的“十三五”目标，可能困难重重。但由于中国首先摆脱新冠肺炎疫情的困扰，中国软件出口增速虽然有可能进一步下降，但其增速仍可能是世界最高。 （二）软件贸易规则竞争更加激烈
在软件贸易规则上，国际上一般奉行发包国的潜规则，美国、欧盟和日本作为主要发包国是这些实际潜规则的制定者。但随着数字贸易的不断扩大和深化，数字贸易规则民主化的国际进程正在加快，冲击了贸易规则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历史命运。数字贸易规则已经成为多边和双边贸易谈判的重要议题，也是构建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内容。软件贸易的规则开始显现新兴国家的意志和利益，迫使软件贸易由潜规则向国际明规则转变。软件贸易是数字贸易的重要领域，为了让数字贸易更快更顺利地发展，需要制定相应的数字贸易规则和数字经济政策。数字贸易规则的“美式模板”“欧式模板”，给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数字贸易新规则体系中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例如，2018年7月，欧盟委员会认定谷歌滥用其安卓（Android）移动操作系统市场支配地位，对其开出43.4亿欧元罚单。鉴于数字贸易所涉问题的复杂性和新颖性，以及技术变革的持续快速步伐，可按照联合国的建议使用监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作为解决方案的一种尝试。以便在数据保护和安全、跨境数据流、竞争、税收和贸易等方面尝试建立国际规则。全球数字贸易发展在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促使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成为国际新一轮规则竞争的焦点。中国是电子商务第一大国、数字经济第二大国，应尽快制定符合中国意志诉求和利益诉求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形成数字贸易规则“中式模板”。
（三）数字发展给软件出口带来更大的机遇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新动能主要源于软件。截止到2019年6月，中国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69.3%;关键工序的数控化率，如生产线上用的数控机床，达到49.5%。同时，开展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企业比例，分别达到了35.3%、25.3%和8.1%。
佚名：《工信部：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69.3%》，新浪财经，2019年9月20日。此外，软件定义网络（SDN），可通过一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对网络设备进行任意的编程从而实现新型的网络协议、拓扑架构而不需改动网络设备本身。组建5G网络，采用软件定义的方案，成功率将变为100%。此外，5G应用更是将无线网络的基础设施与昂贵的封闭硬件解耦，并将其转变为运行于通用商用硬件智能软件层上的关键。软件定义基础架构是加速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可实现敏捷、安全、高效的业务管理。这为软件出口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大的基础。值得庆幸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最先得到控制也为中国赢得软件出口契机，在全球软件价值链断点、堵点、痛点的替补中可获得软件生态系统建立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提升机会。
（四）软件出口管制制度应及时启动
软件的出口管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从国家软件出口管制政策看，最强势的是美国。美国出口管制条例（EAR）是最为复杂完善的法规之一。该条例在内容上形成了比较独立和完整的法规体系，并且每年根据总统指令和国会立法随时更新。软件可以通过上传或下载的方式传送，这种无形的交易方式很容易构成出口管制意义上的“出口”而不为企业所知，给企业带来管控上的风险。在大多数情况下，软件是随着与之相关的设备而受到管制的。一般是与这些被管制设备的研发和制造相关的软件。此外，由于加密软件涉及保密和窃密，加密技术的竞争已经成为国家间技术竞争的一部分。因此加密软件及技術是各国严加管制的对象，所以各国在出口管制条例中对于加密软件都采取了更严格的管制标准和申报程序。中国软件技术越是向国际前沿发展，越是应加快对相关软件出口管制政策的制定和与时俱进的调整。
参考文献：
1.联合国：《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2019年。
2.工信部：《工业互联网APP培育工程实施方案（2018—2020年）》，2018年5月22日。
3.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 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网站，2019年4月。
4.商务部综合司：《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9年秋季）》，2019年11月22日。
5.王晓红、谢兰兰：《我国数字贸易与软件出口的发展及展望》，综合开发研究院，2019年10月24日。
6.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19年）——加速腾飞 重塑增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网站，2019年10月。
7.徐金海、周蓉蓉：《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发展趋势、国际经验与政策建议》，《国际贸易》2019年第9期。
责任编辑：李 蕊
关键词：软件出口 信息技术服务外包 数字经济 全球价值链
作者简介：
杜振华，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教研中心教授;
王 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
朱 硕，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
