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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
幸福感被认为是个人和社会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健康的标志。相关研究表明，儿童幸福感处于低水平。低幸福感会导致精神健康不良、参与危险行为等。
在儿童中，促进体育活动被认为是公共卫生的优先事项，因为儿童身体活动不足。相关研究表明，10-12岁的女孩中只有4.6%和男孩中只有16.8%达到了中等强度至高等强度的体力活动水平。然而，报告高水平体力活动的儿童在抑郁症中得分较低、但在活力、身体自我价值感和自尊方面得分较高。此外，那些达到每天至少60分钟身体活动的儿童在幸福感指标上的得分高于活动较少的儿童。体育活动干预对儿童的幸福感有益处，如降低抑郁和焦虑，但其影响较小。适度的效应量显示，至少在短期内有可以增强自尊。因此，需要继续增强体力活动，以提高儿童的活动水平，促进健康水平。
尽管体力活动干预对儿童的幸福感有好处，但对儿童的证据并不像对成人那样令人信服，可能是因为数干预措施的方法的研究设计质量较低和测量限制。一项对儿童幸福感的系统回顾发现，幸福感的测量不一致，关注范围狭窄，主要使用负面指标。然而，幸福感的定义意味着它是一个多维的概念，既包括积极的指标，也包括消极的指标。同样，自我报告的体力活动测量因其易于管理，且成本较低而广泛应用于儿童的体力活动。自我报告方法不能准确地评估每一次活动，因为儿童可能很难回忆起他们从前一周开始的体力活动，他们的认知能力不如成年人。为了克服自我报告的局限性，相关研究采用加速计测量儿童身体活动水平，结果表明，加速计是测量儿童身体活动水平最精确的测量工具。
学校环境是促进儿童身心健康的理想环境。Kriemler
（2011）等人的一项研究表明，许多以学校为基础的体力活动干预计划在增加体力活动方面取得了成功。所有16项干预试验都报告了校内或校外体力活动的增加。这些结果表明，以学校为基础的体育活动是提高儿童体育活动水平的有效策略。
相比之下，对以学校为基础的儿童幸福感干预措施的研究报告结果喜忧参半。一项研究调查了以学校为基础的儿童和青少年肥胖预防计划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旨在减轻体重的干预措施可能会对心理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由于发现的研究数量很少，因此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而且不同研究使用的幸福感指标也不同，因此很难进行比较。相反，一项荟萃分析发现，在分析不同的体力活动干预环境及其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时，基于学校的干预对3-18岁儿童的心理健康影响最大。然而，van Wijnen（2009）等人回顾的干预措施，是有针对性地预防/减少肥胖，不包括体力活动。考虑到干预是否显着增加了体力活动，以确定增加的活动水平对儿童的幸福感有什么影响，这似乎很重要。
本综述的主要目的是确定以学校为基础的体育活动干预措施对儿童体育活动水平和幸福感的影响。其次，综述还考虑了幸福感和体力活动的测量，强调了为未来的研究选择合适、有效和可靠的这两个变量的测量方法的重要性。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本研究以“身体活动”“体力活动”“锻炼”“幸福感”“儿童”“小学生”“小学”“体育教育”等为关检索词，通过中国知网、谷歌学术、Web of Science、Pubmed、Springer等数据对文献进行检索，经筛选确定了60篇相关研究，但最终只确定了11篇研究纳入本综述。
2.2 逻辑分析法
对纳入研究的文献进行总结分析，评述现有研究的优点与不足，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价值。
3 结果与分析
筛选确定了60篇相关研究，这些研究都是作为全文获得的。因此，60项研究的全文按照预先确定的综述纳入标准进行了详细筛选。在60项研究中，49项基于以下标准被排除：10项研究没有测量与本综述相关的幸福感结构，4项研究是研究方案，4项研究不是以学校为基础的，4项研究在干预中没有体力活动，13项研究没有测量体力活动，3项研究是定性的，3项研究是横断面设计，1项研究是准实验时间序列。最后，确定了11项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
3.1 干预研究特点
