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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词曲概》是《艺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间词话》问世前最重要的词学批评著作。中国古代便有“词为小道”“胡夷里巷之曲”的说法。刘熙载在《词曲概》中是将其视为与诗、书、赋一样的正统文学范畴，词曲的正统文学特性在书中有鲜明的体现。
关键词：《词曲概》 正统文学 道德观念
刘熙载，字融斋，清末著名学者，一生以治经学为主，是中国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他著述丰富，《艺概》是其文艺批评的专著，其中《词曲概》是关于古代词曲的专论。在古代曾被视为“艳科”“小道”的词曲一直都没有诗、赋一样的文学地位，而在刘熙载的《词曲概》中却以正统文学的观念来品评词曲，这是刘熙载的独到之处。
一、给词曲以正统文学地位
词和曲都是“倚声”而作。所倚的“声”大部分是“开元以来”的“胡夷里巷之曲”。因为其不够“雅”，所以曾被视为“艳科”“小道”。刘熙载在前代文人对词曲给予肯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词曲的文学地位，从词曲的起源方面证明二者同诗、赋的关系。如“乐歌，古以诗，近代以词”{1}，“词导源于诗”和“词如诗，曲如赋”。此将词曲和诗赋联系在一起，从源头提升了词曲的地位。
除了在起源上说明词曲乃正统文学之外，还从风格方面予以肯定。如“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在词的发展史上很多人认为苏词为“变调”“别格”。而刘熙载却一反此说，认为“晚唐、五代乃变调也”，言下之意苏词方为正宗，这正是从词发展史的角度提升了词的文学地位。
二、强调“词品”与人品
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学以品格的的高低作为评判标准。刘熙载说：“论词莫先于品。”就是说将词的品格作为论词的最高标准。在刘熙载之前论词往往不以“词品”为首。刘熙载在《词曲概》开篇云：“乐歌，古以诗，近代以词。如《关雎》《鹿鸣》，皆声出于言也；词则言出于声矣。故词，声学也。”由此可见词是声学。词和曲都是先有了调子，再按它的节拍，配上歌词来唱的。它是和音乐曲调紧密结合的特种诗歌形式，都是沿着“由乐定词”的道路向前发展的。{2}因此词“声学”的定性和“倚声填词”的创作方式决定了它是以合声律曲调为审美追求，而品格往往得不到重视。
儒家传统文化强调作者自身的道德修养，重视作品反映的道德情操，并以此作为评价其作品品味的标准。因此刘熙载认为：“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个‘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学之，学之则不知终日意萦何处矣。”刘熙载认为周美成词作中的“雅”只是表面现象，骨子里当不得一个“贞”字，在他看来周邦彦词缺乏风骨及高尚品格，不能起到教育讀者、有益世道人心的作用，因而不能被认为是君子写的词，更不足以被作为学习的对象。通过“诗品出于人品”这一阅读标准，周美成的词“未得君子词”的地位便在刘熙载那里确定下来。他又说：“周美成律最精审，史邦卿句最警炼，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周旨荡而史意贪也。”这里的“荡”和“贪”皆是指气格不正。同样的他认为柳永的词：“惟绮罗香泽之态，所在多有，故绝风期未上耳。”这里的“风期未上”也是在强调词的品格，可见刘熙载一改前人论词以艺术为重的观点，取而代之的是“论词莫先于品”。
刘熙载在《诗概》中说“诗品出于人品”，论词时也认为词品与人品应具有一致性。在整部《词曲概》中，刘熙载给予最高或较高评价的是苏东坡、辛弃疾一派词人。刘氏指出：东坡《定风波》云：“尚余孤瘦雪霜枝”；《荷花媚》云：“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艺概·词曲概》）。“雪霜枝刀”“风流标格”，学坡词者便可从此领取。“雪霜枝”“风流标格”，正是融斋词品结合人品对东坡词作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概括。
三、“情”须是雅正之情
刘熙载肯定的是忧国忧民或洁身自好的正统儒教认可的可登大雅之堂的情感，对于抒发儿女情长的作品，还是有所抑制的。{3}比如他对柳永的评论：“耆卿《两同心》云：‘酒恋花迷，役损词客。’余谓此等只可名迷恋花酒之人，不足以称词客，词客当有雅量高致也。或曰：不闻‘花间’‘樽前’之名集乎？曰：使两集中人可作，正欲以此质之。”（《艺概·词曲概》）刘熙载认为只有恢弘的气度、高雅的情致才可称为词客，对于柳永抒写流连花间的相思之情是很不屑的，所以紧接着下一条他写道：“词家先要辨得‘情’字。《诗序》言‘发乎情’，《文赋》言‘诗缘情’，所贵于情者，为得其正也。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皆世间极有情之人。流俗误以欲为情，欲长情消，患在世道。倚声一事，其小焉者也？”（《艺概·词曲概》）刘熙载指出他所肯定的“情”是儒家提倡的有益世道人心、政治教化的“情”，是“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情。刘熙载持有“尚正”的文学观，在论词曲时多次出现“正”这一字眼。“正”意为符合儒家传统礼节，符合仁义之道。
