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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顾诚先生的传世名著《南明史》今年9月再版，是国内学界的一件大事。而先生已经离开我们8年，看不到今日之盛况了。
《南明史》以优美的文笔讲述了从1644年至1683年间的历史，包括李自成攻破北京、清军入关以及各地军民的反清斗争等内容，拨开反清复明运动的层层迷雾，重现有功有过的历史人物，被认为是“南明史研究者的一块奠基石”。凡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无不惊叹于它资料的丰富。这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资料，却是先生一个字一个字，从图书馆中抄出来的。
博古知今，在上下五千年里徜徉遨游，是不少人的乐趣。但历史学也是一个冷板凳，有多少人真的肯耗尽一生，去为后学铺路呢？近日，笔者采访了顾诚先生的弟子——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副主任王莉、光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孙献涛和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彭勇。听他们讲述老师的事迹，追怀前贤，以励后人。
史家之苦
1957年，23岁的顾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他喜欢师范院校，常说毛泽东也是师范毕业的。因为之前在政府机关工作过，年龄也比别的同学大，顾诚有更强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期间，就参与过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整理和周一良先生主持的通用教材《世界通史》的编写工作。毕业后留系任教。
工作没几年，就碰上了“文革”。那段日子做学问不容易，学校资料都禁止借出，幸亏资料室一位老先生帮助顾诚。他们总是约在下午6点见面，老先生打开资料室，让顾诚去挑书，装在一个包里偷偷带走，看完了再借新的。
1971年，林彪外逃，机毁人亡。顾诚从这个事情中看出了“文化大革命”的不得人心，此后5年，他上班只是应付，管得松时就偷偷翻资料，下班后更是如饥似渴地看书。那时找书很难，也没有复印机，所有资料只能手抄。顾诚不用卡片，因为卡片写不了多少字，他都用稿纸抄，后来他嫌普通稿纸不方便，就联系印厂专门印了一种稿纸，至今家里还剩不少。
“文革”后，各图书馆开放。顾诚常骑车去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冬天冷，手都冻僵了，只能骑一段，找家商店待会儿，用煤炉烤烤手。他每天只带一个馒头，中午休息时吃，直到闭馆再回家。“听先生后来说，那时他家里的生活条件清苦，住在学校的筒子楼里，只有13平方米，煤气罐放楼道，在那里做饭，此前连煤气灶都没有，只能用炉子。”王莉回忆道。
顾诚的生活习惯不好，他高中时曾休过学，后来为了赶功课，只好开夜车，这个习惯一生未改，每天凌晨四五点钟才睡觉，靠浓茶、吸烟来提神。夜间安静，看书不受干扰，翻完书睡在床上，顾诚的思维却停不下来，慢慢地就必须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还睡不着，他就加量。学校一度控制安眠药，需院长同意才能开，但顾诚例外，因为他实在离不开。因为吃得多，有时候记不住，他就在床头写了张“已经吃了安眠药”的纸条，吃完了就翻过来，怕记不住又吃。
顾诚一生潜心治学，平均每天读书的时间在10小时以上。但数十年来，他只有《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两部专著，此外就是零零散散的一些学术论文，可见其治学之严谨。