所有干预措施要么只包括体力活动（3项研究），要么作为多组成部分或更广泛方案的一部分进行体力活动（8项研究）。四项研究包含营养成分，一项研究包括建立健康身体形象的教育建议，而四项干预措施强调了体育活动对健康的重要性。此外，有四项干预措施通过家庭作业和身体活动部分、宣传单和让家庭参与进来。两项干预措施着重于改变运动场设施，而一项研究则促进了跳绳作为体育活动。
其中六项干预措施是随机对照试验。对照组参加所有干预措施的常规体育课。最终，干预的频率主要是每周三次，有些干预每周或每天两次，而其他干预则灵活地决定了教师的判断力。两项研究没有具体说明干预的频率。
3.2 幸福感评估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评估了13种不同的幸福感指标，并使用了12种不同的衡量标准。两项研究使用了儿童健康调查表（CHQ-PF50），其中一项研究使用了问卷的父母代理版本。有两项研究使用了儿童的自我感知能力，而三项研究则使用了儿童的感知能力量表。
3.3 身體活动评估
体力活动通过客观或主观工具进行评估。六项研究使用客观测量方法--即加速计或计步器--来测量体力活动。五项研究使用自填式问卷测量身体活动。
3.4 干预效果
对于11项研究中的8项报告了对体力活动的显著干预效果。在八项干预措施中，有五项使用了客观的体力活动衡量标准，其余三项使用了问卷调查。在11项研究中，有8项报告没有对任何健康指标产生显著的干预效果。研究表明，幸福感变量的唯一显著差异是干预组肥胖儿童的总体自我价值感略有增加。经过一年的体力活动干预后，干预组的一年级儿童在干预后的心理社会生活质量得分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差异，而五年级的儿童报告没有显著差异，干预组的一年级儿童在干预后的心理社会生活质量得分与控制组相比有显著差异，而五年级的儿童报告没有显著差异。一项干预研究显示，在以学校为基础的干预措施之后，干预后的自理和父母关系水平更高。尽管在“健康伙伴”研究中发现儿童的身体和认知能力子量表得分有显著变化，但对于干预组和对照组均是如此。没有明显的变化可归因于干预措施。 在报告对幸福感指标有显著干预效果的三项干预措施中，一项研究报告干预组的体力活动显著增加，一项研究报告没有显著的交互影响，而一项研究出人意料地发现，与干预组相比，控制组的体力活动显著增加。
4 讨论
本综述的目的是调查基于学校的体育活动干预措施对儿童身体活动水平及其幸福感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幸福感和体力活动的测量。总共发现了11项基于学校的体力活动干预措施，这些干预措施评估了小学生幸福感的一个方面。在这些研究中，3项研究报告了对幸福感指标的显著积极影响，而8项研究报告了没有统计意义的影响。此外，8项研究报告体力活动显著增加，而3项研究报告没有显著影响。使用的幸福感指标有相当大的异质性，没有哪种特定类型的幸福感变量比其他幸福感变量更受干预的积极影响。
本综述是基于学校体育活动的干预，旨在通过将有氧活动、锻炼、体育教育或体育锻炼的任何组成部分纳入干预措施来增加体育活动。虽然11项研究中有8项报告体力活动显著增加，但只有一项研究报告了健康指标的显著增加。Ha（2015）等人发现干预后对照组的体力活动明显高于干预组。由于控制组的学生在基线时的体力活动水平较高。尽管控制组获得了更高的体力活动水平，但干预组中得分高于控制组的儿童在自主性和父母关系子量表上的主要影响被发现。这一发现表明，自主性和父母关系子量表可能不会受到增加的体力活动水平的影响。然而，由于体力活动只在学校时间进行测量，目前尚不清楚干预组是否在校外更活跃，这可能对幸福感指标产生了影响。
在两项研究中发现了幸福感的改善，在这两项研究中，孩子的幸福感在基线水平可能被认为是低的。Sahota（2001）等报告说，在干预学校中，肥胖儿童的自我价值略有增加，但体重正常的儿童却没有，而超重的一年级儿童对社会心理健康的影响显着。这些发现支持了超重和久坐的儿童进行单独的课后体育锻炼干预措施的研究。
在干预组显著增加体力活动的七项研究中，有五项是多成分研究。这与Kriemler（2011）等的研究一致。世界卫生组织还发现，以学校为基础的多种体育活动干预措施在增加体育活动方面更为成功。有趣的是，包括幸福感成分的干预措施预计会显示出积极的干預效果，但报告的结果并不显著，干预组和对照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原因可能是幸福感得分存在上限效应，或是样本量太小，无法确定那些得分极高的人是否从干预中受益。
