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此举表明，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内各项改革深入推进的新形势下，探索长三角区域整合的新模式，提高长三角地区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已提升至国家的战略层面。
　　分析国家战略重点变化的轨迹和区域发展战略的均衡化趋势，可以看到区域发展重心的转移，从1980年代的珠三角（以深圳为代表）、1990年代的长三角(以上海浦东为代表)到21世纪初的京津冀（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代表），推进了沿海率先发展的大格局的形成。而区域发展战略的均衡化趋势，则表现为东北振兴、西部开发、中部崛起，成渝综合改革试验区等；与此同时，区域内部发展的趋势，即区域整合或区域一体化，如港深一体化、郑汴洛一体化、长株潭一体化、厦漳泉一体化等也在明显加速演进。产生这种波澜壮阔的区域经济发展图景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大国经济模式，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全球化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治理理念。
　　《指导意见》站在时代的高度，指出推进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带动作用”，要求长三角地区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明确提出了长三角定位的“五大变化”：长三角区域的功能定位由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提升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发展定位“区域一体化进程”由学术概念成为中央政府确定的区域发展目标；产业定位由三二一产业发展序列变为“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制造业定位由“全球制造业中心”提升为“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长三角的区域范围由原来的江浙沪“16城市”扩容至“上海、江苏和浙江的全部区域”甚至更广。
　　针对《指导意见》提出的“把长江三角洲地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的总体要求，需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管理区域经济的新模式，坚持政府引导、多方参与，以市场为基础、以企业为主体，加强统筹协调与完善合作机制。
　　首先，两省一市与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应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其中上海要有所作为，应当成为区域整合的积极推动者。现在区域发展与整合已进入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城市的格局从传统的等级辐射向网络化多方位演化。比如浙江义乌是国际小商品市场，尽管在长三角中的等级地位很靠后，但其城市已具有国际性。区域内的上海、苏州、南京等城市，相互间的内部联系在许多方面可能不一定比它们与外部的联系来得更强。从城市群中城市之间是网络型关系的角度出发，特别是对外经济的联系增加，上海应上升成为全球城市，它与长三角其他城市构成网络城市，成为其中发挥重要影响的节点。衡量它的功能的强弱，是看它的流量规模，有多少资源要素是在此节点上流进流出的，并且在这种流动中实现了资源有效配置和提高了附加值。因此上海迈向全球城市，和长三角城市群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应是同一过程。
　　其次，应在一些重要领域开展合作与互动以达到共赢。第一，加强交通信息网络建设。以公路而言，在上海都市圈范围基本上构成了1小时经济圈；以时速200——250公里动车而言，上海至杭州仅需1小时18分钟，上海至南京1小时58分钟，可以构建1——2小时经济圈。通勤圈的建设对于长三角地区的人员流动和社会经济融合作用巨大。第二，推动产业分工与合理布局。培育优势产业群和产业集团，引导推动企业家联盟来营造长三角的合力，现在形成跨地区企业集团的环境趋于成熟，比如通过资本整合，可就上海港及宁波北仑港和连云港范围建立与上海航运中心相匹配的港口经营集团；可以举办上海世博会为契机，组建跨地区的会展公司；还可以成立若干城际轨道交通和高速交通公司；进一步可以扩展至石化、家用汽车等领域。第三，力求跨界治理的有效突破。许多工作都涉及城市之间的规划协调，因此长三角地区的合作与互动，应从规划合作和衔接的角度入手。其他的制度和政策安排，要做到一事一议，实质性地加以推进。比如《指导意见》提出的实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的改革试点，以及探索互利共赢的财政政策、有序推动异地联合兴办开发区等。另外，除了政府的作用，要重视培育民间组织的力量，尤其是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作者系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