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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执政能力的不断完善和提高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自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与具体实践。市场经济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逻辑起点；世界历史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方位；社会利益整合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以人为本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归宿。
关键词：政治文明；执政能力；能力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7)05－0023－05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不断完善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因此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绝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而是一个贯通全局的大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有着巨大影响的政党，而且是一个掌握着中国命运的执政党。执政党自身能力的不断加强与完善，不仅关系党自身，而且还关涉到党对权力的运用，以及运用权力所要达到的目标。在此情形之下，党的改革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改革相互影响，彼此促进：一方面，党自身的改革成为其他各种改革的新动力；另一方面，其他各种改革也推动着党的改革。最后，党内与其他各种改革的潮流汇集到一起，必然要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到历史和时代前台。
一、“市场经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逻辑起点
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市场经济的动力是人对利益的追求。这种内在逻辑要求一系列的转型：在社会关系层面表现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在政府权限层面表现为从“无限”到“有限”的转型，在人格特质层面表现为从“依赖”到“独立”的转型。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正是在这一系列转型中展开的。
1、社会转型：从“身份”到“契约”。从世界范围看，古代社会是典型的“身份社会”，近代以来社会发展趋向是“契约社会”，现代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纽带的法治社会和能力社会。与此相应，现代社会进步突出表现为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型过程，它主要是通过市场经济来完成的。马克思充分肯定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同时也深刻指出取代封建主义人身依附关系的资本主义契约关系并没有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身份社会，在社会结构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共同体。“由于家国同构、血缘亲缘、人情社会，使社会整体成为一个交织着多重伦理关系的社会伦理实体。在身份社会里起主导地位的是感性的‘人情’而不是理性的‘契约’”。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代中国逐渐实现从传统身份制到现代契约化的社会转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的社会角色不是由他的出身、家庭和人情关系决定的，而是由他的能力、学识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决定的。
2、政府转型：从“无限”到“有限”。众所周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所有的资源均由公共权力机关进行统一分配。这使得政府公共权力具有“全能”和“无限”的特点。国家和政府俨然成为个人利益的赐予者，个人削弱了进取心和积极性，社会也因而失去了发展的动力。与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中个人利益不再由政府来提供，而是由个人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凭自己的能力去争取，这大大激发了个人的进取心和社会活力，国家和政府则成为利益的协调者、公共规则的制定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事实上越来越成为服务于人民的工具，其职责主要是保证个人追求正当利益的权利得到实现。正如衣俊卿教授所说，“社会的公共管理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公共生活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这两个领域是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制约的，前者表现为个体化的私人领域的自觉和自律，后者是国家权力的独立化。应当说，在前现代社会中是不存在公共生活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特殊化与相互制约的，只有沉默的、自在自发的私人家庭生活与集权的非理性的专制国家权力。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自觉自律的公共生活领域和民主化、契约化的公共权力领域的同步生成。”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政府转型提到了日程。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避免“错位”、“越位”和“缺位”，就必须对自身进行合理“定位”。政府应当明确能干什么，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要有所限制。在笔者看来，从制度上限制权力、监督权力之所以必要。不仅因为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而且还因为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产生既得利益集团，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有学者指出：“民主、有限、法制、为民、廉洁，是现代政治是否合理的基本标准。”这无疑是深刻的。
3、人格转型：从“依赖”到“自立”。市场经济是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其前提是商品分属不同的独立主体。因此，市场经济首先意味着使人从天然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等人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个人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意味着对经济主体的自主地位和独立利益的自我确认和相互承认。市场经济的生产模式必然要求塑造独立的市场主体和独立个性，个人的能力和人格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和实现过程中，又必须遵循契约和交换自由的原则，以维护市场公平和公正的竞争。这一过程，意味着打破人的依赖关系，把人置于平等地位，因而使人们获得了彼此平等的权利和自由意志。自由竞争，意味着对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活力的激发，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主体的能力，促进了主体的完善。当然，在市场经济打破人的依赖关系的同时也容易把人推向对物的依赖。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极力避免的。计划经济把传统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转换为依靠行政指令控制的依附关系，比较注重管理人，不大注重调动人的积极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的身份性社会关系非但没有消除，而是以“单位人”的形式继续存留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独立人格的养成。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才使身份社会开始松动。