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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摄影记者
“切自小就爱好诗歌，像波德莱尔，魏尔伦还有聂鲁达的诗，他都很了解，每一首诗都是用心去感受。他也会尝试着自己写诗。但是，我儿子并不自认为是诗人。”切·格瓦拉的爸爸如是说。
因为家中有一个很大的书房，切·格瓦拉在小时候就很容易接触到很多文学作品。在父亲看来，切·格瓦拉也和平常人一样，在不同的年龄段里对书有着不同的选择。童年的他执著于儒勒·凡尔纳、大仲马，还有杰克·伦敦的文字；再后来就醉心于塞万提斯和托尔斯泰。与之相应的，少年时爱打橄榄球的切·格瓦拉在家乡办起了一份杂志，名为Tackle，专门报道当地的橄榄球比赛。遇难时切·格瓦拉的背包里，除了那本著名的《玻利维亚日记》，还有一个笔记本，里面抄写了他所喜爱的诗歌。
“他小时候还学过美术，不仅受到了印象主义的影响，还有新现实主义”，切·格瓦拉的儿子卡米洛·格瓦拉告诉本刊记者。除了文学，切·格瓦拉在绘画方面的能力也让家人印象深刻。他的父亲说完了儿子的文学兴趣后，也向当年采访他的记者加了一句，“切熟悉美术史，水彩画也画得不错”。
或许是练习过绘画的缘故，26岁的切·格瓦拉做了一名职业的摄影记者，为拉丁通讯社提供照片。在职期间，切·格瓦拉参与了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运动会和泛美运动会的摄影报道工作。之后在古巴革命中，切·格瓦拉用相机记录下了民众游行的景象；革命胜利之后，作为工业部长的格瓦拉关心国内的工业生产，也拍摄过工厂的照片，有时放到工作报告中一同上交。万隆会议后，切·格瓦拉作为古巴驻不结盟国家的特使。在进行国事访问之余，他也不忘拿起相机“扫街”。
儿子卡米洛·格瓦拉也对父亲的这一爱好记得十分清楚。
“（父亲去世时）我还小，关于父亲的记忆很少，像被冲淡一样了。那些记忆总和关于他的梦交织在一起，总之那时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他没有在家里待很长时间，因为他有工作，有一些他必须做的事情，所以父亲经常往家里寄信，说说他生活得怎么样。他也会往家里寄照片，让我们看看他生活的地方是什么样……父亲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他也曾经以此为职。虽然那时候他没有合适的设备去拍摄，但他尽可能改善条件。他是以一个艺术家的视角去拍摄，从美学的角度去拍摄。每当拍摄结束后，他都要尽可能将照片冲洗出来。他喜欢拍摄对比非常明显的照片。”
时至今日，保留下来的切·格瓦拉的那些摄影作品，早已在古巴整理好，漂洋过海飞向中国的北京。
寻找“微不足道”
“当时有古巴和西班牙的朋友知道切喜欢摄影，所以过来后我就拿照片给他们看。后来就有了一个想法，我们决定从中挑选一些的照片作为展览，拿给大家看”，卡米洛·格瓦拉说。
2012年9月8日下午，《摄影家格瓦拉》作品展览在北京三影堂摄影中心开幕。该影展在1990年以来已在13个国家展出，足迹步及欧洲和拉美。北京为亚洲之行的第一站，展览截至10月10日。
说到照片的前期收集工作，卡米洛·格瓦拉从沙发上坐了起来，“收集这些照片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有些照片是在家里的老宅子找到的，有些是在行李箱中，当时它们放在危地马拉。我一直保存这些箱子，因为这里面的都是父亲给我的相片。还有些照片是从亲戚那里找到的，有些来自学校。其中有些是冲洗好的，有些是底片，我们还要给冲洗出来。”
北京展所展出的照片一共有232张，其中大多数为黑白照片，也有少量的彩色照片。单幅照片和成组的照片都有展示，照片的大小也不尽相同，最小的照片只有掌心那么大。有些彩色照片上还有类似水印的痕迹，据讲解员介绍，可能是当时切·格瓦拉的照相设备不合适的缘故。
不过设备只是设备，镜头下的照片会反映出拍摄者的想法。在黑白作品中，有一张是古巴的革命分子在狱中的照片。画面中的人面朝着狱门的栏杆，逆光下人脸的轮廓和栏杆生硬的线条十分清楚，似乎也印证了切·格瓦拉作品“高对比”的特点。当然，这里也有家庭的生活照。当女儿还穿着婴儿装时，切·格瓦拉给正在朝天上看的小姑娘拍了张竖构图的黑白照。他给妻子的那张照片是横构图的，穿着白色短袖的阿尔梅达靠在一架小型飞机前，机身上面还有一个卡通狼的头像。
