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点逐步由城市转入农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在湖南文家市、株洲和通道三次转兵，在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道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家市转兵：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光辉起点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从江西的修水、安源、铜鼓出发，分两路进攻长沙。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部队进攻长沙时受挫，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各路部队到浏阳文家市会合。
　　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部队放弃攻打长沙计划，沿湘赣边界向南转移。随后，率部沿罗霄山脉南下往萍乡方向，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和山区战略转移。
　　文家市转兵，最先开始了中国革命重心的转移，由此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成为共产党人独立自主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光辉起点。
　　株洲转兵：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重大转折
　　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失利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于1930年9月13日进入株洲城，毛泽东在中正街（今解放街）的协丰长绸布店主持召开会议，研究红一方面军撤长沙之围后的行动方针，解决“今后还打不打长沙这样的大城市？”和“红军往哪里撤？如何撤？”等问题，作出了进攻吉安的决定。当晚，朱德、毛泽东共同签发《红一方面军攻取吉安的命令》。
　　部队从株洲出发后，沿途在萍乡、醴陵、攸县等三县筹款，并帮助地方党部发动群眾，建立党团组织，建立苏维埃和赤卫队。10月4日晚，红军和赣西10万工农武装向吉安发起总攻，顺利占领吉安城。
　　株洲转兵，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危机，标志着党和红军在中国革命道路、红军战略方针上进行了重大转折。
　　通道转兵：开拓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前提条件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决定战略转移，计划从江西出发到达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湘江战役之后，蒋介石觉察到红军意图，调集15万重兵在通道城北地区设下“大口袋”，妄图堵截和消灭已折损过半的中央红军。
　　生死关头，毛泽东力挽狂澜。1934年12月12日傍晚，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在通道召开，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博古、张闻天、毛泽东、李德参加会议。会上，李德坚持“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毛泽东认定红军主力北上湘西，必将陷入敌军重围，力主“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最终，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到大多数中央领导人的支持。12月13日，中央红军西进贵州，14日占领黎平，蒋介石在湖南以西消灭红军的企图破产。
　　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一书中写道：“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名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通道转兵，使后来的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成功召开成为可能，成为开拓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前提条件。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中国工农红军在湖南三次转兵，给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湖南新篇章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