尤其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中央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中国加速了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型进程。应该看到，中国小农占主体的社会结构直接制约着社会、政府和人格的转型。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小农经济时描述了小农经济的分散和封闭状态，他说：“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由于“小农的生活是分散的、封闭的，他们不能代表自 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而他们的代表同时就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在上的权威，所以，归根结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政治权力支配社会”。于是，“小农的日常生活基本上遵循两个节奏或节律：一是伴随着大自然的节律进行，与黑夜白昼、春夏秋冬的自然循环相一致，春耕、夏锄、秋收、冬休，这几乎成为千百万年的传统日常生活的基本节奏和韵律；二是跟随着人的生理变化和进展，与生老病死的自然流程相一致，诞生、成丁、结婚、生子、衰老、死亡成了日常时间的千篇一律的运动图式”。衣俊卿以家庭为本位、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的政治制度、人情化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模式、日常的礼俗文化基础上的法制缺位、非日常的社会活动的经验图式等方面来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本位文化结构对非日常的社会活动领域的制约和渗透无疑是深刻的。这与费孝通先生以中国家庭和社会的差序格局，描述中国人情社会的主要特征——“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正可相互印证。
二、“世界历史”：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方位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下半叶对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深刻洞见。当代世界由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世界历史思想不但为世界一体化进程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中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同时，必然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新的挑战，即要由“权力导向”向“功能导向”转变。在“权力导向”下，“白上而下”的权力金字塔式结构与“只对上负责”的管理体制与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执政能力不能完全适应。在“功能导向”下，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对党的执政能力是一种考验。苏联共产党由于没能完成这一转变，把革命党建设的经验神圣化、教条化以指导建设实践，结果垮了台，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所谓世界历史，并不是各个民族历史的简单相加，而是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合力”的系统值。哲学语境下的世界历史，特指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进入了全面相互影n向、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依赖，使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世界历史的形成使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必须在相互联系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任何“闭门造车”式的独立发展都已成为不可能。世界历史形成后，其社会的深层结构——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变成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形态的民族性是指它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中运行具有不同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形态的世界性是指其运行要超出民族的、国家的狭窄地域，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整体运动。这种变化意味着在世界历史形成以前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一般都是在民族的狭隘地域内“单独进行”的，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形成在各个民族那里都必须从头开始。而在世界历史的境域下，对民族历史的影响突出地表现为交往行为的“合力”效应，人们在普遍交往中往往用自己的优势部分去换取对自己不足部分的弥补，从而避免重复劳动的耗费，这样就给自己带来新的发展能力。当代中国试图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就是对社会基本矛盾这一运动规律的科学认识与理性实践。
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现实面前，世界各国都必须把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等各方面都纳入世界历史进程之中。与之相应，党的活动方式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多元化发展的新形势，政治民主化被提到日程：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注重权力向注重责任转变，要由“管制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要切实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思维方式的转换：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发展是硬道理”；要由“造反有理”向“建设有理”转变；要由“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转变；要加快体制创新，使体制由束缚人向解放人转变。而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作为执政党首先必须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确定自己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三、社会利益整合：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
所谓社会利益整合，就是要把社会各方面利益协调好，在既保证社会活力又保障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充分重视弱势群体的利益，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目前中国农民利益诉求表达与实现之缺位就是个严重问题。因为在一个社会中，经济上拥有强大实力的集团，即使不组织起来，他们的诉求表达和诉求的实现也有许多可供选择的途径，因为他们有资金、资源和信息等优势。与此不同，经济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群体，即使组织起来，也很难与强势集团相抗衡。这就需要国家和政府从制度上保障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建立健全补偿机制和补偿制度。所谓制度是“一个为达到特定目的而设立的系统，这个系统由一系列原则、规则、程序所组成，它们之间有机连接，缺一不可，构成整体”。因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限制与监督。