《南明史》一书写了十几年，初稿完成之后的数年时间里，尽管出版社编辑的催稿信多达几十封，顾诚却迟迟未敢出手，原因在于他认为许多头绪未能充分理清，不少关键问题缺乏可靠的文献。仅为核实西南明军的内容，他在查尽北京收藏的地方志后，又赶赴云南考察。在昆明，他待了一个多月，从早到晚将自己放逐在云南省博物馆和省图书馆内，遍阅馆藏的地方志和相关典籍。他细读并摘录的地方志有100多部，但书中引用的却只是其中23部，可知其劳动量投入之大。以这样的韧性，他“反反复复地查找材料，增删修改，许多章节是改乱了重抄，誊清了又改，一拖就是5年”。该找的地方都找了，该查的书都查了，直至有一天他感到“凭借个人绵薄之力想查个水落石出，可谓不自量”后，1997年，才最终决心出版。
“先生一生清苦自持、研究学问，茶饭不思，临终前只剩80多斤，一身骨头。在当今这个浮躁的年代，他的专注和苦学精神显得尤为可贵。”孙献涛说。
严师之心
顾诚在学生中素有威望。他是江西南昌人，身材瘦弱，面容干枯，性格沉静，不说话都能显出几分严厉。一开口，低沉的声音、毋庸置疑的口气，加上满腹的学问，足以让学生诚惶诚恐。北师大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说他的课开了几十年，每学期结束都是考那几个大题，但学生中从来没有人考过79分以上。有一年，历史系几个专业的学生在一起答辩，听说答辩组老师名单中有顾诚，学生们全都紧张得半死，纷纷把论文拿出来一遍一遍地改，最后顾诚因为有事没能参加，学生们纷纷松了一口气，大呼“死里逃生”。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带硕士、博士生到2003年顾诚去世，近20年里，从他那里毕业的硕、博只有14人。而如今研究生扩招之后，有的博导一年同时带的硕、博就有这么多。“少”只是表面，“精”则是内在。顾诚对门下弟子“严进严出”到有些不近人情。学生们必须定期去他家，说是“汇报近况”，其实如同“考学”。说得对，他会静静地听；有一丁点问题，他就摇头打断，“错了！”“又错了！”觉得学生不认真或出现原则问题，绝不留情面，定会痛斥一番。“每次去先生家对我来说都是‘折磨’。之前两三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打起十二分精神准备。几个小时的‘折磨’一结束，立刻松一口气。随即想起下一次马上到来，脸又变成了苦瓜。”孙献涛回忆道。
先生晚年身体不好，对学生却从未放松。作为最后的“关门弟子”，彭勇感受最深。“我到北师大读博士时，已经在大学里当过好几年历史讲师。去先生家却经常被训得体无完肤。有一次又被骂，心中还在暗暗怨恨，却听见先生说：‘别的老师都好几个学生，我就带你一个，你没学好我怎么对得起学校，怎么对得起你。’一下子，心头就像被什么堵了一样，差点当场哭出来。”
慈父之情
师母曾告诉弟子们这样一件事，刚结婚时，她与先生两地分居。有一次，她到北京来看顾诚。先生买了京剧票让喜欢京剧的她去看，晚上回来时，正下大雪，一下公交车，才发现顾诚一直站在雪地里等。顾诚在家里话不多，更没一句废话。上世纪80年代，北京缺水问题严重，他让家里把洗碗洗菜的水都存好，冲厕所用。不仅这么要求自己，也这么要求学生。
顾诚有一个女儿。因为晚婚、晚育，女儿出生时，他已经44岁了。据说女儿刚学会说话时，看到他只会喊“爷爷”，很久之后才喊他“爸爸”。改口那天，先生高兴极了，立刻在日记里写道：“女儿今天叫我爸爸了。”
女儿长大后，顾诚不让她学历史，而是为其挑选了外语。因为他觉得历史太苦、太穷，自己把一生的精力都花在上面，所有的钱都拿去买书，没有让妻子、女儿享受过荣华富贵，已经愧对她们了，所以不能让女儿继续这样。
在弟子们面前谈及女儿，顾诚就像所有爱炫耀的家长一样，会宝贝一般捧着自己的手机，说“这是女儿送给我的”；女儿给他买了电脑，他又是一番“显摆”。因为每天都在读书，他陪妻子、女儿的时间相对较少，可是他从不会让学生们牺牲节假日来找自己。“先生对学生、对家人，都是面冷心热，看上去严苛，内里却是一片苦心。”彭勇说。
