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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
徐海瑛，诺华（中国）总裁，负责诺华在中国的发展战略、公共事务和公益项目。徐海瑛女士拥有在大型跨国公司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丰富经验。在加入诺华（中国）之前，曾担任中国惠普公司主管政府及公共事务的高级副总裁。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和国际金融硕士学位。
建国门外大街1号，建设中的国贸三期如火如荼，十多台起重机坐地起架，悬空数十米左右驰骋，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
在对面国贸二座13楼办公室内，徐海瑛动作麻利、打点行装，在处理完一些要紧的工作后，她的下一站将是遥远的新疆。在那里，由诺华支持的春雨工程骨干医师培训将迎来新的起点。
四年来，徐海瑛的行程遍布全国各地，时而田间地头、时而工地高校，为诺华大大小小的社会责任项目四处奔波。正如坐在办公桌前就能一览盛大的施工场面，在她的带领下，诺华（中国）的社会责任事业如今也是遍地开花、红红火火。
到过她办公室的，都会对她办公桌对面墙上的中国地图驻足观看，好奇不已。从上海开始，途径两湖，一路向西进入新疆，一些星星点点的小圆圈标记在途经各个省份的一些城市上。
有人开玩笑说，这些小圆圈的分布暗含着时下最热的“一带一路”的轨迹，而对她而言，却是最为简单不过的行程记录，正如这次要去的新疆，都只是诺华近年来一些项目的所在地。
“仔细一点的话，还能发现广东的中山市也是我经常要去的地方”，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徐海瑛笑言，如果再这样看，那么她的行程可能就需要改为“一带一路一洲”了。
尽管只是调侃，但在接近两个小时的对话中，这些最不起眼的小圆圈却也隐藏着诺华这家外资药企进入中国以来的责任密码。
密面
《WTO经济导刊》：能简要介绍一下新疆“春雨工程”这个项目吗？
徐海瑛：“春雨工程”是诺华健康快车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厅指导，诺华出资支持，对基层医务人员开展培训，强化基层医疗水平，改善医疗资源配置利用不均衡问题。我们发起这个项目一方面是顺应国家“卫生援疆”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在于提升疆内各级医院相关医生对传染性疾病，特别是当地高发的慢性乙型肝炎的诊断治疗水平。
《WTO经济导刊》：上次我们报道了诺华川西生态碳汇林的项目，诺华的大部分社会责任项目也基本围绕生态保护和基层医疗展开，是否跟诺华的战略有关？
徐海瑛：应该说，我们的全球董事长是一个很有远见和情怀的人，他觉得环境变化是全球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一些大的公司，大型的组织，需要跟政府分担一些责任，所以很早就设立了这样的目标和承诺，诺华也要做那种对社会、对未来有影响力的事。而医疗卫生，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而刚好我们在业务上有这样的核心优势，所以这些年就这样一路坚持下来了。
《WTO经济导刊》：诺华在选择项目上有哪些方面的考虑？
徐海瑛：我认为首先选定的领域肯定要和公司最核心的优势相符合，这样，每一份资源，包括资金、人力，都是最大化的。所以我们一定会选择跟健康卫生相关的领域，能够让我们的这些付出实现最大化的价值。
第二个方面的考虑，就是这个领域里面一般会有很多可供选择的东西，大部分时间我们会选择那些最有希望、最有需要的地方，相对于锦上添花，我们更乐于雪中送炭。因为一些容易的地方总有人去做，但在一些难的地方需要的是有信念、不怕苦，诺华愿意寻求自己的资源去实现。
第三个需要考虑的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因为项目的日常管理和持续跟进，要求合作伙伴在这个地方的执行一定要很强，同时愿意配合我们的业务和资源去调整，确保项目执行的过程不会出现问题。
解码
《WTO经济导刊》：您此前曾提到说，希望项目能够跟企业的商业企图、商业战略要有距离，不应该发生关系？
