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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叫贺兴桐，是原深圳市的宣传部副部长。他与贺龙是一个大家族的，按辈分，他应该称贺龙爷爷，但全国解放后，贺龙收养了他，两人间更多的是父子情。
有人情味的人
贺兴桐出生在湖南省的芭茅溪，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跟着贺龙闹革命了，他成了没人管的野娃。正好有一户人家有个和他年龄相当的女娃，于是他就被领回去做了上门女婿，那个女娃叫仙云，不知是名字没取好呢，还是怎么的，没过两天，她就真的“云游”去了。贺兴桐被赶了出来，他在街上遇到一个老尼姑，“她认识我，我也认识她，我们都哭。”
老尼姑叫向媛姑，是贺龙的原配夫人，贺兴桐该称呼奶奶。南昌起义时，她被蒋介石抓进了监狱，日寇入侵时把监狱的城墙炸垮了，她就跑出来了。但她不能去延安，因为国民党不准，后来她就回到老家了。偶遇贺兴桐，奶奶把他带回了尼姑庵，相依为命多年。
1949年，向媛姑走完了辛酸的一生。临终前，她对他说：“我见不到解放军了，也见不到他了，以后你见到他，告诉他我做了我该做的，不该做的是老天爷不让我做了……”
1951年，贺兴桐的叔叔回到老家，准备把他带到北京读书。路经重庆时，在曾家岩见到了贺龙，贺兴桐把奶奶的话带给了他。“那天夕阳西下，晚霞照在老人的脸上，我能看见他眼中的泪花。”贺兴桐说。
除了贺兴桐，贺龙还收养了10个孩子，有不少是烈士遗孤。加上自己的4个子女，一家人生活很艰苦。到1954年，国家出台了一个文件，说烈士子女可以找公家抚养，但贺龙不让，贺龙说：“他们的娘老子都是跟着我干革命牺牲的，我现在有饭吃了，我不能让他们去讨饭，更不能向国家伸手啊。”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贺龙也没藏过私心。一个苹果，他会平分成15份，让孩子们一人一块。直到现在，贺兴桐每次看到苹果就会想起贺龙，他说，贺龙虽然是个大老粗，却很慈爱。
服从命令
1957年的一天，高中生贺兴桐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到大坪红楼去，说周总理和贺老总来看他了。
他到的时候，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正在给周总理和贺老总作报告。他一跨进去，任白戈就说：“这是兴桐，是我管的学生。兴桐啊，你想考哪个大学？”贺兴桐只笑没吭声。贺龙说：“你说嘛，考什么大学？”“考北大，中文系。”贺龙一拍大腿，“兴桐，你龟儿是不是想当作家嘛，我就是作家，但是我没上过大学。”
几天后，贺龙回到北京，记者采访他时问他，“听说贺兴桐想考北大，当作家？”“是啊，他想考北大，我就让他去北大荒。想当作家，我就让他先种庄稼。”就是贺龙的这句话，贺兴桐被派去了北大荒种庄稼。
“我当时虽然不高兴，但也得服从命令。”贺兴桐说贺家人都跟着贺龙干革命，他指到哪，他们就走到哪。
也是这一年，贺兴桐的父亲突然被抓了，罪名是用马刀杀死了一名共产党员。“贺老总没有跟我划清界限，他告诉我，‘兴桐，你要跟着党走，你要相信我们党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粉碎‘四人帮’后，我父亲才平反，因为这个被杀的人还活着。”他说，就是从贺龙身上学会了坚韧和不屈，他才度过了那些苦难的岁月。
1958年，贺兴桐到了北大荒，天天吃蘑菇和红薯，他觉得虽然艰苦却很幸福。1960年，贺龙生日前夕，他寄回去一个熊掌。没过几天，贺龙的秘书打来电话，说贺龙喊他回家过年。吃完团年饭，贺龙问他，“北大荒好不好啊？”“好。”“有什么想法吗？”贺龙又问。贺兴桐想了想，“没什么想法啊，十万官兵在那里，吃得好啊。”