“尚正”文学观渗透于中国古代文学活动的方方面面。评论任何作家作品，刘熙载都强调作家的人格修养与作品的政教内容。因为文学作家和文学作品担任着教育感化读者的任务。所谓“曲尽人情”，这种“情”便是以正为主导之情。刘熙载论曲时这样说：“可知歌无古今，皆取以正声感人，故曲之无益风化，无关劝诫者，君子不为也。”
四、重视词曲的社会功能
刘熙载在《艺概·自序》中说：“艺者，道之形也。”他认为各类文体都有“载道”“明道”的使命，词曲也不例外。正统的诗文，历来重视言志载道的社会功利作用，故诗有诗教、文有文道。不仅重视言志，而且更重视“志”是否合乎儒家的要求。
艺术与伦理性的社会感情相联系，从而与现实政治有关，这是儒家对礼乐的理性主义的解释。{4}刘熙载认为词要为社会服务，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是这一儒家思想的体现。“词莫要于有关系”，这里的“关系”便是指词与社会的关系。在与诗作对比时又说：“词导源于古诗，故亦兼具六义”“词之兴、观、群、怨，岂下于诗哉？”这是以诗教为词教，强调词与其他正统文学一样须具有社会功能。如“柳耆卿词，昔人比之杜诗，为其实说无表德也。余谓此论其体则然，若论其旨少陵恐不许之”。这里的表德即是指在词中有益宣传某种政治思想，可见刘熙载对于“表德”的重视。 “词，乐章也，雅郑不辨，更何论焉。”说明词虽是乐章，但论词的前提是辨“雅郑”。这里的“雅郑”并不是指雅颂之声和民间音乐，而是指词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类型。“雅”是能够给人积极向上精神力量的作品，“郑”则是使人耽迷酒色享乐的靡靡之音。将“雅郑”即词对于人是否具有積极作用作为论词的又一前提，体现了刘熙载对于词的教化作用的重视，亦是其正统文学观在词论方面的体现。
五、宽厚、中和的批评原则
中国古代文论家在评论某一作家作品时向来不走极端，在阐释一部作品时，会将作者本人的思想、身世和所处时代等各种因素综合考虑，也就是“知人论世”的原则。这一原则注重联系作者的生平思想、所处的时代背景及道德修养，没有将词作与作者本身的人生经历割裂开来。如在评文文山词说道：“故词当合其人之境地以观之。”对于苏辛词他说：“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悉出于温柔敦厚。”
情感是文学活动的核心要素，贯穿在整个文学活动之中，当一件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时，有的读者反映平淡，有的读者反映强烈，这与读者的情感与作品表现出来的情感契合度相关，比如：“邻人之笛，怀旧者感之，斜谷之铃，溺爱者悲之”，对于读者接受的差别，刘氏也不求统一的标准，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
刘熙载持温柔敦厚的论词观。“白石才子之词，稼轩豪杰之词。才子豪杰，各从其类而爱之，强论得失，皆偏词也。”可见刘氏对于读者喜好及个人的价值取向持宽容的态度，并没有强论得失。对思想倾向不完全合乎儒家的作家作品也不一概否定，而是持有宽容的态度。{5}再如“刘改之《沁园春》泳美人指甲、美人足二阙。以亵体为世所共讥，然病在标者犹易治也”。刘改之因作品“亵体”而受到世人的讥讽，但刘氏却未和世人一样评价他，而是认为他“病在标犹易治也”，由此可知刘熙载宽厚、仁者爱人的本性，“治”表现出刘氏对于过错的积极纠正，亦是对于文学作品尽善尽美的追求。
综上所述，刘熙载论词曲带有明显的正统文学观念，关注词曲的社会作用，强调作品的雅郑和作者的品格，这些思想在文学作品飞速增多的当下具有积极意义。
{1} 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06页。（以下所引《词曲概》中文字皆出此书同一版本，不另作注）
{2} 龙榆生：《词曲概论》，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3}{5} 李超：《论刘熙载〈艺概〉的文学接受思想》，《浙江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4} 李泽厚：《美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3页。
参考文献：
[1] 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3] 龙榆生.词曲概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4] 蔡镇楚.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5.
[5]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 殷大云.刘熙载《艺概.词曲概》初探[J].内蒙古师大学报，1984（4）.
[7] 周峰.论刘熙载文学思想的儒家倾向[J].上海大学学报，1995（1）.