徐海瑛：那应该是三年前的事儿了（笑）。现在来看，价值共享的模式是最好的。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如果只从自己的资源库里往外付出、往外输血，那么在困难的时候可能就不可持续了，因为第一张最硬的卷子是要交给华尔街的，我公益做得再好，我的卷子不及格，那对于公司长远的发展一定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最好最理想的模式，是资源共享、让责任与我们商业的战略、长远的部署能够结合。
但对诺华来说，我们的利润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会愿意做一些非常低利润、甚至没利润考虑的准备，能够让自我产生的回报让这个项目自我发展、自我循环，类似于社会企业这样一种模式。
《WTO经济导刊》：诺华是一家社会企业吗？
徐海瑛：我没有专门去研究这个概念，但是有一些很朴素的认识。社会企业的根本目的，在于其设立的目的是为了盈利还是服务更多的人，我认为这是一个区分社会企业和商业企业的根本不同。真正的社会企业，在于设立的目的不是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满足、服务更多的人。还会涉及到利润率设定到一个什么样的幅度是合适的，利润得到了之后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分配。这是判断是不是社会企业很重要的标尺。
比如我设定一个非常适度的、有节制的利润率，然后我得到的这些利润，不是为了大部分的股东利润分红，而是让这个组织更好地发展，去服务更多的人。这就是一个社会企业。
《WTO经济导刊》：新疆的这个项目，是朝着这样的思路去的吗？
徐海瑛：准确地说，我们现在仍然在探索什么时候合适再做这样的事。比如我们在新疆还有高血压管理的项目，在中山还有慢病管理的项目，我们非常希望借鉴国际上的经验用于在中国类似的项目，但是在中国，政府的开放度还没到这样的程度，最近一两年跟公司的合作上会变得更慎重。所以我现在还没看到一个非常成熟的时机让我们去做这个事情，但我们不会放弃。我一定会期望有一天我在中国做这样的事情。
《WTO经济导刊》：现在的这个发展周期，对诺华中国来讲如何看待？
徐海瑛：因为医药行业是跟人相关，所以都还好，也比较稳定。而诺华比较特别的是，即便是在这几年“专利悬崖”大规模发生的情况下，公司的长远战略一直都很稳定，研发从来都没有松懈过。日子再难，我们也没有卡到研发上去。其次，多元化的业务组合也让我们比较好地适应了这个专利悬崖期。这些年我们一直都保持着一个合规的、很平稳的、可持续的方式在做。
《WTO经济导刊》：中国未来最重要的一个目标也是在关注民生、健康方面的问题，在这个方面诺华有哪些支持或者好的推动？
徐海瑛：一个是政策的研究，把国际上最好的一些经验介绍到中国。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些项目在做一些慢病管理的东西。在新疆和中山这两个地方跟当地的政府合作，就是希望能够把世界上最好的慢病管理的方法介绍到中国来，能够让我们在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里，让医疗卫生资源在体系里头合理地分布，能够产生最好的健康产出。
其他
《WTO经济导刊》：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事关公司全局和长远，在中国区的这一块儿，您平时是怎么来协调其他的各个业务单元的？
徐海瑛：社会责任在公司历来就是很受重视的一条线。有一个直接汇报给全球CEO的人，在战略层面上去受关注、受重视，有统一的规划，在战略里面有部署。我们有中国区高层管理委员会，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从产品到研发，到人力资源、到合规，都在这个组织下开展统一的讨论规划和执行。但在执行中，我们则鼓励各个部门去规划，因为他们的收入损益表是自己的，他们能够拿出资源，自愿地来做这个东西，从集团的角度来讲就是鼓励支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WTO经济导刊》： 2015年上半年，欧盟和美国批准了一个治心衰的药，比现在的药要提高百分之二三十的治疗效率。但是到中国2018年之后才能上市。药物审批您这块有什么好的建议？
徐海瑛：第一个就是要按现有的法律体系去修改，第二就是药审人员太少了。在美国药审人员有好几千人，在中国，只有100多人。企业呼吁了很多年，但现在解决得还很慢。专家建议也不能说的太重，毕竟面对的是现有的政策。企业能做的就是在允许的框架中做好自己那部分就可以了，而事实上情况也处在逐步向好的过程中。