“当格瓦拉在阿根廷还是青年的时候，新闻就是他天生的职业”，一名古巴的记者回忆。影展中展出了一组切·格瓦拉在泛美运动会上抓拍赛跑运动员的照片，内容上包括了比赛时的场景还有运动员站在领奖台上的情景。值得一提的是，画面中在冠军的位置站着的是一名拉美运动员，而亚军和季军都是美国运动员。
1955年期间，切·格瓦拉在墨西哥拍摄了一组建筑摄影，建筑包括总督府、玛雅时期建造的寺庙、天文台还有广场。卡米洛·格瓦拉告诉记者，“父亲拍摄了这些照片，可能是他对前殖民主义的玛雅文化很感兴趣。他喜欢拍摄一些南美建筑的残骸，因为他对这些建筑经历的历史很了解，他知道所要拍摄的这个场景意味着什么。所以当他到了这些地方后，他知道要在这里找什么，所以就进行拍摄。”
影展中的风景图片也不在少数，而且拍摄地点多是亚洲国家。有埃及的金字塔，香港和日本繁忙的街头，印尼巴厘岛上的建筑，还有在印度拍摄的照片。切·格瓦拉还曾经为古巴的电影《叛乱》客串过摄影师，进行拍摄取景。
在展览的最后，有一部分是切·格瓦拉的自拍。1959年在古巴，他为自己拍了一张剪影。画面中大部分颜色都是黑色，只有窗光前切·格瓦拉的轮廓是清晰的。戴着贝雷帽，手上夹着雪茄，后面桌子上的风扇在转动着。和这张照片相对的是一张明亮调子的自拍，1965年切·格瓦拉在坦桑尼亚。除去照片中左下角的书桌是黑色，桌子上的报纸书籍还有墙壁和窗帘则都是白色，切·格瓦拉则安静地坐在书桌前，画面的地平线还稍倾斜。
切·格瓦拉的父亲说，“Che”在印第安语言中是“my”的意思。但在阿根廷潘帕斯居民的嘴里，随着语气和语境的不同，“Che”可以表示多种多样的感情，比如惊讶、喜悦、悲伤、赞同或是抗议。切·格瓦拉也曾说到，“Che表示我一生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我原来的姓名只属于我个人的微不足道的东西。”影展中的切·格瓦拉，似乎回到了“微不足道”的他，人之常情在照片中表现得清楚和简单。
“切自小就爱好诗歌，像波德莱尔，魏尔伦还有聂鲁达的诗，他都很了解，每一首诗都是用心去感受。他也会尝试着自己写诗。但是，我儿子并不自认为是诗人。”切·格瓦拉的爸爸如是说。
因为家中有一个很大的书房，切·格瓦拉在小时候就很容易接触到很多文学作品。在父亲看来，切·格瓦拉也和平常人一样，在不同的年龄段里对书有着不同的选择。童年的他执著于儒勒·凡尔纳、大仲马，还有杰克·伦敦的文字；再后来就醉心于塞万提斯和托尔斯泰。与之相应的，少年时爱打橄榄球的切·格瓦拉在家乡办起了一份杂志，名为Tackle，专门报道当地的橄榄球比赛。遇难时切·格瓦拉的背包里，除了那本著名的《玻利维亚日记》，还有一个笔记本，里面抄写了他所喜爱的诗歌。
“他小时候还学过美术，不仅受到了印象主义的影响，还有新现实主义”，切·格瓦拉的儿子卡米洛·格瓦拉告诉本刊记者。除了文学，切·格瓦拉在绘画方面的能力也让家人印象深刻。他的父亲说完了儿子的文学兴趣后，也向当年采访他的记者加了一句，“切熟悉美术史，水彩画也画得不错”。
或许是练习过绘画的缘故，26岁的切·格瓦拉做了一名职业的摄影记者，为拉丁通讯社提供照片。在职期间，切·格瓦拉参与了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运动会和泛美运动会的摄影报道工作。之后在古巴革命中，切·格瓦拉用相机记录下了民众游行的景象；革命胜利之后，作为工业部长的格瓦拉关心国内的工业生产，也拍摄过工厂的照片，有时放到工作报告中一同上交。万隆会议后，切·格瓦拉作为古巴驻不结盟国家的特使。在进行国事访问之余，他也不忘拿起相机“扫街”。
儿子卡米洛·格瓦拉也对父亲的这一爱好记得十分清楚。
