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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曾说：“如果繁星每隔一千年才出现一晚，人类将会如何景仰与崇拜，并世代保留上帝之城的回忆？”这句话在1941年的艾萨克·阿西莫夫脑中激起了奇妙的回响，直到走出《惊异科幻》杂志（Astounding Science Fiction，后更名为Analog）主编约翰·坎贝尔的办公室，他还在慢慢咀嚼这句话的分量。
很快，阿西莫夫的短篇小说《日暮》登上了《惊异科幻》的封面，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围绕多个太阳旋转的文明世界，天空永远充满光明，而考古学家和天文学家逐渐发现每隔两千年所有的太阳都会降下，文明面临毁灭。在故事的结尾，黑夜步步逼近，璀璨繁星发出点点光芒，这一景象令人们目瞪口呆。
这个故事不仅暗示了科幻文学的起源—哥白尼带来的科学革命与认知革命，还昭示着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到来，以及一位伟大的科幻小说家的诞生，就在下一个十年里，阿西莫夫开创了“机器人”系列和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与此同时，一座光怪陆离的“科幻之都”—纽约正在阿西莫夫身后缓缓崛起。
“黄金时代”与“硬科幻”
纽约是历史上第一座被冠以“科幻之都”称号的城市，这个称号正好诞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前，为日新月异的技术世界增加了一个别致的脚注。
纽约之所以成为“科幻之都”，首先是由于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亚大陆遍体鳞伤，而美国本土几乎未受波及，加上大批欧洲移民为逃避战火而移居美国，使面向大西洋的纽约成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城市。联合国总部大楼落成于曼哈顿区东岸，更为纽约打上了“世界都市”的标签。
1940年代后期，人口接近800万之后，纽约的经济结构开始转型，原来的制造业逐渐搬离，金融、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后来居上、取而代之，这一向第三产业转型的过程，为文化多元、百花齐放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1940-1960这二十年的科幻“黄金时代”里，纽约“科幻之都”的名声得以发扬光大，约翰·坎贝尔的个人口味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只要翻翻他一手主创、立足于纽约的杂志《惊异科幻》，马上就会发现，没人比他更清楚“科幻应该是什么样子”。有的研究者甚至将科幻“黄金时代”定义为“科幻小说被从20世纪30年代末期到50年代在坎贝尔的《惊异科幻》上发表的故事类型所主宰的时代”。
1939 年夏天，坎贝尔上任主编还不到两年，《惊异科幻》上就出现了“神奇四侠”的名字：艾萨克 · 阿西莫夫、罗伯特 ·A · 海因莱因、西奥多 · 斯特金和 A·E· 范 · 沃格特，这四位日后将写入“科幻文学史”的大作家，彼时还是圈内的新面孔。而且，阿西莫夫在纽约布鲁克林区长大，斯特金则是在写作生涯的早期居住在纽约。
坎贝尔承认，新时代就需要这样的故事—“人们生活在有着伟大观念或者一系列伟大观念的世界中，机器形成了世界的背景，但是，只有人才是核心”。“神奇四侠”的作品正好满足了坎贝尔的喜好：扎根于科学和技术，主人公最后会取得胜利，而且往往伴随着扩张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主题—后来的人们也会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增删，来定义“硬科幻”。
1939年7月4日，纽约科幻社团借纽约举行世界博览会、大量外国观众到访之机，召开了第一届世界科幻大会（World Science Fiction Convention，简称Worldcon）。超级英雄“超人”是纽约世界博览会的明星，他第一次现身于1938年的《动作漫画》，很快就因为太受欢迎，“受邀”参加第二年的世界博览会。当然，克拉克·肯特（超人的地球身份）本来就生活在“大都市”，为《星球日报》工作，虽然漫画里从来没有明说，但人人对于“他在纽约”这一事实都心照不宣。
印刷时代，纽约一向是科幻杂志的聚集地，引领科幻思潮的桥头堡。1926年，第一部科幻杂志《惊奇故事》（Amazing Stories）就出现在纽约，创始人雨果·根斯巴克的名字后来被用来命名了“雨果奖”。二战带来的纸张短缺曾导致几个杂志停刊，不过到了40年代后期，市场开始复苏。50年代，代表“软科幻”的《银河科幻》（Galaxy Science Fiction）也出现在纽约，科学史家大卫·凯尔（David Kyle）评论“是《银河科幻》‘不可避免’的新方向导致了实验性的新浪潮”。
“知识溢出”与作为科幻之都的纽约
几个重磅科幻杂志的集聚，常常被视为信息时代到来之前，某个城市成为“科幻之都”的重要原因。毕竟，这些杂志汇聚了具有一流品位的编辑，具备一流水准的作者，“小圈子”式的内部交往也带动了科幻迷的热情。而且，纽约是世界性移民都市，文化态度十分宽容，为当时看来口味奇特、不入主流的科幻创作者和迷友提供了最好的展示场所。