长夜孤灯，先生坐了几十年。今天我们再一次出版《南明史》，怀念顾诚先生，是在寻找一种对历史、对学问的真诚，寻找老一辈学者的治学风范。无论世事怎样纷纭，无论时代如何浮躁，历史最终会留下那些优秀的精神与传统。
《南明史》以优美的文笔讲述了从1644年至1683年间的历史，包括李自成攻破北京、清军入关以及各地军民的反清斗争等内容，拨开反清复明运动的层层迷雾，重现有功有过的历史人物，被认为是“南明史研究者的一块奠基石”。凡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无不惊叹于它资料的丰富。这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资料，却是先生一个字一个字，从图书馆中抄出来的。
博古知今，在上下五千年里徜徉遨游，是不少人的乐趣。但历史学也是一个冷板凳，有多少人真的肯耗尽一生，去为后学铺路呢？近日，笔者采访了顾诚先生的弟子——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副主任王莉、光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孙献涛和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彭勇。听他们讲述老师的事迹，追怀前贤，以励后人。
史家之苦
1957年，23岁的顾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他喜欢师范院校，常说毛泽东也是师范毕业的。因为之前在政府机关工作过，年龄也比别的同学大，顾诚有更强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期间，就参与过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整理和周一良先生主持的通用教材《世界通史》的编写工作。毕业后留系任教。
工作没几年，就碰上了“文革”。那段日子做学问不容易，学校资料都禁止借出，幸亏资料室一位老先生帮助顾诚。他们总是约在下午6点见面，老先生打开资料室，让顾诚去挑书，装在一个包里偷偷带走，看完了再借新的。
1971年，林彪外逃，机毁人亡。顾诚从这个事情中看出了“文化大革命”的不得人心，此后5年，他上班只是应付，管得松时就偷偷翻资料，下班后更是如饥似渴地看书。那时找书很难，也没有复印机，所有资料只能手抄。顾诚不用卡片，因为卡片写不了多少字，他都用稿纸抄，后来他嫌普通稿纸不方便，就联系印厂专门印了一种稿纸，至今家里还剩不少。
“文革”后，各图书馆开放。顾诚常骑车去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冬天冷，手都冻僵了，只能骑一段，找家商店待会儿，用煤炉烤烤手。他每天只带一个馒头，中午休息时吃，直到闭馆再回家。“听先生后来说，那时他家里的生活条件清苦，住在学校的筒子楼里，只有13平方米，煤气罐放楼道，在那里做饭，此前连煤气灶都没有，只能用炉子。”王莉回忆道。
顾诚的生活习惯不好，他高中时曾休过学，后来为了赶功课，只好开夜车，这个习惯一生未改，每天凌晨四五点钟才睡觉，靠浓茶、吸烟来提神。夜间安静，看书不受干扰，翻完书睡在床上，顾诚的思维却停不下来，慢慢地就必须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还睡不着，他就加量。学校一度控制安眠药，需院长同意才能开，但顾诚例外，因为他实在离不开。因为吃得多，有时候记不住，他就在床头写了张“已经吃了安眠药”的纸条，吃完了就翻过来，怕记不住又吃。
顾诚一生潜心治学，平均每天读书的时间在10小时以上。但数十年来，他只有《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两部专著，此外就是零零散散的一些学术论文，可见其治学之严谨。