这篇综述中关于幸福感的研究报告中，幸福感的效应不一致可能归因于对儿童幸福感的测量不一致。已有对儿童幸福感的系统评估也发现，儿童幸福感的测量结果并不一致。这与Biddle和Asare（2011）的研究一致，他们认为测量的不一致可能导致儿童身体活动和心理健康关系薄弱。在目前的综述中，许多研究使用了狭义的幸福感衡量标准，如自我知觉，观察到这一领域的研究集中在抑郁、焦虑和自尊上是一致的。然而，这种方法没有测量到幸福感的多维本质。此外，当研究人员选择衡量幸福感的哪些方面时，所选的指标很可能不能完全反映孩子对自己幸福感的看法。一项研究报告了儿童和成人对儿童幸福观的一些不同。这与以学校为基础的干预措施中使用的指标的狭隘侧重点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在回顾的干预措施中选择的幸福感衡量标准可能不能最好地反映儿童的幸福感。因此，我们不难想象，幸福感检验的效果不佳，可能是因为没有采用以儿童的观点为基础的更有效和可靠的措施，从而影响了幸福感的干预效果。
此外，所使用的体力活动衡量标准也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了影响。在11项研究中，有5项使用了自我报告的体力活动衡量标准，其中3项报告体力活动显著增加，但对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由于儿童很难记住他们活动的时间和强度，自我报告测量容易出错和回忆偏差，使用客观的体力活动测量，如加速计，可能会提供对影响的更清晰的理解。然而，在报告体力活动显著增加的研究中，有五项使用了客观的衡量标准，只有一项研究报告了对幸福感的积极影响。显然，以学校为基础的体育活动干预对幸福感的影响是复杂的，在确定影响时，应该同时考虑幸福感和体力活动的衡量标准。
由于幸福感的概念是多维的，因此不可能包括所有可能适用的结构。研究发现，由于研究数量少，并且干预、样本量和整个健康状况的测量方面的异质性很大。因此，评估干预措施对体力活动和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测量工具有利于促进这一重要研究领域进行广泛而新颖的研究。
5 结论与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身体活动对学校环境中儿童的幸福感影响研究结果不一致。在幸福感的测量和体育活动的测量中都发现了方法上的不一致。
在未来的研究中，根据儿童的认知来测量儿童的幸福感，并客观地测量身体活动，以便确定儿童的身体活动与幸福感之间的联系。
（作者单位：1.新疆大学;2.新疆工程学院）
幸福感被认为是个人和社会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健康的标志。相关研究表明，儿童幸福感处于低水平。低幸福感会导致精神健康不良、参与危险行为等。
在儿童中，促进体育活动被认为是公共卫生的优先事项，因为儿童身体活动不足。相关研究表明，10-12岁的女孩中只有4.6%和男孩中只有16.8%达到了中等强度至高等强度的体力活动水平。然而，报告高水平体力活动的儿童在抑郁症中得分较低、但在活力、身体自我价值感和自尊方面得分较高。此外，那些达到每天至少60分钟身体活动的儿童在幸福感指标上的得分高于活动较少的儿童。体育活动干预对儿童的幸福感有益处，如降低抑郁和焦虑，但其影响较小。适度的效应量显示，至少在短期内有可以增强自尊。因此，需要继续增强体力活动，以提高儿童的活动水平，促进健康水平。
尽管体力活动干预对儿童的幸福感有好处，但对儿童的证据并不像对成人那样令人信服，可能是因为数干预措施的方法的研究设计质量较低和测量限制。一项对儿童幸福感的系统回顾发现，幸福感的测量不一致，关注范围狭窄，主要使用负面指标。然而，幸福感的定义意味着它是一个多维的概念，既包括积极的指标，也包括消极的指标。同样，自我报告的体力活动测量因其易于管理，且成本较低而广泛应用于儿童的体力活动。自我报告方法不能准确地评估每一次活动，因为儿童可能很难回忆起他们从前一周开始的体力活动，他们的认知能力不如成年人。为了克服自我报告的局限性，相关研究采用加速计测量儿童身体活动水平，结果表明，加速计是测量儿童身体活动水平最精确的测量工具。
学校环境是促进儿童身心健康的理想环境。Kriemler
（2011）等人的一项研究表明，许多以学校为基础的体力活动干预计划在增加体力活动方面取得了成功。所有16项干预试验都报告了校内或校外体力活动的增加。这些结果表明，以学校为基础的体育活动是提高儿童体育活动水平的有效策略。