当科幻创作、出版、活动发生了集聚，一个以科幻为中心的市场就得以建立，科幻创作者和批评家分享层出不穷的、专业性的想法，对作品如数家珍的科幻迷有组织地举行聚会和活动，眼光毒辣、字斟句酌的编辑和头脑灵活的出版商，以及大型印刷厂和无孔不入的邮递系统，都在周围贡献出优质的服务，并保证新鲜有趣的作品第一时间出现在全国各地。
“知識溢出”是一个空间经济学的概念，指的是知识、技术在空间传播过程中存在时滞、衰减和扭曲，因此，知识的溢出具有地方性特征，尤其是对于难以编码的黏性知识而言，其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像“科幻之都”纽约，科幻产业的集聚有效避免了知识溢出的空间局限，一方面能降低新创作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还能通过累积的公共知识池来推动后续的创新。
不过，随着作家在杂志上声名鹊起，小说单行本的“大行其道”，杂志的重要性开始慢慢降低；同时，信息化、电子化的接受方式，也在改变着“知识溢出”型的产业集聚优势。纽约“科幻之都”的荣誉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美国科幻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电影行业，1977年《星球大战》横空出世，人们一股脑地把热切的目光投向了西海岸的洛杉矶。 而在中国，有着“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之称的《科幻世界》所在地成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知识溢出”的原因，成为中国科幻城市的标志。特别是《科幻世界》在成都举办“世界科幻协会1991年年会”；1999年7月号登出主编阿来关于记忆移植的文章，“押中”当年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以及2000年增刊《惊奇档案》的出版发行，包括大力挖掘、推举新人，颁布“星云奖”、“银河奖”的措施，都极大地巩固了成都的科幻中心地位。
北京、上海曾在改革开放初期占据了一段时间的“科幻”鳌头。1979-1984年间，主流文学杂志《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均发表过科幻小说。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金涛的《月光岛》，叶永烈的《黑影》，都是这一时期引起较大反响的著作，均在京、沪的文学杂志上发表。除了纯文学，两地还有科普向的杂志《少年科学》《我们爱科学》《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少儿向的杂志《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巨人》等，都热心发表了科幻小说。
在此之前，北京和上海是建国后教育水平较高的城市，也长期保持着文化中心的理论争鸣状态。在全国上下掀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高潮之后，两地的出版物、科學工作者以及文学创作者自然保有相当敏锐的嗅觉和一定程度的优势。1984年之后，有关科幻的论战风向一变再变，北京和上海的科幻温度也迅速冷却，几不可辨。
带着科幻身份的北京和上海再度回到人们视野均在21世纪之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开始招收科幻文学方向的硕博研究生，导师吴岩教授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开始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的课题研究；上海的科幻迷群体和复旦大学举办的科幻讨论会也广为人知。同时，有关科幻影视、写作、游戏等产业链上下游的创业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长势蓬勃。
中国：“创意经济”下的科幻之都
新世纪以来，北京和上海的再度竞争，已经不再是“知识溢出”型城市的横向比较，而是“创意经济”驱动下的自然反应。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理查·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从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出发，把经济发展分为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服务经济时代和创意经济时代四个时期，在创意经济时代，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再是技术和信息，而是创意—福特式流水线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创意才会衍生出新产品、新市场和新机会。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牛津大学研究学者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都在不同场合表达过相似的观点：创新是知识/创意经济的引擎。城市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品牌的形成过程，城市品牌靠内部的某一区域特色支撑，以点带面，扩散出经济繁荣和文化繁荣。
