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远在新疆的诗人周涛这本新著散文集之后，我有一种振奋感，痛快感。
　　周涛在西域边陲的大自然中找到了自己灵魂的对应物。他借这些自然景观与物象，一页页地打开自己的灵魂。与大自然相对应的人的世界，被他用特殊的眼光加以改造，经过强化和删减处理，分成了截然分明的两种人。一种是具有他所敬仰的高贵人格的人，一种是带着族种劣根性的人。譬如他眼中的项羽、刘邦，便有着浓烈的主观写意色彩。尽有人批评项羽的容不下人、有勇无谋和复仇的暴行，而称赞刘邦的仁厚、机变、善韬晦和会用人；以为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也”表达的是没落贵族的复仇希望，而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也”表达了一个职位低微的官吏对未来的憧憬。而作者却以为项羽是一个皇权的挑战者，“王位的杀手”，但“却始终不是终极目的到达者”，他“一身霸悍之气而永远不是正襟危坐的帝王”。他从项羽兵败自刎之前的仰天长叹与歌哭里，看见的是孩童般的天真，男儿的儿女情长，烈士的羞耻心，和英雄末路的孤独、悲怆，总之是千古男儿的真性情。而刘邦的言语行为则处处表现出一个善用心计、心理阴暗、虚伪、狡诈、唯皇权与富贵是图的小官吏的委琐嘴脸。在他看来，这两个人格如此不同的人物的失败与成功，严重而深远地影响了历史后来的面貌与走向。“英雄自刎，无赖登基。战国以来生动活泼的思想萎谢，儒术独尊；秦帝国筑长城、修直道、横荡六合、统一天下的伟大气魄淹灭，无赖精神和强权政治成了汉朝的法宝。”他认为“刘项之争其实是两种人生态度的历史性决战，项羽的自杀表示当时代表着中华民族中真性情、真生命的恣肆汪洋的阳刚之气在乌江边走到了绝路”。倘若考据起来，对刘项的这种评价或许不够公允，可以找出不少“质疑”点，却表达出了作为诗人的作者那种独特的思想。
　　又譬如，透过那首《诫子诗》，作者发见的东方朔的形象是这样的：“他背着手，安闲而又稳重地踱着步，不耕不稼，无忧无虑。你说他是个体力劳动者，他大腹便便，手掌温软；你说他是个脑力劳动者，他思维简单，知识贫乏；他就是这样，愚蠢而又自信，可怜而又庄严，呆板而又灵活，缺乏活力而又面色红润。”读这段文字，会使人不禁想到，既然如此草包，这种人又何以建立起了那么“自信”、“庄严”的心态呢？也许那是因为他们周围跪伏着黑鸦鸦的人群，有了这后一种人习惯了的矮小，才有前一种人愚蠢的自信，虚妄的高大；有后一种人作土壤又作草籽，才有前一种人的代代孽生，繁衍不绝。
　　其实，刘邦也罢，东方朔们也罢，还有更多的无法一一列举的男男女女们也罢，说穿了，他们其实出自一个精神家族，而周涛的散文无论谈“人”论“事”，还是纵横古今，我觉得其实都是在做同一件事：奋力击碎这个家族的精神硬壳，同时提炼我们民族性格中的精粹，以打造、雕镂更加高贵美好的民族灵魂和精神形象。
　　
　　(《稀世之鸟》，周涛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年六月版，2.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