[8] 曹保合.谈刘熙载的品格论[J].衡水师专学报，2002（1）.
作 者：刘晓萌，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古代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编 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词曲概》 正统文学 道德观念
刘熙载，字融斋，清末著名学者，一生以治经学为主，是中国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他著述丰富，《艺概》是其文艺批评的专著，其中《词曲概》是关于古代词曲的专论。在古代曾被视为“艳科”“小道”的词曲一直都没有诗、赋一样的文学地位，而在刘熙载的《词曲概》中却以正统文学的观念来品评词曲，这是刘熙载的独到之处。
一、给词曲以正统文学地位
词和曲都是“倚声”而作。所倚的“声”大部分是“开元以来”的“胡夷里巷之曲”。因为其不够“雅”，所以曾被视为“艳科”“小道”。刘熙载在前代文人对词曲给予肯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词曲的文学地位，从词曲的起源方面证明二者同诗、赋的关系。如“乐歌，古以诗，近代以词”{1}，“词导源于诗”和“词如诗，曲如赋”。此将词曲和诗赋联系在一起，从源头提升了词曲的地位。
除了在起源上说明词曲乃正统文学之外，还从风格方面予以肯定。如“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在词的发展史上很多人认为苏词为“变调”“别格”。而刘熙载却一反此说，认为“晚唐、五代乃变调也”，言下之意苏词方为正宗，这正是从词发展史的角度提升了词的文学地位。
二、强调“词品”与人品
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学以品格的的高低作为评判标准。刘熙载说：“论词莫先于品。”就是说将词的品格作为论词的最高标准。在刘熙载之前论词往往不以“词品”为首。刘熙载在《词曲概》开篇云：“乐歌，古以诗，近代以词。如《关雎》《鹿鸣》，皆声出于言也；词则言出于声矣。故词，声学也。”由此可见词是声学。词和曲都是先有了调子，再按它的节拍，配上歌词来唱的。它是和音乐曲调紧密结合的特种诗歌形式，都是沿着“由乐定词”的道路向前发展的。{2}因此词“声学”的定性和“倚声填词”的创作方式决定了它是以合声律曲调为审美追求，而品格往往得不到重视。
儒家传统文化强调作者自身的道德修养，重视作品反映的道德情操，并以此作为评价其作品品味的标准。因此刘熙载认为：“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个‘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学之，学之则不知终日意萦何处矣。”刘熙载认为周美成词作中的“雅”只是表面现象，骨子里当不得一个“贞”字，在他看来周邦彦词缺乏风骨及高尚品格，不能起到教育讀者、有益世道人心的作用，因而不能被认为是君子写的词，更不足以被作为学习的对象。通过“诗品出于人品”这一阅读标准，周美成的词“未得君子词”的地位便在刘熙载那里确定下来。他又说：“周美成律最精审，史邦卿句最警炼，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周旨荡而史意贪也。”这里的“荡”和“贪”皆是指气格不正。同样的他认为柳永的词：“惟绮罗香泽之态，所在多有，故绝风期未上耳。”这里的“风期未上”也是在强调词的品格，可见刘熙载一改前人论词以艺术为重的观点，取而代之的是“论词莫先于品”。
刘熙载在《诗概》中说“诗品出于人品”，论词时也认为词品与人品应具有一致性。在整部《词曲概》中，刘熙载给予最高或较高评价的是苏东坡、辛弃疾一派词人。刘氏指出：东坡《定风波》云：“尚余孤瘦雪霜枝”；《荷花媚》云：“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艺概·词曲概》）。“雪霜枝刀”“风流标格”，学坡词者便可从此领取。“雪霜枝”“风流标格”，正是融斋词品结合人品对东坡词作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概括。
三、“情”须是雅正之情
刘熙载肯定的是忧国忧民或洁身自好的正统儒教认可的可登大雅之堂的情感，对于抒发儿女情长的作品，还是有所抑制的。{3}比如他对柳永的评论：“耆卿《两同心》云：‘酒恋花迷，役损词客。’余谓此等只可名迷恋花酒之人，不足以称词客，词客当有雅量高致也。或曰：不闻‘花间’‘樽前’之名集乎？曰：使两集中人可作，正欲以此质之。”（《艺概·词曲概》）刘熙载认为只有恢弘的气度、高雅的情致才可称为词客，对于柳永抒写流连花间的相思之情是很不屑的，所以紧接着下一条他写道：“词家先要辨得‘情’字。《诗序》言‘发乎情’，《文赋》言‘诗缘情’，所贵于情者，为得其正也。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皆世间极有情之人。流俗误以欲为情，欲长情消，患在世道。倚声一事，其小焉者也？”（《艺概·词曲概》）刘熙载指出他所肯定的“情”是儒家提倡的有益世道人心、政治教化的“情”，是“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情。刘熙载持有“尚正”的文学观，在论词曲时多次出现“正”这一字眼。“正”意为符合儒家传统礼节，符合仁义之道。