创意产业，包括科幻产业，是给城市带来经济和文化双重繁荣的理想选择：环保，投入成本低，人才素质高，利润大，向心力强。北京和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已经超越服务经济时代，在“创意经济”体系下开展“科幻之都”的激烈角逐。
很多城市因此紧张“科幻之都”名号究竟“花落谁家”。2017中国科幻大会和国际科幻大会上，吴岩教授做了《哪座城市将成为“科幻之都”》的主题报告，这一话题在会议召开之前便引发了热议，不少城市的科幻迷友都试图阐释、强调自己归属城市的产业政策、科学技术、从业者、社会风气，一些政府人士也在积极争取—此次大会召开期间，成都即宣布成立科幻主题产业园，明确打造“科幻之都”。
由于科幻产业还处在相对微小和薄弱的阶段，关于“科幻之都”的客观性评价指数，经常要依靠一系列的“创意城市”标准。较有影响力的评价模型为CATG模型，由创意资源指数、城市便利指数、城市宽容指数和城市政府支持指数组成。
有学者通过统计全国28个创意型城市2006年以来的数据，以CATG的模型计算后，结果表明，北京、深圳创意城市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城市，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历史文化资源并不完全等同于创意资源，反而是区域内的技术创新、技术应用以及技术产业规模对“创意经济”发挥着更加重要的影响。
吴岩教授尤其强调科幻与城市的深度融合，“光拿地”并不算数。他举了2003年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例子，该市发起“创意100”行动，发表《孟菲斯宣言》，表示要大力培育创意社群、投资创意环境，从政策层面对创意经济进行大力扶持。“一个‘科幻之都’应该有促进创意产生、产品生产的政策、措施和具体方式，将科幻创意跟社会发展联系起来的方法，才能夯实‘科幻之都’的基础。”
科幻一直以来都和时代的精神、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科幻中的城市更是如此。《乌托邦》和《太阳城》都创作于人类的大航海时代，从哥伦布、达伽马，到哥白尼、麦哲伦，人类的“世界观”彻底为之一变。时代的蓬勃精神，让亨利八世的宠臣摩尔和意大利的教士康帕内拉想象一个身外的理想城市：富饶，平等，没有贪婪和堕落，人们从艰苦的劳作中解脱出来。
当我们把目光再移回纽约，“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也在提醒另外一个事实，城市一直是各种乌托邦思想关注的核心，但在这个创意经济的时代，它同样也是资本积累和焦虑滋生的温床。一个想象性的“应许之地”是“科幻”本来应有的题中之义，那么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幻之都，除了拥有更高的城市发展水平和技术生产指标，更应该有处理城市权利、社会变革和文化思潮的素养和活力。
很快，阿西莫夫的短篇小说《日暮》登上了《惊异科幻》的封面，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围绕多个太阳旋转的文明世界，天空永远充满光明，而考古学家和天文学家逐渐发现每隔两千年所有的太阳都会降下，文明面临毁灭。在故事的结尾，黑夜步步逼近，璀璨繁星发出点点光芒，这一景象令人们目瞪口呆。
这个故事不仅暗示了科幻文学的起源—哥白尼带来的科学革命与认知革命，还昭示着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到来，以及一位伟大的科幻小说家的诞生，就在下一个十年里，阿西莫夫开创了“机器人”系列和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与此同时，一座光怪陆离的“科幻之都”—纽约正在阿西莫夫身后缓缓崛起。
“黄金时代”与“硬科幻”
纽约是历史上第一座被冠以“科幻之都”称号的城市，这个称号正好诞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前，为日新月异的技术世界增加了一个别致的脚注。
纽约之所以成为“科幻之都”，首先是由于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亚大陆遍体鳞伤，而美国本土几乎未受波及，加上大批欧洲移民为逃避战火而移居美国，使面向大西洋的纽约成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城市。联合国总部大楼落成于曼哈顿区东岸，更为纽约打上了“世界都市”的标签。
1940年代后期，人口接近800万之后，纽约的经济结构开始转型，原来的制造业逐渐搬离，金融、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后来居上、取而代之，这一向第三产业转型的过程，为文化多元、百花齐放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1940-1960这二十年的科幻“黄金时代”里，纽约“科幻之都”的名声得以发扬光大，约翰·坎贝尔的个人口味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只要翻翻他一手主创、立足于纽约的杂志《惊异科幻》，马上就会发现，没人比他更清楚“科幻应该是什么样子”。有的研究者甚至将科幻“黄金时代”定义为“科幻小说被从20世纪30年代末期到50年代在坎贝尔的《惊异科幻》上发表的故事类型所主宰的时代”。