贺兴桐没有想到，他前脚一到北大荒，贺龙后脚就找到农业部长王震，“王胡子，你这个人不简单啊。”王部长不知就里，只是睁大眼睛盯着贺龙。贺龙哈哈大笑，“我们贺兴桐以老革命的思想要考北大，当作家，老子硬要他去北大荒劳动，现在不回来了！你给老子把他抓回来。”
于是贺兴桐报考了莫斯科大学。但当时中国和苏联的关系破裂，这所大学不再招收中国的高干子弟。无奈他又报考了人大中文系，一考考了个状元。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他被安排到北戴河。到的时候贺龙正在钓鱼，贺兴桐给他穿鱼饵，两人拉了好半天的家常。贺兴桐说那是他最幸福的一天，因为贺龙始终在微笑，他从他的眼中看到了慈祥。
不装进口袋精心呵护
贺兴桐大学毕业被分到新华社国际新闻部。他很高兴，骑着自行车，吹着口哨就回去了。在离家几百米远的地方，碰到正在散步的贺龙，“兴桐，你怎么这么高兴啊？”“今天分配了。”“分到哪了？”贺龙关切地问。贺兴桐有几分得意，“新华社国际新闻部。”贺龙轻轻地“哦”了一声继续往前走，贺兴桐把自行车锁好后，继续吹着口哨朝家门口走去。
这下不得了啦，贺龙立马回家，喊他的秘书王部长给人民大学新闻系应届毕业生分配小组打电话。王部长很诧异，“怎么了？”“问问他们哪里最艰苦？”王部长打完电话，说甘肃最艰苦。贺龙烟一灭，说：“我看贺兴桐到甘肃去比较合适，分配个工作都吹口哨，小人得志啊。”
贺兴桐便去了甘肃，“我很不高兴，可后来想想，他讲得有道理啊，我是吹了口哨啊，是小人得志的表现啊。”
与賀兴桐同去的还有贺龙的亲儿子贺鹏飞。在贺兴桐眼里，贺龙不是一个把子女装在口袋里精心呵护的人，而是把孩子放在最艰苦的地方去打磨，让他们体味真正的人生。
1969年，贺龙被迫害致死，听到这个噩耗时，贺兴桐在甘肃，“那一整天，我都是恍惚的。”说到这里，他哽咽了，眼中闪烁着泪花。
那一代共产党人的精神和情怀，让后人崇敬和缅怀，而他们对后代特殊的关爱方式，却随着年岁日增体会愈深。“没有贺老总，我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贺兴桐肯定地说。他从政、做慈善、写诗、钻研书法……每一件事，都会想一想，贺老总会怎么看？爷爷不骂他，就是最大的奖励了。
摘自《家人》2011年第5期
有人情味的人
贺兴桐出生在湖南省的芭茅溪，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跟着贺龙闹革命了，他成了没人管的野娃。正好有一户人家有个和他年龄相当的女娃，于是他就被领回去做了上门女婿，那个女娃叫仙云，不知是名字没取好呢，还是怎么的，没过两天，她就真的“云游”去了。贺兴桐被赶了出来，他在街上遇到一个老尼姑，“她认识我，我也认识她，我们都哭。”
老尼姑叫向媛姑，是贺龙的原配夫人，贺兴桐该称呼奶奶。南昌起义时，她被蒋介石抓进了监狱，日寇入侵时把监狱的城墙炸垮了，她就跑出来了。但她不能去延安，因为国民党不准，后来她就回到老家了。偶遇贺兴桐，奶奶把他带回了尼姑庵，相依为命多年。
1949年，向媛姑走完了辛酸的一生。临终前，她对他说：“我见不到解放军了，也见不到他了，以后你见到他，告诉他我做了我该做的，不该做的是老天爷不让我做了……”
1951年，贺兴桐的叔叔回到老家，准备把他带到北京读书。路经重庆时，在曾家岩见到了贺龙，贺兴桐把奶奶的话带给了他。“那天夕阳西下，晚霞照在老人的脸上，我能看见他眼中的泪花。”贺兴桐说。
除了贺兴桐，贺龙还收养了10个孩子，有不少是烈士遗孤。加上自己的4个子女，一家人生活很艰苦。到1954年，国家出台了一个文件，说烈士子女可以找公家抚养，但贺龙不让，贺龙说：“他们的娘老子都是跟着我干革命牺牲的，我现在有饭吃了，我不能让他们去讨饭，更不能向国家伸手啊。”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贺龙也没藏过私心。一个苹果，他会平分成15份，让孩子们一人一块。直到现在，贺兴桐每次看到苹果就会想起贺龙，他说，贺龙虽然是个大老粗，却很慈爱。
服从命令
1957年的一天，高中生贺兴桐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到大坪红楼去，说周总理和贺老总来看他了。