编辑|赵钧 jun.zhao@wtoguide.net
徐海瑛，诺华（中国）总裁，负责诺华在中国的发展战略、公共事务和公益项目。徐海瑛女士拥有在大型跨国公司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丰富经验。在加入诺华（中国）之前，曾担任中国惠普公司主管政府及公共事务的高级副总裁。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和国际金融硕士学位。
建国门外大街1号，建设中的国贸三期如火如荼，十多台起重机坐地起架，悬空数十米左右驰骋，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
在对面国贸二座13楼办公室内，徐海瑛动作麻利、打点行装，在处理完一些要紧的工作后，她的下一站将是遥远的新疆。在那里，由诺华支持的春雨工程骨干医师培训将迎来新的起点。
四年来，徐海瑛的行程遍布全国各地，时而田间地头、时而工地高校，为诺华大大小小的社会责任项目四处奔波。正如坐在办公桌前就能一览盛大的施工场面，在她的带领下，诺华（中国）的社会责任事业如今也是遍地开花、红红火火。
到过她办公室的，都会对她办公桌对面墙上的中国地图驻足观看，好奇不已。从上海开始，途径两湖，一路向西进入新疆，一些星星点点的小圆圈标记在途经各个省份的一些城市上。
有人开玩笑说，这些小圆圈的分布暗含着时下最热的“一带一路”的轨迹，而对她而言，却是最为简单不过的行程记录，正如这次要去的新疆，都只是诺华近年来一些项目的所在地。
“仔细一点的话，还能发现广东的中山市也是我经常要去的地方”，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徐海瑛笑言，如果再这样看，那么她的行程可能就需要改为“一带一路一洲”了。
尽管只是调侃，但在接近两个小时的对话中，这些最不起眼的小圆圈却也隐藏着诺华这家外资药企进入中国以来的责任密码。
密面
《WTO经济导刊》：能简要介绍一下新疆“春雨工程”这个项目吗？
徐海瑛：“春雨工程”是诺华健康快车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厅指导，诺华出资支持，对基层医务人员开展培训，强化基层医疗水平，改善医疗资源配置利用不均衡问题。我们发起这个项目一方面是顺应国家“卫生援疆”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在于提升疆内各级医院相关医生对传染性疾病，特别是当地高发的慢性乙型肝炎的诊断治疗水平。
《WTO经济导刊》：上次我们报道了诺华川西生态碳汇林的项目，诺华的大部分社会责任项目也基本围绕生态保护和基层医疗展开，是否跟诺华的战略有关？
徐海瑛：应该说，我们的全球董事长是一个很有远见和情怀的人，他觉得环境变化是全球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一些大的公司，大型的组织，需要跟政府分担一些责任，所以很早就设立了这样的目标和承诺，诺华也要做那种对社会、对未来有影响力的事。而医疗卫生，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而刚好我们在业务上有这样的核心优势，所以这些年就这样一路坚持下来了。
《WTO经济导刊》：诺华在选择项目上有哪些方面的考虑？
徐海瑛：我认为首先选定的领域肯定要和公司最核心的优势相符合，这样，每一份资源，包括资金、人力，都是最大化的。所以我们一定会选择跟健康卫生相关的领域，能够让我们的这些付出实现最大化的价值。
第二个方面的考虑，就是这个领域里面一般会有很多可供选择的东西，大部分时间我们会选择那些最有希望、最有需要的地方，相对于锦上添花，我们更乐于雪中送炭。因为一些容易的地方总有人去做，但在一些难的地方需要的是有信念、不怕苦，诺华愿意寻求自己的资源去实现。
第三个需要考虑的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因为项目的日常管理和持续跟进，要求合作伙伴在这个地方的执行一定要很强，同时愿意配合我们的业务和资源去调整，确保项目执行的过程不会出现问题。
解码
《WTO经济导刊》：您此前曾提到说，希望项目能够跟企业的商业企图、商业战略要有距离，不应该发生关系？
徐海瑛：那应该是三年前的事儿了（笑）。现在来看，价值共享的模式是最好的。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如果只从自己的资源库里往外付出、往外输血，那么在困难的时候可能就不可持续了，因为第一张最硬的卷子是要交给华尔街的，我公益做得再好，我的卷子不及格，那对于公司长远的发展一定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最好最理想的模式，是资源共享、让责任与我们商业的战略、长远的部署能够结合。
