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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02年梁启超先生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小说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促进了小说创作的繁荣和中国文学现代性与世界性的发展，并开启了文学研究的人性关照，同时也在当时引起了文学界巨大的反响。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将从该文章中提出来的“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和“小说为文学最上乘”这两个重要观点切入，简要论述小说的社会功用。
关键词：小说 群治 不可思议 功用
小说这一文学体裁一直到20世纪才大放异彩。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先生于1902年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小说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
一、文学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
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提出了“熏”“浸”“刺”和“提”四力，将人类的主体审美心理和小说的艺术性特征巧妙地结合在一起，[2] [3]深入分析了四种力在不同的情境下发挥出独有的特点和功能，下面做简要说明。
首先，“熏”说的是小说对于人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熏”可以促使人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为眼前的情节所迷漾。小说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会潜移默化地陶冶人的性情，同样也会改变人的生活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正是由于“熏”力才使得人们的精神世界相互依赖、相互熏陶，影响其实现对社会的认知。[4]
“浸”力和“刺”力这两种力都作用于读者的情感，但是二者的作用程度和方式不同。前者讲究的是一种潜移默化，更加注重于时间上的积累，产生“往往既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然”的效果。相反，“刺”力强调“使感受者骤觉”，推动读者在某种事物上产生异常激烈的情感，是小说对读者具有的一种强大感染力。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可以看到，梁启超先生着重分析了这两种情形，说明了最精彩的小说一定能让人可惊、可愕、可悲、可感。欣赏活动中感情的激发、交流是小说发挥社会作用的内在基础。[5]
“提”力具有“文之最上乘之力”的美誉，注重的是一种“自内而脱之”的情感体验。另外，“提”力还强调读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尤其是在精神活动层面的自觉自愿行为。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与作家创作过程一样，突出形象思维的特征。在读者被小说抽象而又貌似具体的形象激发时，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情感活动，如浮想联翩。同时，读者在不断被对象化的过程中也会对原著进行一个再创造过程，从而从此过程中得到审美的愉悦和精神的满足。
二、小说为文学最上乘
梁启超先生将自己对于小说文体的认识分为三层，分别为“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以赏心乐事为目的者固多”和“其最受欢迎者，则必其可惊、可愕、可悲、可感，读之而生出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者也”。梁启超先生认为这三大层面是小说在叙事内容、叙事技法上的独特性，是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独到之处，也是优势所在。
（一）把小说从“边缘”拉回中心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学体裁中，诗歌等文学体裁始终处于中心地位。而小说、戏曲等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小道之流。为了改变小说所处的劣势，古代的小说家们开始寻找出路，充分挖掘小说的社会政治功能。虽然一定程度上小说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却没有改变小说在社会现实中的依附地位。但是，梁启超先生从小说与社会的人联系的角度，赋予小说文体上的独立性和社会政治的功用性。
（二）对小说与当时的社会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
一直以来，学者对梁启超先生在小说与社会或群治中的关系局限于通过小说的革新便可“新一国之民”的层面之上，但是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梁启超先生把小说作为革新世道人心基础的问题。梁启超先生认为，小说在我国文学史上起到了启蒙性的作用，并且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往往在依靠文学进行文化宣传的过程中，也逐渐影响到了我国的“政治革命”，促使我国“民族共同体”整体认知的转向。
三、结语
综上所述，梁启超先生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小说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了小说创作的繁荣和中国文学现代性与世界性的发展，并开启了文学研究的人性关照。与“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一同接轨于“五四”新文学，尤其是他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小说的社会和审美两大功能，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今天的文学创作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余小平.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贡献和双向影响——重读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
[2]杨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文学史意义[J].山东社会科学，2009（S1）.
[3]何郁.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比较批评[J].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00（02）.
[4]王楠.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看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功能和地位[J].消费导刊，2008（02）.
[5]王剑.梁启超早期文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论起[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8（01）.
（作者简介：刘子越，女，硕士，湖南省吉首大学文学与传播学院，研究方向：文艺学）
（责任编辑 刘月娇）
关键词：小说 群治 不可思议 功用
小说这一文学体裁一直到20世纪才大放异彩。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先生于1902年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小说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
一、文学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
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提出了“熏”“浸”“刺”和“提”四力，将人类的主体审美心理和小说的艺术性特征巧妙地结合在一起，[2] [3]深入分析了四种力在不同的情境下发挥出独有的特点和功能，下面做简要说明。
首先，“熏”说的是小说对于人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熏”可以促使人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为眼前的情节所迷漾。小说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会潜移默化地陶冶人的性情，同样也会改变人的生活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正是由于“熏”力才使得人们的精神世界相互依赖、相互熏陶，影响其实现对社会的认知。[4]
“浸”力和“刺”力这两种力都作用于读者的情感，但是二者的作用程度和方式不同。前者讲究的是一种潜移默化，更加注重于时间上的积累，产生“往往既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然”的效果。相反，“刺”力强调“使感受者骤觉”，推动读者在某种事物上产生异常激烈的情感，是小说对读者具有的一种强大感染力。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可以看到，梁启超先生着重分析了这两种情形，说明了最精彩的小说一定能让人可惊、可愕、可悲、可感。欣赏活动中感情的激发、交流是小说发挥社会作用的内在基础。[5]
“提”力具有“文之最上乘之力”的美誉，注重的是一种“自内而脱之”的情感体验。另外，“提”力还强调读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尤其是在精神活动层面的自觉自愿行为。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与作家创作过程一样，突出形象思维的特征。在读者被小说抽象而又貌似具体的形象激发时，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情感活动，如浮想联翩。同时，读者在不断被对象化的过程中也会对原著进行一个再创造过程，从而从此过程中得到审美的愉悦和精神的满足。
二、小说为文学最上乘
梁启超先生将自己对于小说文体的认识分为三层，分别为“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以赏心乐事为目的者固多”和“其最受欢迎者，则必其可惊、可愕、可悲、可感，读之而生出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者也”。梁启超先生认为这三大层面是小说在叙事内容、叙事技法上的独特性，是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独到之处，也是优势所在。
（一）把小说从“边缘”拉回中心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学体裁中，诗歌等文学体裁始终处于中心地位。而小说、戏曲等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小道之流。为了改变小说所处的劣势，古代的小说家们开始寻找出路，充分挖掘小说的社会政治功能。虽然一定程度上小说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却没有改变小说在社会现实中的依附地位。但是，梁启超先生从小说与社会的人联系的角度，赋予小说文体上的独立性和社会政治的功用性。
（二）对小说与当时的社会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
一直以来，学者对梁启超先生在小说与社会或群治中的关系局限于通过小说的革新便可“新一国之民”的层面之上，但是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梁启超先生把小说作为革新世道人心基础的问题。梁启超先生认为，小说在我国文学史上起到了启蒙性的作用，并且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往往在依靠文学进行文化宣传的过程中，也逐渐影响到了我国的“政治革命”，促使我国“民族共同体”整体认知的转向。
三、结语
综上所述，梁启超先生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小说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了小说创作的繁荣和中国文学现代性与世界性的发展，并开启了文学研究的人性关照。与“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一同接轨于“五四”新文学，尤其是他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小说的社会和审美两大功能，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今天的文学创作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余小平.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贡献和双向影响——重读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
[2]杨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文学史意义[J].山东社会科学，2009（S1）.
[3]何郁.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比较批评[J].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00（02）.
[4]王楠.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看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功能和地位[J].消费导刊，2008（02）.
[5]王剑.梁启超早期文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论起[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8（01）.
（作者简介：刘子越，女，硕士，湖南省吉首大学文学与传播学院，研究方向：文艺学）
（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