各国数字化转型的加快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市场的软件贸易规模。软件产业借助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5G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国民经济各领域、各产业“赋能、赋值、赋智”，不断改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通过与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生产的融合，推动国民经济各产业转型升级，不断产生新的模式和业态。与此同时，软件产业本身的发展也步入加速创新、快速迭代、群体突破的新时期。软件贸易作为数字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际市场数字贸易规则的建立，软件贸易的制度环境进一步完善，这一切为软件贸易更快更大规模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
一、中国软件出口现状
（一）软件出口规模持续增加，但增速下降
数字经济的文明已运行在软件之上，形成了人—机—物的融合。尽管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扩大，逆全球化浪潮汹涌，前三季度世贸组织（WTO）全球贸易景气指数（WTOI）分别为96.3、96.3和95.7，是继2018年第四季度跌破100荣枯线以来，继续徘徊在更低位。2019年全球贸易增长率为3.7%，为近9年最低。但中国数字经济中的软件出口却逆势而上。2019年，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超4万家，累计完成软件业务收入71768亿元，同比增长15.4%。中国软件出口规模继续扩大，执行金额为434.81亿美元（不包括嵌入型软件出口），同比增长5.47%，增长速度比2018年下降4.33个百分点。2010—2019年，中国软件出口规模从97.30亿美元增长到434.81亿美元（图1），增长了3.5倍，是中国贸易增长最快的部门之一。正如网景（NetScape）创始人Marc Andreessen所说：软件吞噬世界。
（二）接单效率提高
2010—2019年，中国软件出口协议金额与执行金额规模都在不断提高。尽管合同数在个别年份有所下降，但除2017年单位合同金额比上年稍有下降外，其他年份都在上升（表1）。单位合同执行金额由2010年的249206美元上升到2019年的750384美元（图2），每单合同金额是2010年的3倍，说明接单效率持续提高。
（三）主要出口目的地分布相对稳定
2019年中国软件出口目的地维持了与2018年一样的格局（图3、图4）。软件出口虽然多达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仍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五个国家与地区，占中国软件出口的73.54%。虽然近两年中美贸易摩擦越演越烈，但2019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软件仍达94.43亿美元，仅比2018年下降0.5%。这说明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两国在软件等数字领域无论怎样都无法摆脱对彼此的依赖。
（四）信息技术外包在软件出口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
中国软件出口主要包括软件产品和信息技术外包（ITO）两部分。ITO相对软件出口，附加价值较低、利润较少。2015—2019年，中国软件产品在软件出口额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图5），由5.12%下降到1.84%，2019年执行金额只有7.99亿美元;而ITO则由94.88%上升到98.16%，2019年执行金额达426.82亿美元。这说明中国软件若没有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向国际价值链高端攀升可谓难乎其难。
从软件出口的内部结构看，中国软件产品出口以应用软件为主。软件产品按功能分为应用软件、系统软件和支撑软件。2019年应用软件出口占84.90%，比2018年增长9.7%;系统软件和支撑软件分别为13.36%和1.74%，分别比2018年下降5.64%和4.06%（图6、图7）。ITO以信息技术研发服务为主，2019年执行金额达343.59亿美元，占80%;运营和维护服务达71.32亿美元，占17%;新一代技术开发应用服务达11.53亿美元，占3%（图8）。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发应用服务是离岸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中的黑马，增长潜力极大，主要包括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服务和其他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发应用服务等，执行金额11.53亿美元，比2018年增长154.53%，协议金额13.78亿美元，比2018年增长201.39%（表2）。
（五）软件出口扶持政策已见成效
在软件出口上，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扶持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逐步加强，软件产业正在全力打造创新升级版，软件“赋能、赋值、赋智”作用正在加速和放大。
若怀：《我国软件产业：软实力跑出加速度》，《中国电子报》2019年10月12日。國家对首次通过“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DCMM）二级、三级、四级评估认证的软件企业，一次性分别给予最高20万元、30万元、50万元的奖励。2019年延续了软件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不断释放企业创新活力，并使国内外投资更多参与和促进信息产业发展。这不仅能让企业快速规范数据管理行为和提升数据应用技能，还能让企业数据资产在生命周期内发挥最大效益，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 修从涛：《软件产业发展有哪些扶持政策，听专家给你解读》，齐鲁晚报网，2019年10月17日。
（六）软件出口区域呈现一枝独秀局面
2019年，中国软件出口执行金额前10位的省份为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山东、北京、辽宁、四川、福建和江西。其中，江苏可谓一枝独秀，软件出口执行金额为130.48亿美元，是第二位浙江的2.4倍、第10位江西的23.6倍。浙江、上海、广东、山东、北京5个省市基本处于同一数量级。10省市中，增长最快的是福建省，达33.53%（图9）。
二、中国软件出口特点
（一）软件出口以内资企业为主