他到的时候，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正在给周总理和贺老总作报告。他一跨进去，任白戈就说：“这是兴桐，是我管的学生。兴桐啊，你想考哪个大学？”贺兴桐只笑没吭声。贺龙说：“你说嘛，考什么大学？”“考北大，中文系。”贺龙一拍大腿，“兴桐，你龟儿是不是想当作家嘛，我就是作家，但是我没上过大学。”
几天后，贺龙回到北京，记者采访他时问他，“听说贺兴桐想考北大，当作家？”“是啊，他想考北大，我就让他去北大荒。想当作家，我就让他先种庄稼。”就是贺龙的这句话，贺兴桐被派去了北大荒种庄稼。
“我当时虽然不高兴，但也得服从命令。”贺兴桐说贺家人都跟着贺龙干革命，他指到哪，他们就走到哪。
也是这一年，贺兴桐的父亲突然被抓了，罪名是用马刀杀死了一名共产党员。“贺老总没有跟我划清界限，他告诉我，‘兴桐，你要跟着党走，你要相信我们党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粉碎‘四人帮’后，我父亲才平反，因为这个被杀的人还活着。”他说，就是从贺龙身上学会了坚韧和不屈，他才度过了那些苦难的岁月。
1958年，贺兴桐到了北大荒，天天吃蘑菇和红薯，他觉得虽然艰苦却很幸福。1960年，贺龙生日前夕，他寄回去一个熊掌。没过几天，贺龙的秘书打来电话，说贺龙喊他回家过年。吃完团年饭，贺龙问他，“北大荒好不好啊？”“好。”“有什么想法吗？”贺龙又问。贺兴桐想了想，“没什么想法啊，十万官兵在那里，吃得好啊。”
贺兴桐没有想到，他前脚一到北大荒，贺龙后脚就找到农业部长王震，“王胡子，你这个人不简单啊。”王部长不知就里，只是睁大眼睛盯着贺龙。贺龙哈哈大笑，“我们贺兴桐以老革命的思想要考北大，当作家，老子硬要他去北大荒劳动，现在不回来了！你给老子把他抓回来。”
于是贺兴桐报考了莫斯科大学。但当时中国和苏联的关系破裂，这所大学不再招收中国的高干子弟。无奈他又报考了人大中文系，一考考了个状元。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他被安排到北戴河。到的时候贺龙正在钓鱼，贺兴桐给他穿鱼饵，两人拉了好半天的家常。贺兴桐说那是他最幸福的一天，因为贺龙始终在微笑，他从他的眼中看到了慈祥。
不装进口袋精心呵护
贺兴桐大学毕业被分到新华社国际新闻部。他很高兴，骑着自行车，吹着口哨就回去了。在离家几百米远的地方，碰到正在散步的贺龙，“兴桐，你怎么这么高兴啊？”“今天分配了。”“分到哪了？”贺龙关切地问。贺兴桐有几分得意，“新华社国际新闻部。”贺龙轻轻地“哦”了一声继续往前走，贺兴桐把自行车锁好后，继续吹着口哨朝家门口走去。
这下不得了啦，贺龙立马回家，喊他的秘书王部长给人民大学新闻系应届毕业生分配小组打电话。王部长很诧异，“怎么了？”“问问他们哪里最艰苦？”王部长打完电话，说甘肃最艰苦。贺龙烟一灭，说：“我看贺兴桐到甘肃去比较合适，分配个工作都吹口哨，小人得志啊。”
贺兴桐便去了甘肃，“我很不高兴，可后来想想，他讲得有道理啊，我是吹了口哨啊，是小人得志的表现啊。”
与賀兴桐同去的还有贺龙的亲儿子贺鹏飞。在贺兴桐眼里，贺龙不是一个把子女装在口袋里精心呵护的人，而是把孩子放在最艰苦的地方去打磨，让他们体味真正的人生。
1969年，贺龙被迫害致死，听到这个噩耗时，贺兴桐在甘肃，“那一整天，我都是恍惚的。”说到这里，他哽咽了，眼中闪烁着泪花。
那一代共产党人的精神和情怀，让后人崇敬和缅怀，而他们对后代特殊的关爱方式，却随着年岁日增体会愈深。“没有贺老总，我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贺兴桐肯定地说。他从政、做慈善、写诗、钻研书法……每一件事，都会想一想，贺老总会怎么看？爷爷不骂他，就是最大的奖励了。
摘自《家人》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