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全国人大闭幕会后的总理记者招待会，其引人瞩目的程度仅次于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后的新闻发布会。后者5年一次，是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亮相的场合，而前者自1991年以来，每年都循例在全国人大闭幕会后举行。作为中央政府的主官，国务院总理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回顾上一年的得失，阐述新一年的施政方针。
　　 尽管年度施政方针大多是在前一年年底的中共中央全会上拍板的，但作为观察中国政治的标志性窗口，总理记者招待会仍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外界近距离观察中国高级政治人物性格的少数机会之一。
　　 在过去的10年里，温家宝不止一次吟出让人津津乐道的警句；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偏爱和引用，年复一年地引发小小的考据热潮。来自公众的反响又回过头来强化了总理记者招待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2012年3月14日，在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温家宝举行了总理任期内最后一次例行记者招待会。这离他的10年任期届满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告别的钟声似已清晰。这是他回顾10年施政得失和向人民剖白自我的最好时机——实际上，记者轮番向他发问的机会，已经不会太多了。
　　 700多名记者到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记者招待会——这也是历年记者招待会的平均规模，很多人都想得到提问的机会，但大多数问题注定没有机会提出来。总理记者招待会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两个半小时，而温家宝的语速较慢，所以只有少数问题能得到答案。本刊记者据公开报道统计，在10年来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一共回答了130个问题。而据清华大学副教授周庆安的统计，这个数字应为149个。
　　 2012年的记者招待会持续了3个小时，创下历史纪录，温家宝回答了14位记者的提问。回答问题时，温家宝每分钟说出的字数不超过130个，语速低于普通人每分钟200字左右的速度。另有统计表明，回答问题数量最多的一次是温家宝出任总理的第一年，他一共回答了15个问题，而最少的一次是他第一个任期届满的2007年，回答的问题总数减少为11个。
　　 谁来第一个提问，是一个有趣的问题。10年来，这个角色通常由中国官方媒体担纲，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都有两次得到率先发问的机会，《农民日报》、《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则各有一次。2007年的记者招待会改变了之前四年的惯例，第一个提问的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而2008年得以第一个提问的是香港的凤凰卫视，剩下来的那个首次发问的机会，由英国的《金融时报》在2010年获得。
　　 通常来说，提问的顺序与问题的重要性没有直接关系，最后一个问题也不见得是最重要的问题，但事情也不可一概而论。以2012年的记者招待会为例，最后提问的是路透社记者，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政府将如何处理地方债——这是个复杂而令人头痛的技术问题。这位记者随后又抛出了一个问题：中共中央将如何处置王立军事件？
　　 回答完关于重庆的问题，温家宝实际上宣布了记者招待会的结束，尽管用的是反问的语气：“我认真没有敷衍地回答了记者朋友的每一个问题，整整三个小时了。是不是可以结束了？”
　　 在2012年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两次提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到此决议，是为了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提问。
　　 10年来，温家宝多次在这个招待会上被问到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统计下来不少于20次，这给他充分的机会去阐述自己的主张——正如他在2012年回答《联合时报》的问题时所说，“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
　　 在所有相关的提问中，中国媒体显然偏好比较笼统的问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曾在2004年问道，“在今年和本届政府任期内，政治体制改革有哪些具体的目标？能不能告诉我们，在您的构想中，符合我们国情和广大老百姓利益的政治体制应该是怎样的？”几乎所有中國媒体在问及政治体制改革时，都采取了这种宽泛的提法。
　　 当然，这类问题同样出自西方媒体之口。同样在2004年，德国电视一台的记者曾问温家宝，“您觉得将来中国方面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让法律凌驾于共产党之上，而不是相反的？” 到了2011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索性重温了200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问题：“您在多个场合谈到提倡政治改革，考虑到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您认为应实行什么样的改革，以使中国政府更加有效地解决人民的关切、问题和不满？”
　　 指向较为笼统的提问有利有弊。记者多少能够得到一些回答。而那些非常具体和直接的提问，一般都会考验回答者是否足够坦率。同样是在2011年的提问中，美国有线电视网记者问温家宝：“您支持某些领导职位进行直选和差额选举吗？”
　　 对此，温家宝的回答是，“我们已经在县和不设区的市实行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在市以上以至中央，我们还实行的是间接选举。我们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当中实行了差额选举。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要相信，群众能管好一个村，也能管好一个乡，也能管好一个县，这需要一个过程。”
　　 也许是对这个回答感到意犹未尽，一年后，《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重提了这个问题。温家宝则重温了自己的回答：“我至今还是这样认为，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我们应该按照这条道路鼓励群众大胆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使他们受到锻炼。我相信，中国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
　　 总的来说，不管是笼统的提问，还是直接而具体的提问，大多数都会被同行所重复。反腐、私有产权保护、上访、选举、党与法律的关系等等话题一直主宰着10年来关于中国政治及其改革方向的提问。
　　 10年来，央视每年都得到了提问机会，《人民日报》得到了9次机会，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各自得到7次发问机会。英国的《金融时报》是外国媒体中获得提问机会最多的，他们一共发问6次，《华尔街日报》和美国有线新闻网各发问5次，路透社、法新社、《联合早报》和俄通-塔斯社各发问4次，美联社和布隆伯格通讯社各发问3次。
　　 10年来，这个特殊的记者招待会上的大多数问题，都是围绕经济进行的。
　　 一条看不见的线索贯穿着中外记者关于经济状况的提问：2003年到2008年的主题是经济过热和宏观调控（2次提到经济过热， 7次提到宏观调控），2009年到2012年是政府刺激计划和通货膨胀（3次提到GDP目标， 2次提到积极计划，5次提到通胀），以及新一轮宏观调控。在经济过热的时候，政府出手降温，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出手“保八”——中国的经济在10年中始终无法摆脱这个怪圈。另一条与此平行的提问线索，则是中国震荡不已的股市（提到1次）和在涨价和调控中反复的房价（提到3次）。
　　 第三条线索涉及到中国与欧美失衡的贸易（8次提到人民币汇率问题，3次提到外汇储备投向以及1次提到贸易摩擦）。这是欧美记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10年来，曾有10位记者就三农问题向温家宝发问；他还3次被问及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国的社会保障。
　　 温家宝乐于在记者招待会上抒发个人感情，在回答台湾问题时尤其如此：他的回答既符合政治家的现实考虑，又表现了本人的历史观念和爱国情怀。而台湾问题也从没有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缺席过。实际上，在10年中，这个问题被不同的媒体提到过13次。
　　 屡屡被问及的问题还有中国的外交关系，这反映了中国急剧增长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国际社会对此的复杂心态。显然，欧美国家一直带着怀疑注视着中国快速崛起对现有世界格局的改变，又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多和更重要角色抱有期待。
　　 在所有的外交问题中，中美关系被问到的次数是最多的。中东和北非问题则在温家宝10年总理生涯的一头一尾先后凸现出来。2003年美联社向温家宝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请他评论“伊拉克问题的最新状态”，此后的10年中，中国卷入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当半岛电视台在2012年问到“中国如何看待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诉求？中方是否担心与阿拉伯人民的关系受到影响”时，这被公认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实习生韩学玮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