2019年中国软件出口协议金额604.08亿美元，同比增长7.70%;执行金额434.81亿美元，同比增长5.47%（表2）。在出口执行金额中，按企业性质分，内资企业占51.89%，外商投资企业占38.99%，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9.16%（图10）。其中，内资企业又以集体企业的出口为主，占29.15%;其次为股份有限公司占13.24%，而国有企业只占2.49%。说明软件出口的竞争和市场化发展非常充分。
（二）数字经济发展对软件出口推动作用显著
数字经济的繁荣使人类形成互联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软件构成实质性依赖。软件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灵魂，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驱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推动智慧社会加速演进。软件和信息技术外包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电子信息业、通信网络业发展过程中，软件定义发挥着重要作用。2019年软件出口前10位的省市与数字经济总量前10位的省市高度重合，具有明显正相关性。
（三）数字技术创新引领软件出口转型升级
数字技术创新力度不断加大。2002—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从不到1500亿元增长至31万亿元，16年间增长208倍，年均增速达到38%。从创新产出看，2019年全国共完成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1484448件，同比增长34.36%。
张贺：《2019年我国著作权登记大幅上升》，《人民日报》2020年3月26日。原创能力由跟跑为主转向多领域并跑和领跑。全球最大的开源代码平台上有超过3000个来自中国的开源项目;在云计算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3个开源项目中，贡献前5名的企业里均有2家以上中国企业。5G通信行业是“软件定义”的“主战场”之一。此外，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软件产业发展的新动力。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让感知无处不在、连接无处不在、数据无处不在。工业软件推动制造方式向实体制造与虚拟制造融合发展，实现研发、设计、试验、制造、服务在虚拟空间的仿真测试和生产，制造过程快速迭代、效率和质量显著提高，成本快速下降。这一切推动国际市场对中国软件的进一步需求。
（四）工业互联网APP加速软件出口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拓展，软件定义、数据驱动、平台支撑、服务增值、智能主导等特征日趋明显。
中国信通院：《工业互联网APP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同花顺财经，2019年8月28日。工业互联网APP（以下简称工业APP）是基于工业互联网，承载工业知识和经验，满足特定需求的工业应用软件，是工业技术软件化的重要成果。工业APP促进工匠知识和经验的积淀、开放和复用，实现技术扩散和商业化，加速工业技术软件化进程。推动工业APP发展，有利于发挥软件赋能、赋值、賦智作用，推进两化深度融合;有利于将制造业企业内部分散、隐性的工业技术挖掘出来、传播开来、传承下去，破解国内工匠不足难题;有利于汇聚海量开发者、提升用户粘性，打造资源富集、多方参与、合作共赢、协同演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生态;有利于更大程度激发“双创”活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带动形成新增长极。
（五）“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成为软件出口新的增长极
随着“一带一路”信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以及各类国际合作不断落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软件出口明显上升。到2019年末，中国已与137个国家、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99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
“一带一路”沿线诸多国家是信息技术产业的洼地，巨大的数字鸿沟和市场前景为中国软件出口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中国的移动支付软件、打车软件以及跨境电商软件在中亚、东南亚市场的影响力迅速提升。
王晓红、谢兰兰：《我国数字贸易与软件出口的发展及展望》，综合开发研究院，2019年10月24日。这将成为中国软件出口的新的增长极。2012—2019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软件出口，由26.87亿美元上升到72.55亿美元，8年增长了1.7倍，占中国软件出口的16.68%（图11）。
三、中国软件出口中的问题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测算，贸易战正在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和影响，到2020年，将给世界经济带来约7000亿美元损失，相当于全球生产总值（GDP）的0.8%左右。这还没有评估新冠肺炎疫情对于经济贸易的影响。总之，中国软件出口还受到以下问题的困扰。
（一）软件被锁定在价值链中低端一直难以超越
目前国际软件产业分工体系中，形成了以美国、欧洲、印度、日本、中国等为主的全球产业链，上游、中游和下游链条分布明晰：软件产业领域核心——操作系统、中间件和数据库都为美国企业所占领（表3）。从产业链上游的操作系统看，XP（Windows操作系统拓展版）等Windows系列占据市场份额的绝大部分，达87.9%;其次是苹果的MacOS，市场份额占比达9.7%左右。近些年来，国产Linux操作系统在易用性等方面基本具备XP替代能力，但还存在生态环境差等各种问题。
在全球“数据价值链”中，中国仍处于从属地位，价值和数据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全球性平台和其他领先的跨国公司手中。中国软件总体发展水平处于为许多国外跨国公司数字平台的原始数据提供者的地位，同时又不得不为平台所有者利用这些数据产生的数字智能付费。2018年美国计算机软件出口103.33亿美元、计算机服务出口328.64亿美元， 数据来源：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2019。两项合计为431.97亿美元;中国为412.27亿美元。2019年美国通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出口为478.13亿美元，而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出口434.81亿美元。虽然该项出口额与美国相差不大，但中国软件产业和出口面临着基础软件、开发工具软件严重依赖国外，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企业成本不断上升的风险。