1939 年夏天，坎贝尔上任主编还不到两年，《惊异科幻》上就出现了“神奇四侠”的名字：艾萨克 · 阿西莫夫、罗伯特 ·A · 海因莱因、西奥多 · 斯特金和 A·E· 范 · 沃格特，这四位日后将写入“科幻文学史”的大作家，彼时还是圈内的新面孔。而且，阿西莫夫在纽约布鲁克林区长大，斯特金则是在写作生涯的早期居住在纽约。
坎贝尔承认，新时代就需要这样的故事—“人们生活在有着伟大观念或者一系列伟大观念的世界中，机器形成了世界的背景，但是，只有人才是核心”。“神奇四侠”的作品正好满足了坎贝尔的喜好：扎根于科学和技术，主人公最后会取得胜利，而且往往伴随着扩张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主题—后来的人们也会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增删，来定义“硬科幻”。
1939年7月4日，纽约科幻社团借纽约举行世界博览会、大量外国观众到访之机，召开了第一届世界科幻大会（World Science Fiction Convention，简称Worldcon）。超级英雄“超人”是纽约世界博览会的明星，他第一次现身于1938年的《动作漫画》，很快就因为太受欢迎，“受邀”参加第二年的世界博览会。当然，克拉克·肯特（超人的地球身份）本来就生活在“大都市”，为《星球日报》工作，虽然漫画里从来没有明说，但人人对于“他在纽约”这一事实都心照不宣。
印刷时代，纽约一向是科幻杂志的聚集地，引领科幻思潮的桥头堡。1926年，第一部科幻杂志《惊奇故事》（Amazing Stories）就出现在纽约，创始人雨果·根斯巴克的名字后来被用来命名了“雨果奖”。二战带来的纸张短缺曾导致几个杂志停刊，不过到了40年代后期，市场开始复苏。50年代，代表“软科幻”的《银河科幻》（Galaxy Science Fiction）也出现在纽约，科学史家大卫·凯尔（David Kyle）评论“是《银河科幻》‘不可避免’的新方向导致了实验性的新浪潮”。
“知识溢出”与作为科幻之都的纽约
几个重磅科幻杂志的集聚，常常被视为信息时代到来之前，某个城市成为“科幻之都”的重要原因。毕竟，这些杂志汇聚了具有一流品位的编辑，具备一流水准的作者，“小圈子”式的内部交往也带动了科幻迷的热情。而且，纽约是世界性移民都市，文化态度十分宽容，为当时看来口味奇特、不入主流的科幻创作者和迷友提供了最好的展示场所。
当科幻创作、出版、活动发生了集聚，一个以科幻为中心的市场就得以建立，科幻创作者和批评家分享层出不穷的、专业性的想法，对作品如数家珍的科幻迷有组织地举行聚会和活动，眼光毒辣、字斟句酌的编辑和头脑灵活的出版商，以及大型印刷厂和无孔不入的邮递系统，都在周围贡献出优质的服务，并保证新鲜有趣的作品第一时间出现在全国各地。
“知識溢出”是一个空间经济学的概念，指的是知识、技术在空间传播过程中存在时滞、衰减和扭曲，因此，知识的溢出具有地方性特征，尤其是对于难以编码的黏性知识而言，其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像“科幻之都”纽约，科幻产业的集聚有效避免了知识溢出的空间局限，一方面能降低新创作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还能通过累积的公共知识池来推动后续的创新。
不过，随着作家在杂志上声名鹊起，小说单行本的“大行其道”，杂志的重要性开始慢慢降低；同时，信息化、电子化的接受方式，也在改变着“知识溢出”型的产业集聚优势。纽约“科幻之都”的荣誉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美国科幻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电影行业，1977年《星球大战》横空出世，人们一股脑地把热切的目光投向了西海岸的洛杉矶。 而在中国，有着“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之称的《科幻世界》所在地成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知识溢出”的原因，成为中国科幻城市的标志。特别是《科幻世界》在成都举办“世界科幻协会1991年年会”；1999年7月号登出主编阿来关于记忆移植的文章，“押中”当年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以及2000年增刊《惊奇档案》的出版发行，包括大力挖掘、推举新人，颁布“星云奖”、“银河奖”的措施，都极大地巩固了成都的科幻中心地位。
北京、上海曾在改革开放初期占据了一段时间的“科幻”鳌头。1979-1984年间，主流文学杂志《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均发表过科幻小说。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金涛的《月光岛》，叶永烈的《黑影》，都是这一时期引起较大反响的著作，均在京、沪的文学杂志上发表。除了纯文学，两地还有科普向的杂志《少年科学》《我们爱科学》《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少儿向的杂志《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巨人》等，都热心发表了科幻小说。
在此之前，北京和上海是建国后教育水平较高的城市，也长期保持着文化中心的理论争鸣状态。在全国上下掀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高潮之后，两地的出版物、科學工作者以及文学创作者自然保有相当敏锐的嗅觉和一定程度的优势。1984年之后，有关科幻的论战风向一变再变，北京和上海的科幻温度也迅速冷却，几不可辨。