但对诺华来说，我们的利润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会愿意做一些非常低利润、甚至没利润考虑的准备，能够让自我产生的回报让这个项目自我发展、自我循环，类似于社会企业这样一种模式。
《WTO经济导刊》：诺华是一家社会企业吗？
徐海瑛：我没有专门去研究这个概念，但是有一些很朴素的认识。社会企业的根本目的，在于其设立的目的是为了盈利还是服务更多的人，我认为这是一个区分社会企业和商业企业的根本不同。真正的社会企业，在于设立的目的不是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满足、服务更多的人。还会涉及到利润率设定到一个什么样的幅度是合适的，利润得到了之后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分配。这是判断是不是社会企业很重要的标尺。
比如我设定一个非常适度的、有节制的利润率，然后我得到的这些利润，不是为了大部分的股东利润分红，而是让这个组织更好地发展，去服务更多的人。这就是一个社会企业。
《WTO经济导刊》：新疆的这个项目，是朝着这样的思路去的吗？
徐海瑛：准确地说，我们现在仍然在探索什么时候合适再做这样的事。比如我们在新疆还有高血压管理的项目，在中山还有慢病管理的项目，我们非常希望借鉴国际上的经验用于在中国类似的项目，但是在中国，政府的开放度还没到这样的程度，最近一两年跟公司的合作上会变得更慎重。所以我现在还没看到一个非常成熟的时机让我们去做这个事情，但我们不会放弃。我一定会期望有一天我在中国做这样的事情。
《WTO经济导刊》：现在的这个发展周期，对诺华中国来讲如何看待？
徐海瑛：因为医药行业是跟人相关，所以都还好，也比较稳定。而诺华比较特别的是，即便是在这几年“专利悬崖”大规模发生的情况下，公司的长远战略一直都很稳定，研发从来都没有松懈过。日子再难，我们也没有卡到研发上去。其次，多元化的业务组合也让我们比较好地适应了这个专利悬崖期。这些年我们一直都保持着一个合规的、很平稳的、可持续的方式在做。
《WTO经济导刊》：中国未来最重要的一个目标也是在关注民生、健康方面的问题，在这个方面诺华有哪些支持或者好的推动？
徐海瑛：一个是政策的研究，把国际上最好的一些经验介绍到中国。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些项目在做一些慢病管理的东西。在新疆和中山这两个地方跟当地的政府合作，就是希望能够把世界上最好的慢病管理的方法介绍到中国来，能够让我们在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里，让医疗卫生资源在体系里头合理地分布，能够产生最好的健康产出。
其他
《WTO经济导刊》：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事关公司全局和长远，在中国区的这一块儿，您平时是怎么来协调其他的各个业务单元的？
徐海瑛：社会责任在公司历来就是很受重视的一条线。有一个直接汇报给全球CEO的人，在战略层面上去受关注、受重视，有统一的规划，在战略里面有部署。我们有中国区高层管理委员会，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从产品到研发，到人力资源、到合规，都在这个组织下开展统一的讨论规划和执行。但在执行中，我们则鼓励各个部门去规划，因为他们的收入损益表是自己的，他们能够拿出资源，自愿地来做这个东西，从集团的角度来讲就是鼓励支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WTO经济导刊》： 2015年上半年，欧盟和美国批准了一个治心衰的药，比现在的药要提高百分之二三十的治疗效率。但是到中国2018年之后才能上市。药物审批您这块有什么好的建议？
徐海瑛：第一个就是要按现有的法律体系去修改，第二就是药审人员太少了。在美国药审人员有好几千人，在中国，只有100多人。企业呼吁了很多年，但现在解决得还很慢。专家建议也不能说的太重，毕竟面对的是现有的政策。企业能做的就是在允许的框架中做好自己那部分就可以了，而事实上情况也处在逐步向好的过程中。
编辑|赵钧 jun.zhao@wtoguid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