《南明史》一书写了十几年，初稿完成之后的数年时间里，尽管出版社编辑的催稿信多达几十封，顾诚却迟迟未敢出手，原因在于他认为许多头绪未能充分理清，不少关键问题缺乏可靠的文献。仅为核实西南明军的内容，他在查尽北京收藏的地方志后，又赶赴云南考察。在昆明，他待了一个多月，从早到晚将自己放逐在云南省博物馆和省图书馆内，遍阅馆藏的地方志和相关典籍。他细读并摘录的地方志有100多部，但书中引用的却只是其中23部，可知其劳动量投入之大。以这样的韧性，他“反反复复地查找材料，增删修改，许多章节是改乱了重抄，誊清了又改，一拖就是5年”。该找的地方都找了，该查的书都查了，直至有一天他感到“凭借个人绵薄之力想查个水落石出，可谓不自量”后，1997年，才最终决心出版。
“先生一生清苦自持、研究学问，茶饭不思，临终前只剩80多斤，一身骨头。在当今这个浮躁的年代，他的专注和苦学精神显得尤为可贵。”孙献涛说。
严师之心
顾诚在学生中素有威望。他是江西南昌人，身材瘦弱，面容干枯，性格沉静，不说话都能显出几分严厉。一开口，低沉的声音、毋庸置疑的口气，加上满腹的学问，足以让学生诚惶诚恐。北师大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说他的课开了几十年，每学期结束都是考那几个大题，但学生中从来没有人考过79分以上。有一年，历史系几个专业的学生在一起答辩，听说答辩组老师名单中有顾诚，学生们全都紧张得半死，纷纷把论文拿出来一遍一遍地改，最后顾诚因为有事没能参加，学生们纷纷松了一口气，大呼“死里逃生”。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带硕士、博士生到2003年顾诚去世，近20年里，从他那里毕业的硕、博只有14人。而如今研究生扩招之后，有的博导一年同时带的硕、博就有这么多。“少”只是表面，“精”则是内在。顾诚对门下弟子“严进严出”到有些不近人情。学生们必须定期去他家，说是“汇报近况”，其实如同“考学”。说得对，他会静静地听；有一丁点问题，他就摇头打断，“错了！”“又错了！”觉得学生不认真或出现原则问题，绝不留情面，定会痛斥一番。“每次去先生家对我来说都是‘折磨’。之前两三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打起十二分精神准备。几个小时的‘折磨’一结束，立刻松一口气。随即想起下一次马上到来，脸又变成了苦瓜。”孙献涛回忆道。
先生晚年身体不好，对学生却从未放松。作为最后的“关门弟子”，彭勇感受最深。“我到北师大读博士时，已经在大学里当过好几年历史讲师。去先生家却经常被训得体无完肤。有一次又被骂，心中还在暗暗怨恨，却听见先生说：‘别的老师都好几个学生，我就带你一个，你没学好我怎么对得起学校，怎么对得起你。’一下子，心头就像被什么堵了一样，差点当场哭出来。”
慈父之情
师母曾告诉弟子们这样一件事，刚结婚时，她与先生两地分居。有一次，她到北京来看顾诚。先生买了京剧票让喜欢京剧的她去看，晚上回来时，正下大雪，一下公交车，才发现顾诚一直站在雪地里等。顾诚在家里话不多，更没一句废话。上世纪80年代，北京缺水问题严重，他让家里把洗碗洗菜的水都存好，冲厕所用。不仅这么要求自己，也这么要求学生。
顾诚有一个女儿。因为晚婚、晚育，女儿出生时，他已经44岁了。据说女儿刚学会说话时，看到他只会喊“爷爷”，很久之后才喊他“爸爸”。改口那天，先生高兴极了，立刻在日记里写道：“女儿今天叫我爸爸了。”
女儿长大后，顾诚不让她学历史，而是为其挑选了外语。因为他觉得历史太苦、太穷，自己把一生的精力都花在上面，所有的钱都拿去买书，没有让妻子、女儿享受过荣华富贵，已经愧对她们了，所以不能让女儿继续这样。
在弟子们面前谈及女儿，顾诚就像所有爱炫耀的家长一样，会宝贝一般捧着自己的手机，说“这是女儿送给我的”；女儿给他买了电脑，他又是一番“显摆”。因为每天都在读书，他陪妻子、女儿的时间相对较少，可是他从不会让学生们牺牲节假日来找自己。“先生对学生、对家人，都是面冷心热，看上去严苛，内里却是一片苦心。”彭勇说。
长夜孤灯，先生坐了几十年。今天我们再一次出版《南明史》，怀念顾诚先生，是在寻找一种对历史、对学问的真诚，寻找老一辈学者的治学风范。无论世事怎样纷纭，无论时代如何浮躁，历史最终会留下那些优秀的精神与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