带着科幻身份的北京和上海再度回到人们视野均在21世纪之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开始招收科幻文学方向的硕博研究生，导师吴岩教授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开始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的课题研究；上海的科幻迷群体和复旦大学举办的科幻讨论会也广为人知。同时，有关科幻影视、写作、游戏等产业链上下游的创业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长势蓬勃。
中国：“创意经济”下的科幻之都
新世纪以来，北京和上海的再度竞争，已经不再是“知识溢出”型城市的横向比较，而是“创意经济”驱动下的自然反应。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理查·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从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出发，把经济发展分为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服务经济时代和创意经济时代四个时期，在创意经济时代，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再是技术和信息，而是创意—福特式流水线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创意才会衍生出新产品、新市场和新机会。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牛津大学研究学者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都在不同场合表达过相似的观点：创新是知识/创意经济的引擎。城市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品牌的形成过程，城市品牌靠内部的某一区域特色支撑，以点带面，扩散出经济繁荣和文化繁荣。
创意产业，包括科幻产业，是给城市带来经济和文化双重繁荣的理想选择：环保，投入成本低，人才素质高，利润大，向心力强。北京和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已经超越服务经济时代，在“创意经济”体系下开展“科幻之都”的激烈角逐。
很多城市因此紧张“科幻之都”名号究竟“花落谁家”。2017中国科幻大会和国际科幻大会上，吴岩教授做了《哪座城市将成为“科幻之都”》的主题报告，这一话题在会议召开之前便引发了热议，不少城市的科幻迷友都试图阐释、强调自己归属城市的产业政策、科学技术、从业者、社会风气，一些政府人士也在积极争取—此次大会召开期间，成都即宣布成立科幻主题产业园，明确打造“科幻之都”。
由于科幻产业还处在相对微小和薄弱的阶段，关于“科幻之都”的客观性评价指数，经常要依靠一系列的“创意城市”标准。较有影响力的评价模型为CATG模型，由创意资源指数、城市便利指数、城市宽容指数和城市政府支持指数组成。
有学者通过统计全国28个创意型城市2006年以来的数据，以CATG的模型计算后，结果表明，北京、深圳创意城市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城市，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历史文化资源并不完全等同于创意资源，反而是区域内的技术创新、技术应用以及技术产业规模对“创意经济”发挥着更加重要的影响。
吴岩教授尤其强调科幻与城市的深度融合，“光拿地”并不算数。他举了2003年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例子，该市发起“创意100”行动，发表《孟菲斯宣言》，表示要大力培育创意社群、投资创意环境，从政策层面对创意经济进行大力扶持。“一个‘科幻之都’应该有促进创意产生、产品生产的政策、措施和具体方式，将科幻创意跟社会发展联系起来的方法，才能夯实‘科幻之都’的基础。”
科幻一直以来都和时代的精神、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科幻中的城市更是如此。《乌托邦》和《太阳城》都创作于人类的大航海时代，从哥伦布、达伽马，到哥白尼、麦哲伦，人类的“世界观”彻底为之一变。时代的蓬勃精神，让亨利八世的宠臣摩尔和意大利的教士康帕内拉想象一个身外的理想城市：富饶，平等，没有贪婪和堕落，人们从艰苦的劳作中解脱出来。
当我们把目光再移回纽约，“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也在提醒另外一个事实，城市一直是各种乌托邦思想关注的核心，但在这个创意经济的时代，它同样也是资本积累和焦虑滋生的温床。一个想象性的“应许之地”是“科幻”本来应有的题中之义，那么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幻之都，除了拥有更高的城市发展水平和技术生产指标，更应该有处理城市权利、社会变革和文化思潮的素养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