“（父亲去世时）我还小，关于父亲的记忆很少，像被冲淡一样了。那些记忆总和关于他的梦交织在一起，总之那时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他没有在家里待很长时间，因为他有工作，有一些他必须做的事情，所以父亲经常往家里寄信，说说他生活得怎么样。他也会往家里寄照片，让我们看看他生活的地方是什么样……父亲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他也曾经以此为职。虽然那时候他没有合适的设备去拍摄，但他尽可能改善条件。他是以一个艺术家的视角去拍摄，从美学的角度去拍摄。每当拍摄结束后，他都要尽可能将照片冲洗出来。他喜欢拍摄对比非常明显的照片。”
时至今日，保留下来的切·格瓦拉的那些摄影作品，早已在古巴整理好，漂洋过海飞向中国的北京。
寻找“微不足道”
“当时有古巴和西班牙的朋友知道切喜欢摄影，所以过来后我就拿照片给他们看。后来就有了一个想法，我们决定从中挑选一些的照片作为展览，拿给大家看”，卡米洛·格瓦拉说。
2012年9月8日下午，《摄影家格瓦拉》作品展览在北京三影堂摄影中心开幕。该影展在1990年以来已在13个国家展出，足迹步及欧洲和拉美。北京为亚洲之行的第一站，展览截至10月10日。
说到照片的前期收集工作，卡米洛·格瓦拉从沙发上坐了起来，“收集这些照片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有些照片是在家里的老宅子找到的，有些是在行李箱中，当时它们放在危地马拉。我一直保存这些箱子，因为这里面的都是父亲给我的相片。还有些照片是从亲戚那里找到的，有些来自学校。其中有些是冲洗好的，有些是底片，我们还要给冲洗出来。”
北京展所展出的照片一共有232张，其中大多数为黑白照片，也有少量的彩色照片。单幅照片和成组的照片都有展示，照片的大小也不尽相同，最小的照片只有掌心那么大。有些彩色照片上还有类似水印的痕迹，据讲解员介绍，可能是当时切·格瓦拉的照相设备不合适的缘故。
不过设备只是设备，镜头下的照片会反映出拍摄者的想法。在黑白作品中，有一张是古巴的革命分子在狱中的照片。画面中的人面朝着狱门的栏杆，逆光下人脸的轮廓和栏杆生硬的线条十分清楚，似乎也印证了切·格瓦拉作品“高对比”的特点。当然，这里也有家庭的生活照。当女儿还穿着婴儿装时，切·格瓦拉给正在朝天上看的小姑娘拍了张竖构图的黑白照。他给妻子的那张照片是横构图的，穿着白色短袖的阿尔梅达靠在一架小型飞机前，机身上面还有一个卡通狼的头像。
“当格瓦拉在阿根廷还是青年的时候，新闻就是他天生的职业”，一名古巴的记者回忆。影展中展出了一组切·格瓦拉在泛美运动会上抓拍赛跑运动员的照片，内容上包括了比赛时的场景还有运动员站在领奖台上的情景。值得一提的是，画面中在冠军的位置站着的是一名拉美运动员，而亚军和季军都是美国运动员。
1955年期间，切·格瓦拉在墨西哥拍摄了一组建筑摄影，建筑包括总督府、玛雅时期建造的寺庙、天文台还有广场。卡米洛·格瓦拉告诉记者，“父亲拍摄了这些照片，可能是他对前殖民主义的玛雅文化很感兴趣。他喜欢拍摄一些南美建筑的残骸，因为他对这些建筑经历的历史很了解，他知道所要拍摄的这个场景意味着什么。所以当他到了这些地方后，他知道要在这里找什么，所以就进行拍摄。”
影展中的风景图片也不在少数，而且拍摄地点多是亚洲国家。有埃及的金字塔，香港和日本繁忙的街头，印尼巴厘岛上的建筑，还有在印度拍摄的照片。切·格瓦拉还曾经为古巴的电影《叛乱》客串过摄影师，进行拍摄取景。
在展览的最后，有一部分是切·格瓦拉的自拍。1959年在古巴，他为自己拍了一张剪影。画面中大部分颜色都是黑色，只有窗光前切·格瓦拉的轮廓是清晰的。戴着贝雷帽，手上夹着雪茄，后面桌子上的风扇在转动着。和这张照片相对的是一张明亮调子的自拍，1965年切·格瓦拉在坦桑尼亚。除去照片中左下角的书桌是黑色，桌子上的报纸书籍还有墙壁和窗帘则都是白色，切·格瓦拉则安静地坐在书桌前，画面的地平线还稍倾斜。
切·格瓦拉的父亲说，“Che”在印第安语言中是“my”的意思。但在阿根廷潘帕斯居民的嘴里，随着语气和语境的不同，“Che”可以表示多种多样的感情，比如惊讶、喜悦、悲伤、赞同或是抗议。切·格瓦拉也曾说到，“Che表示我一生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我原来的姓名只属于我个人的微不足道的东西。”影展中的切·格瓦拉，似乎回到了“微不足道”的他，人之常情在照片中表现得清楚和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