（二）软件产业生态需要统筹规划
目前，中国的软件产业还未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开发商所使用的工具基本都源自国外。这对于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中国来说是致命的，相当于“中国智造2025”及智慧工业的未来都掌控在他人手中。软件企业打拼在一个不规范和混乱的软件产业生态环境里。例如，软件作为著作权还没有被全面保护，进而影响其应有的价值实现。在中国可以花大量资金购买硬件，但不愿意购买软件和服务。
邓军：《中国国产软件仍处产业价值链中低端 生态环境堪忧》，《经济观察报》2018年7月5日。中国要在数字经济中具有一定的发展实力，就必须建立软件产业生态，从基础软件、中间软件到应用软件需要统筹规划，并对软件著作权予以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
（三）工业互联网平台缺乏安全性设计规范
工业APP用于工业生产环境，执行错误的后果不仅仅是数据错误，而是可能导致不可估量的灾难。世界上因为软件功能安全问题造成重大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的实例屡见不鲜。2018年印尼狮航和2019年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波音737MAX8坠机事故，其原因都是工业APP异常造成相关安全系统的功能异常。
中国信通院：《工业互联网APP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同花顺财经，2019年8月28日。云服务成为数字贸易的关键基础设施，但海量存储基础设施投入、“云平台”异地存储和灾备、信息安全等问题仍然突出。
（四）软件出口的标准化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相对滞后
随着中国软件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自主知识产权软件产品需要保护。首先，面向工业软件、云计算、大数据、信息安全等领域的标准还比较欠缺，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外包领域还没有建立标准化的系统平台。其次，与软件出口相关的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目前涉及软件出口监管的规定散见于《对外贸易法》《海关法》《软件出口管理和统计办法》等不同的法律法规中。如加密软件及技术管制在各国出口管制条例中都有严格标准和申报程序。
（五）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发应用服务仍处于落后状态
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发服务包括云技术服务、人工智能服务、区块链技术服务等。云技术服务划分为三个主要类别：软件即服务（SaaS）、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和平台即服务（PaaS）。2012—2016年，SaaS、IaaS和PaaS全球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0.5%、38.9%和38.1%（图12）。2019—2023年，全球公共云服务和基础设施支出将增加一倍以上，从2290亿美元增至近5000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可达到22.3%。美国在云服务各领域都处于绝对优势。2019年全球前五大云计算服务国家中，美国1246亿美元、中国105亿美元、英国100亿美元、德国95亿美元、日本74亿美元。虽然中国的复合年增长率最高，达44.9%，但与美国的差距在10倍以上。
四、中国软件出口的主要趋势和未来展望
近年来，国际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已拖累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世界经贸增长乏力及其格局较难改观。再加上2020年初开始在全球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软件贸易的发展将会受到巨大的影响而进一步下降。根据WTO发布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服务贸易晴雨表》报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致使全球服务贸易增长进一步减弱。自2019年底至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服务贸易读数为96.8，低于2019年9月的98.4，也远低于100的基准值。WTO预计2020年世界贸易将下降13%至32%，下降幅度可能会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贸易下滑。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时本来已一降再降，没想到雪上加霜，全世界经济又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黑天鹅事件”。因此，预测美国经济2020年将萎缩5.9%;德国将萎缩7%;加拿大將萎缩6.2%;日本萎缩5.2%;中国正增长1.2%，是为数不多的增长大国。
佚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新京报网，2020年4月15日。在此背景下，中国软件出口主要呈现以下趋势。
（一）中国软件出口增速将可能是世界最高
通过数字化实现所有部门和市场的转型，促进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更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此外，数字化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改造价值链，并为增值和更广泛的结构变革开辟新的渠道。伴随软件“赋能、赋值、赋智”作用的不断释放，数字贸易规则的逐渐确立，可以预见，在技术创新体系的支撑和领先的软件技术产品的驱动下，软件产业有望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加突出的引领作用。