社会利益整合的主要目的是执政党合理运用各种政治资源，通过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建设能力型“有限—有效”政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强国”与“富民”的统一。同时，无论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客观上都要求，必须始终保持党的先锋队的性质，必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必须不断提高党的公信力、执政力、执行力与凝聚力。具体而言，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进而全面巩固并扩大党的执政基础。与此同时，执政党要主动改革，避免政治矛盾积累过深，而要在改革中追求革新、稳定和发展的平衡。“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为追求长期有效和持续执政，执政党必须抓住有利的政治时机，适应民众日益增长的民主要求，主动加强党的建设，对自身进行改造，主动改革政治体制。与此同时，还要通过制度化的途径逐步建立法制来规范政治运作和政党运作，把竞争限制在政治稳定许可的范围之内，走可控的民主化道路。”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无疑是对时代精神的理性回应。在执政层面，要不断增强执政为民的公仆意识、执政兴国的发展意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责任意识；在发展层面，要坚持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在“有限政府”是“有效政府” 的前提下，在“财富”生产－分配逻辑与“风险”生产－分配逻辑共同起作用的当今世界，执政党更要树立执政成本意识、执政风险意识和执政风范意识。因此，执政党和政府要有责任感，要坚持自主创新，要廉洁高效、诚实守信。因为“诚实公正的策略是唯一最好的策略，如果政治脱离道德，就意味着贬低了政治，甚至会使政治堕落为一种冒险事业”。“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共同价值观，才能整合各种社会利益，凝聚各种社会力量，形成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和谐共处的局面”。这就要加强执政党的整合能力。通过经济整合，不断实现共同富裕和缩小贫富差距；通过价值整合，不断提升全社会基本价值认同水平；通过制度整合，有效配置公共资源，调整社会利益关系；通过组织整合，积极开发社会稳定资源，消除不利因素，使国家长治久安，使社会安定和谐，使人民安居乐业。
四、“以人为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归宿
首先，当代中国贯彻“以人为本”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重点主要体现在全面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实现执政党自身的现代化，以便更好地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知识科学化，人才个性化，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制度化。党和政府要牢记人民群众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关心民生、关切人民的诉求、关注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权力”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有权力管制某人，有统治管制他人的能力；二是有权力做某事，指能够做，有能力。事实上，后一种含义与统治无关，它指的是能力意义上的胜任与主宰。在此意义上，“无能为力”与“力不从心”并非指一个政党不能够统治他人，而是指它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在现代实践格局下，随着个体的自主性与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随着公共领域的自律化以及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要真正贯彻以人为本就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其次，当代中国，“以人为本”落实到执政党的实践活动中，主要就是“以民为本”。因此，“在整个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应牢牢抓住‘以人为本’和‘能力本位’这两个核心，围绕能力建设，从规律上探索当代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空间、发展力量、发展机遇和发展经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为中国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提供价值支撑和动力保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讲，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从经济和政治制度上保证最大多数人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在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讲，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人为本”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强大声音，并且日益影响到党内大批年轻一代的官员。到了21世纪初，“以人为本”的观念终于融入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人的全面发展”和“以人为本”正式被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宣布成为中国政府的政治发展目标，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出发点，这标志着“以人为本”从一种学术理念提升成为党和政府的政策依据。事实上，当代中国“决策层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思想，一定程度上都得益于这些努力及其思想贡献”。
最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始终牢记，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要居安思危，清醒地认识到，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长期执掌好政权绝非易事。因此必须实现好由革命党向执政党思维方式的转换：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发展是硬道理，由造反有理到建设有理，由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由权力思维到权利思维的转换。“在影响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有三个：一是政治参与不规范，二是权力运作不透明，三是执政合法性和执政科学性的关系理不清”。苏共的教训表明：苏联共产党由于没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没有“以人为本”，而是“以物为本”(主要是以重工业为本，在重工业中又主要以军事工业和航天工业为本)，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失去了先进性，既丧失了阶级基础，也丧失了群众基础，垮台就是必然的事情。中国共产党既要从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人手，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真正把人民群众看成政治权力的来源、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和最终目的，也要“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失时机地启动涉及实质性利益调整的改革措施，特别是在条件基本具备时不要屈从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使改革停滞不前，还要处理好改革进程中的各方面利益关系，注重社会公平，向弱势群体倾斜，使绝大多数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唯有如此，才可能跳出历史兴衰的周期，实现长期执政的根本愿望。
责任编辑：懿 勤
关键词：政治文明；执政能力；能力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7)05－0023－05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不断完善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因此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绝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而是一个贯通全局的大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有着巨大影响的政党，而且是一个掌握着中国命运的执政党。执政党自身能力的不断加强与完善，不仅关系党自身，而且还关涉到党对权力的运用，以及运用权力所要达到的目标。在此情形之下，党的改革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改革相互影响，彼此促进：一方面，党自身的改革成为其他各种改革的新动力；另一方面，其他各种改革也推动着党的改革。最后，党内与其他各种改革的潮流汇集到一起，必然要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到历史和时代前台。
