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史上文化、政治、经济最发达的一朝，也是言论最自由的朝代，后人称之为“盛世”，实在是名副其实。所谓盛世，不单是社会安稳，物质丰富，百姓衣食无缺，更主要的是百姓言论自由，可以说它是一个盛世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唐朝人虽然有不少文字上和语言上的忌讳，但忌讳的范围以私人之间为主，一般的，可以放言无忌。唐人作诗作文批评皇帝、嘲讽贵妃，拿皇帝的故事作诗作文，甚至讲得很不堪，亦不会遭祸。
　　在杨贵妃生前，文人对她品评有之，对杨氏家族讥嘲也有之，到她在马嵬驿遭难后，她的故事迅速地发展成为文学创作的主题，并且随着时间而更加深广，渐渐，唐朝的文人把杨贵妃故事当作一种共题。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把唐玄宗与杨贵妃到郦山洗澡的事用长篇大论来论述，“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不仅骂你“懒政”还骂你“荒政”，“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更骂你“乱政”。
　　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一: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写唐玄宗宠爱杨贵妃，“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故每岁飞驰以进”。当时“州县以邮传疾走称上意，人马僵毙，相望于道”。杜牧这首诗以讽之笔指出唐玄宗“致远物以悦妇人，穷人之力，绝人之命，有所不顾。”
　　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对皇家的言论自由到了可驚的宽容程度，“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华清宫）褒姒“使”她的王死，杨贵妃没有“使”她的皇死，只是让皇帝蒙尘。由此可见言论自由的放任程度。李商隐最出色的一首咏杨贵妃的诗：“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这两句虽然沿袭《长恨歌》“忽闻海上有仙山”的提示，但翻了新意，作为杨贵妃在海外得知玄宗皇帝被废被囚，这对杨贵妃逃亡到日本传说，有进一步的传播作用。诗的最后两句：“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芦家有莫愁”，再加“君王若道能倾国，王辇何由过马嵬”，直接批评皇帝无力护全一名女子以及“有情”的虚假，亦属于言论自由的顶端了！更有一首《骊山有感》：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唐玄宗与杨贵妃到郦山洗次澡这样的个人隐私，李商隐也敢拿来在诗文里抖一抖、批一批，还涉及到“乱伦”这么敏感的话题。还赤裸裸地写出了玄宗皇帝夺取儿媳为妻的事实，再道出寿王以后处境的尴尬。唐朝人完全不避讳的，杨贵妃先为李隆基的儿子、封寿王的李瑁之妻，后来父皇取儿媳为妻。
　　然而后世有许多“卫道”之士，拼命要否定这一故事，有的人以事实俱在，无可否定，求告和恫吓兼施，命人们不可提及此事，甚至搬出孔夫子，“春秋为尊者讳”，唐玄宗是尊者，千万不可说他这一宗乱伦的丑事啊！到了清朝朱彝尊其人，想尽办法来遮掩杨贵妃先事子再事父的故事，他“考证”杨贵妃虽曾为寿王妃，但却是处女入宫，所以，唐玄宗虽有丑闻，并不太严重。这是可怜亦复无知的新道德保卫者的自我欺骗。
　　言论环境自由的程度，深远地影响着文明的活力和创造力，文字狱，毁灭和摧残的不仅仅是作者的生命，更是对人类精神活力和创造力的毁灭性打击。在清朝，清廷虽有组织修编《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辞书之举，但当时就有人看出来了，一个叫王播的书生说，清廷“名为修书，而古书亡矣！”根据近人的考证，在修编《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被焚毁的古籍总共不下十万种！对清朝统治者有所不满、或对明朝有所怀念的书籍统统禁毁，而且连与程朱理学相抵触的书籍也都不得超生。如李挚的书籍就因为“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尤为罪不容诛。”到了康雍乾三朝，祖孙三个一条路子——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文字狱造下来，一个比一个凶悍。不能在文字中出现“胡、虏”等字眼，必须要避皇帝的名讳，否则都是“大逆之罪”。最后，连“清风明月”四字用了，都会叫你人头如蒜头一样落地。凡涉及“悖逆”文字，不但作者惨遭杀戮，还要连累刻、印、售、购者连坐，“失察”官员降职甚至处斩。康熙年间发生的庄廷栊案，700多人被杀，18人被凌迟处死，庄廷栊等两人虽然在案发时已死，仍被开棺戮尸。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文字狱，处斩128人，吕留良虽死去多时，仍被“挫骨扬灰”。乾隆在位六十年，制造了一百二十起文字狱，几乎一年两起，残杀数千人……由于极其严酷的言论环境，除了极少数隐居遁世的明朝遗老，如黄宗曦、顾炎武、吕留良等，一百多年的康乾盛世竟然找不出一个有个性尊严和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有的是一片片出自于文化太监笔下的阿谀之作，多的是一堆堆出自于精神侏儒书斋的无风险也无实际价值的考据钩沉。鲁迅说清统治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和自尊”，先生还称清朝是“一个无声的中国”。这就是钳制言论大造文字狱的所谓康乾盛世!
　　然而整个唐朝，有记载的只有一起文字狱。那是在唐高宗发动对高丽的一次战争前，有个叫元万倾的诗人，写了一首诗给高丽人打招呼：唐军将要来犯，赶快备守鸭绿江天险。结果唐军江边而退。元万顷此举，实为叛国叛军，罪不容恕。唐高宗却没有要他的脑袋来平息众怒，只是把他充军到岭南了事。不久，居然又把他招回来，封给他一个著作郎的官职。武则天在唐代君主中大概是口碑最差的一位，但对文人同样十分地洒脱大度。公元684年，徐敬业打出反武的旗号，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写了声讨武则天的檄文，锋芒直刺武则天：“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这话也真说难听了点，这不就是说武则天“作风不正”，是个狐狸精吗？武则天读后却只是“嘻笑”，不仅没有加害骆宾王，乃至清剿“骆宾王反革命集团”，反而埋怨大臣，为什么早没能将骆宾王此等优秀的人才罗织到朝廷中来？！
　　与清朝皇帝比起来，唐代君主们有着何等雍容雅致的气度！不但容得下骆宾王，也容得下具有鲜明的“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的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还容得下为民请命、报忧不报喜的杜甫，“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唐朝是真正的泱泱大国，故唐人更自信，因这自信而更气度恢宏，胸怀宽广。说话较可随便些，纵说话不当，得罪了皇帝，像孟浩然因“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而触怒了唐玄宗，终无大灾祸，不做官罢了，乐得个“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悠哉悠哉！李白的诗里，可指陈开元、天宝时事；杜甫更不消说，号称“诗史”。中唐时，元稹敢写《连昌宫词》，白居易敢写《长恨歌》，他们或直诋当朝，或喻讽先帝，直书胸臆，居然敢如此大胆批评统治者，真是难以想象。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皇帝并没有制造文字狱，把他们捉进大牢，文人们相安无事，高枕无忧，该写诗的继续写诗，该喝酒的仍然喝酒。什么叫盛世?看看唐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