若怀：《我国软件产业：软实力跑出加速度》，《中国电子报》2019年10月12日。截至2019年，中国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17个自贸协定，自贸伙伴遍及欧洲、亚洲、大洋洲、南美洲和非洲，涵盖38%的对外贸易额，这对中国软件需求有增加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的爆发与持续，破坏世界各地人们的正常生产和生活，一些国家的经济相继停摆，虽然随着部分国家疫情状况好转，复产复工相继开启，但许多产业仍然没有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状态。这必然使世界市场对中国软件需求有所下降，中国要达到2020年实现软件产业业务收入突破8万亿元，软件出口超过680亿美元的“十三五”目标，可能困难重重。但由于中国首先摆脱新冠肺炎疫情的困扰，中国软件出口增速虽然有可能进一步下降，但其增速仍可能是世界最高。 （二）软件贸易规则竞争更加激烈
在软件贸易规则上，国际上一般奉行发包国的潜规则，美国、欧盟和日本作为主要发包国是这些实际潜规则的制定者。但随着数字贸易的不断扩大和深化，数字贸易规则民主化的国际进程正在加快，冲击了贸易规则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历史命运。数字贸易规则已经成为多边和双边贸易谈判的重要议题，也是构建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内容。软件贸易的规则开始显现新兴国家的意志和利益，迫使软件贸易由潜规则向国际明规则转变。软件贸易是数字贸易的重要领域，为了让数字贸易更快更顺利地发展，需要制定相应的数字贸易规则和数字经济政策。数字贸易规则的“美式模板”“欧式模板”，给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数字贸易新规则体系中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例如，2018年7月，欧盟委员会认定谷歌滥用其安卓（Android）移动操作系统市场支配地位，对其开出43.4亿欧元罚单。鉴于数字贸易所涉问题的复杂性和新颖性，以及技术变革的持续快速步伐，可按照联合国的建议使用监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作为解决方案的一种尝试。以便在数据保护和安全、跨境数据流、竞争、税收和贸易等方面尝试建立国际规则。全球数字贸易发展在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促使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成为国际新一轮规则竞争的焦点。中国是电子商务第一大国、数字经济第二大国，应尽快制定符合中国意志诉求和利益诉求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形成数字贸易规则“中式模板”。
（三）数字发展给软件出口带来更大的机遇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新动能主要源于软件。截止到2019年6月，中国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69.3%;关键工序的数控化率，如生产线上用的数控机床，达到49.5%。同时，开展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企业比例，分别达到了35.3%、25.3%和8.1%。
佚名：《工信部：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69.3%》，新浪财经，2019年9月20日。此外，软件定义网络（SDN），可通过一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对网络设备进行任意的编程从而实现新型的网络协议、拓扑架构而不需改动网络设备本身。组建5G网络，采用软件定义的方案，成功率将变为100%。此外，5G应用更是将无线网络的基础设施与昂贵的封闭硬件解耦，并将其转变为运行于通用商用硬件智能软件层上的关键。软件定义基础架构是加速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可实现敏捷、安全、高效的业务管理。这为软件出口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大的基础。值得庆幸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最先得到控制也为中国赢得软件出口契机，在全球软件价值链断点、堵点、痛点的替补中可获得软件生态系统建立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提升机会。
（四）软件出口管制制度应及时启动
软件的出口管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从国家软件出口管制政策看，最强势的是美国。美国出口管制条例（EAR）是最为复杂完善的法规之一。该条例在内容上形成了比较独立和完整的法规体系，并且每年根据总统指令和国会立法随时更新。软件可以通过上传或下载的方式传送，这种无形的交易方式很容易构成出口管制意义上的“出口”而不为企业所知，给企业带来管控上的风险。在大多数情况下，软件是随着与之相关的设备而受到管制的。一般是与这些被管制设备的研发和制造相关的软件。此外，由于加密软件涉及保密和窃密，加密技术的竞争已经成为国家间技术竞争的一部分。因此加密软件及技術是各国严加管制的对象，所以各国在出口管制条例中对于加密软件都采取了更严格的管制标准和申报程序。中国软件技术越是向国际前沿发展，越是应加快对相关软件出口管制政策的制定和与时俱进的调整。
参考文献：
1.联合国：《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2019年。
2.工信部：《工业互联网APP培育工程实施方案（2018—2020年）》，2018年5月22日。
3.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 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网站，2019年4月。
4.商务部综合司：《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9年秋季）》，2019年11月22日。
5.王晓红、谢兰兰：《我国数字贸易与软件出口的发展及展望》，综合开发研究院，2019年10月24日。
6.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19年）——加速腾飞 重塑增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网站，2019年10月。
7.徐金海、周蓉蓉：《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发展趋势、国际经验与政策建议》，《国际贸易》2019年第9期。
责任编辑：李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