相比之下，对以学校为基础的儿童幸福感干预措施的研究报告结果喜忧参半。一项研究调查了以学校为基础的儿童和青少年肥胖预防计划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旨在减轻体重的干预措施可能会对心理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由于发现的研究数量很少，因此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而且不同研究使用的幸福感指标也不同，因此很难进行比较。相反，一项荟萃分析发现，在分析不同的体力活动干预环境及其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时，基于学校的干预对3-18岁儿童的心理健康影响最大。然而，van Wijnen（2009）等人回顾的干预措施，是有针对性地预防/减少肥胖，不包括体力活动。考虑到干预是否显着增加了体力活动，以确定增加的活动水平对儿童的幸福感有什么影响，这似乎很重要。
本综述的主要目的是确定以学校为基础的体育活动干预措施对儿童体育活动水平和幸福感的影响。其次，综述还考虑了幸福感和体力活动的测量，强调了为未来的研究选择合适、有效和可靠的这两个变量的测量方法的重要性。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本研究以“身体活动”“体力活动”“锻炼”“幸福感”“儿童”“小学生”“小学”“体育教育”等为关检索词，通过中国知网、谷歌学术、Web of Science、Pubmed、Springer等数据对文献进行检索，经筛选确定了60篇相关研究，但最终只确定了11篇研究纳入本综述。
2.2 逻辑分析法
对纳入研究的文献进行总结分析，评述现有研究的优点与不足，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价值。
3 结果与分析
筛选确定了60篇相关研究，这些研究都是作为全文获得的。因此，60项研究的全文按照预先确定的综述纳入标准进行了详细筛选。在60项研究中，49项基于以下标准被排除：10项研究没有测量与本综述相关的幸福感结构，4项研究是研究方案，4项研究不是以学校为基础的，4项研究在干预中没有体力活动，13项研究没有测量体力活动，3项研究是定性的，3项研究是横断面设计，1项研究是准实验时间序列。最后，确定了11项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
3.1 干预研究特点
所有干预措施要么只包括体力活动（3项研究），要么作为多组成部分或更广泛方案的一部分进行体力活动（8项研究）。四项研究包含营养成分，一项研究包括建立健康身体形象的教育建议，而四项干预措施强调了体育活动对健康的重要性。此外，有四项干预措施通过家庭作业和身体活动部分、宣传单和让家庭参与进来。两项干预措施着重于改变运动场设施，而一项研究则促进了跳绳作为体育活动。
其中六项干预措施是随机对照试验。对照组参加所有干预措施的常规体育课。最终，干预的频率主要是每周三次，有些干预每周或每天两次，而其他干预则灵活地决定了教师的判断力。两项研究没有具体说明干预的频率。
3.2 幸福感评估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评估了13种不同的幸福感指标，并使用了12种不同的衡量标准。两项研究使用了儿童健康调查表（CHQ-PF50），其中一项研究使用了问卷的父母代理版本。有两项研究使用了儿童的自我感知能力，而三项研究则使用了儿童的感知能力量表。
3.3 身體活动评估
体力活动通过客观或主观工具进行评估。六项研究使用客观测量方法--即加速计或计步器--来测量体力活动。五项研究使用自填式问卷测量身体活动。
3.4 干预效果
对于11项研究中的8项报告了对体力活动的显著干预效果。在八项干预措施中，有五项使用了客观的体力活动衡量标准，其余三项使用了问卷调查。在11项研究中，有8项报告没有对任何健康指标产生显著的干预效果。研究表明，幸福感变量的唯一显著差异是干预组肥胖儿童的总体自我价值感略有增加。经过一年的体力活动干预后，干预组的一年级儿童在干预后的心理社会生活质量得分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差异，而五年级的儿童报告没有显著差异，干预组的一年级儿童在干预后的心理社会生活质量得分与控制组相比有显著差异，而五年级的儿童报告没有显著差异。一项干预研究显示，在以学校为基础的干预措施之后，干预后的自理和父母关系水平更高。尽管在“健康伙伴”研究中发现儿童的身体和认知能力子量表得分有显著变化，但对于干预组和对照组均是如此。没有明显的变化可归因于干预措施。 在报告对幸福感指标有显著干预效果的三项干预措施中，一项研究报告干预组的体力活动显著增加，一项研究报告没有显著的交互影响，而一项研究出人意料地发现，与干预组相比，控制组的体力活动显著增加。
4 讨论