“尚正”文学观渗透于中国古代文学活动的方方面面。评论任何作家作品，刘熙载都强调作家的人格修养与作品的政教内容。因为文学作家和文学作品担任着教育感化读者的任务。所谓“曲尽人情”，这种“情”便是以正为主导之情。刘熙载论曲时这样说：“可知歌无古今，皆取以正声感人，故曲之无益风化，无关劝诫者，君子不为也。”
四、重视词曲的社会功能
刘熙载在《艺概·自序》中说：“艺者，道之形也。”他认为各类文体都有“载道”“明道”的使命，词曲也不例外。正统的诗文，历来重视言志载道的社会功利作用，故诗有诗教、文有文道。不仅重视言志，而且更重视“志”是否合乎儒家的要求。
艺术与伦理性的社会感情相联系，从而与现实政治有关，这是儒家对礼乐的理性主义的解释。{4}刘熙载认为词要为社会服务，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是这一儒家思想的体现。“词莫要于有关系”，这里的“关系”便是指词与社会的关系。在与诗作对比时又说：“词导源于古诗，故亦兼具六义”“词之兴、观、群、怨，岂下于诗哉？”这是以诗教为词教，强调词与其他正统文学一样须具有社会功能。如“柳耆卿词，昔人比之杜诗，为其实说无表德也。余谓此论其体则然，若论其旨少陵恐不许之”。这里的表德即是指在词中有益宣传某种政治思想，可见刘熙载对于“表德”的重视。 “词，乐章也，雅郑不辨，更何论焉。”说明词虽是乐章，但论词的前提是辨“雅郑”。这里的“雅郑”并不是指雅颂之声和民间音乐，而是指词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类型。“雅”是能够给人积极向上精神力量的作品，“郑”则是使人耽迷酒色享乐的靡靡之音。将“雅郑”即词对于人是否具有積极作用作为论词的又一前提，体现了刘熙载对于词的教化作用的重视，亦是其正统文学观在词论方面的体现。
五、宽厚、中和的批评原则
中国古代文论家在评论某一作家作品时向来不走极端，在阐释一部作品时，会将作者本人的思想、身世和所处时代等各种因素综合考虑，也就是“知人论世”的原则。这一原则注重联系作者的生平思想、所处的时代背景及道德修养，没有将词作与作者本身的人生经历割裂开来。如在评文文山词说道：“故词当合其人之境地以观之。”对于苏辛词他说：“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悉出于温柔敦厚。”
情感是文学活动的核心要素，贯穿在整个文学活动之中，当一件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时，有的读者反映平淡，有的读者反映强烈，这与读者的情感与作品表现出来的情感契合度相关，比如：“邻人之笛，怀旧者感之，斜谷之铃，溺爱者悲之”，对于读者接受的差别，刘氏也不求统一的标准，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
刘熙载持温柔敦厚的论词观。“白石才子之词，稼轩豪杰之词。才子豪杰，各从其类而爱之，强论得失，皆偏词也。”可见刘氏对于读者喜好及个人的价值取向持宽容的态度，并没有强论得失。对思想倾向不完全合乎儒家的作家作品也不一概否定，而是持有宽容的态度。{5}再如“刘改之《沁园春》泳美人指甲、美人足二阙。以亵体为世所共讥，然病在标者犹易治也”。刘改之因作品“亵体”而受到世人的讥讽，但刘氏却未和世人一样评价他，而是认为他“病在标犹易治也”，由此可知刘熙载宽厚、仁者爱人的本性，“治”表现出刘氏对于过错的积极纠正，亦是对于文学作品尽善尽美的追求。
综上所述，刘熙载论词曲带有明显的正统文学观念，关注词曲的社会作用，强调作品的雅郑和作者的品格，这些思想在文学作品飞速增多的当下具有积极意义。
{1} 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06页。（以下所引《词曲概》中文字皆出此书同一版本，不另作注）
{2} 龙榆生：《词曲概论》，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3}{5} 李超：《论刘熙载〈艺概〉的文学接受思想》，《浙江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4} 李泽厚：《美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3页。
参考文献：
[1] 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3] 龙榆生.词曲概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4] 蔡镇楚.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5.
[5]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 殷大云.刘熙载《艺概.词曲概》初探[J].内蒙古师大学报，1984（4）.
[7] 周峰.论刘熙载文学思想的儒家倾向[J].上海大学学报，1995（1）.
[8] 曹保合.谈刘熙载的品格论[J].衡水师专学报，2002（1）.
作 者：刘晓萌，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古代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编 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