本综述的目的是调查基于学校的体育活动干预措施对儿童身体活动水平及其幸福感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幸福感和体力活动的测量。总共发现了11项基于学校的体力活动干预措施，这些干预措施评估了小学生幸福感的一个方面。在这些研究中，3项研究报告了对幸福感指标的显著积极影响，而8项研究报告了没有统计意义的影响。此外，8项研究报告体力活动显著增加，而3项研究报告没有显著影响。使用的幸福感指标有相当大的异质性，没有哪种特定类型的幸福感变量比其他幸福感变量更受干预的积极影响。
本综述是基于学校体育活动的干预，旨在通过将有氧活动、锻炼、体育教育或体育锻炼的任何组成部分纳入干预措施来增加体育活动。虽然11项研究中有8项报告体力活动显著增加，但只有一项研究报告了健康指标的显著增加。Ha（2015）等人发现干预后对照组的体力活动明显高于干预组。由于控制组的学生在基线时的体力活动水平较高。尽管控制组获得了更高的体力活动水平，但干预组中得分高于控制组的儿童在自主性和父母关系子量表上的主要影响被发现。这一发现表明，自主性和父母关系子量表可能不会受到增加的体力活动水平的影响。然而，由于体力活动只在学校时间进行测量，目前尚不清楚干预组是否在校外更活跃，这可能对幸福感指标产生了影响。
在两项研究中发现了幸福感的改善，在这两项研究中，孩子的幸福感在基线水平可能被认为是低的。Sahota（2001）等报告说，在干预学校中，肥胖儿童的自我价值略有增加，但体重正常的儿童却没有，而超重的一年级儿童对社会心理健康的影响显着。这些发现支持了超重和久坐的儿童进行单独的课后体育锻炼干预措施的研究。
在干预组显著增加体力活动的七项研究中，有五项是多成分研究。这与Kriemler（2011）等的研究一致。世界卫生组织还发现，以学校为基础的多种体育活动干预措施在增加体育活动方面更为成功。有趣的是，包括幸福感成分的干预措施预计会显示出积极的干預效果，但报告的结果并不显著，干预组和对照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原因可能是幸福感得分存在上限效应，或是样本量太小，无法确定那些得分极高的人是否从干预中受益。
这篇综述中关于幸福感的研究报告中，幸福感的效应不一致可能归因于对儿童幸福感的测量不一致。已有对儿童幸福感的系统评估也发现，儿童幸福感的测量结果并不一致。这与Biddle和Asare（2011）的研究一致，他们认为测量的不一致可能导致儿童身体活动和心理健康关系薄弱。在目前的综述中，许多研究使用了狭义的幸福感衡量标准，如自我知觉，观察到这一领域的研究集中在抑郁、焦虑和自尊上是一致的。然而，这种方法没有测量到幸福感的多维本质。此外，当研究人员选择衡量幸福感的哪些方面时，所选的指标很可能不能完全反映孩子对自己幸福感的看法。一项研究报告了儿童和成人对儿童幸福观的一些不同。这与以学校为基础的干预措施中使用的指标的狭隘侧重点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在回顾的干预措施中选择的幸福感衡量标准可能不能最好地反映儿童的幸福感。因此，我们不难想象，幸福感检验的效果不佳，可能是因为没有采用以儿童的观点为基础的更有效和可靠的措施，从而影响了幸福感的干预效果。
此外，所使用的体力活动衡量标准也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了影响。在11项研究中，有5项使用了自我报告的体力活动衡量标准，其中3项报告体力活动显著增加，但对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由于儿童很难记住他们活动的时间和强度，自我报告测量容易出错和回忆偏差，使用客观的体力活动测量，如加速计，可能会提供对影响的更清晰的理解。然而，在报告体力活动显著增加的研究中，有五项使用了客观的衡量标准，只有一项研究报告了对幸福感的积极影响。显然，以学校为基础的体育活动干预对幸福感的影响是复杂的，在确定影响时，应该同时考虑幸福感和体力活动的衡量标准。
由于幸福感的概念是多维的，因此不可能包括所有可能适用的结构。研究发现，由于研究数量少，并且干预、样本量和整个健康状况的测量方面的异质性很大。因此，评估干预措施对体力活动和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测量工具有利于促进这一重要研究领域进行广泛而新颖的研究。
5 结论与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身体活动对学校环境中儿童的幸福感影响研究结果不一致。在幸福感的测量和体育活动的测量中都发现了方法上的不一致。
在未来的研究中，根据儿童的认知来测量儿童的幸福感，并客观地测量身体活动，以便确定儿童的身体活动与幸福感之间的联系。
（作者单位：1.新疆大学;2.新疆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