一、“市场经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逻辑起点
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市场经济的动力是人对利益的追求。这种内在逻辑要求一系列的转型：在社会关系层面表现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在政府权限层面表现为从“无限”到“有限”的转型，在人格特质层面表现为从“依赖”到“独立”的转型。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正是在这一系列转型中展开的。
1、社会转型：从“身份”到“契约”。从世界范围看，古代社会是典型的“身份社会”，近代以来社会发展趋向是“契约社会”，现代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纽带的法治社会和能力社会。与此相应，现代社会进步突出表现为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型过程，它主要是通过市场经济来完成的。马克思充分肯定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同时也深刻指出取代封建主义人身依附关系的资本主义契约关系并没有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身份社会，在社会结构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共同体。“由于家国同构、血缘亲缘、人情社会，使社会整体成为一个交织着多重伦理关系的社会伦理实体。在身份社会里起主导地位的是感性的‘人情’而不是理性的‘契约’”。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代中国逐渐实现从传统身份制到现代契约化的社会转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的社会角色不是由他的出身、家庭和人情关系决定的，而是由他的能力、学识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决定的。
2、政府转型：从“无限”到“有限”。众所周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所有的资源均由公共权力机关进行统一分配。这使得政府公共权力具有“全能”和“无限”的特点。国家和政府俨然成为个人利益的赐予者，个人削弱了进取心和积极性，社会也因而失去了发展的动力。与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中个人利益不再由政府来提供，而是由个人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凭自己的能力去争取，这大大激发了个人的进取心和社会活力，国家和政府则成为利益的协调者、公共规则的制定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事实上越来越成为服务于人民的工具，其职责主要是保证个人追求正当利益的权利得到实现。正如衣俊卿教授所说，“社会的公共管理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公共生活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这两个领域是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制约的，前者表现为个体化的私人领域的自觉和自律，后者是国家权力的独立化。应当说，在前现代社会中是不存在公共生活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特殊化与相互制约的，只有沉默的、自在自发的私人家庭生活与集权的非理性的专制国家权力。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自觉自律的公共生活领域和民主化、契约化的公共权力领域的同步生成。”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政府转型提到了日程。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避免“错位”、“越位”和“缺位”，就必须对自身进行合理“定位”。政府应当明确能干什么，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要有所限制。在笔者看来，从制度上限制权力、监督权力之所以必要。不仅因为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而且还因为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产生既得利益集团，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有学者指出：“民主、有限、法制、为民、廉洁，是现代政治是否合理的基本标准。”这无疑是深刻的。
3、人格转型：从“依赖”到“自立”。市场经济是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其前提是商品分属不同的独立主体。因此，市场经济首先意味着使人从天然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等人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个人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意味着对经济主体的自主地位和独立利益的自我确认和相互承认。市场经济的生产模式必然要求塑造独立的市场主体和独立个性，个人的能力和人格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和实现过程中，又必须遵循契约和交换自由的原则，以维护市场公平和公正的竞争。这一过程，意味着打破人的依赖关系，把人置于平等地位，因而使人们获得了彼此平等的权利和自由意志。自由竞争，意味着对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活力的激发，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主体的能力，促进了主体的完善。当然，在市场经济打破人的依赖关系的同时也容易把人推向对物的依赖。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极力避免的。计划经济把传统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转换为依靠行政指令控制的依附关系，比较注重管理人，不大注重调动人的积极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的身份性社会关系非但没有消除，而是以“单位人”的形式继续存留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独立人格的养成。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才使身份社会开始松动。尤其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中央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中国加速了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型进程。应该看到，中国小农占主体的社会结构直接制约着社会、政府和人格的转型。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小农经济时描述了小农经济的分散和封闭状态，他说：“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由于“小农的生活是分散的、封闭的，他们不能代表自 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而他们的代表同时就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在上的权威，所以，归根结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政治权力支配社会”。于是，“小农的日常生活基本上遵循两个节奏或节律：一是伴随着大自然的节律进行，与黑夜白昼、春夏秋冬的自然循环相一致，春耕、夏锄、秋收、冬休，这几乎成为千百万年的传统日常生活的基本节奏和韵律；二是跟随着人的生理变化和进展，与生老病死的自然流程相一致，诞生、成丁、结婚、生子、衰老、死亡成了日常时间的千篇一律的运动图式”。衣俊卿以家庭为本位、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的政治制度、人情化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模式、日常的礼俗文化基础上的法制缺位、非日常的社会活动的经验图式等方面来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本位文化结构对非日常的社会活动领域的制约和渗透无疑是深刻的。这与费孝通先生以中国家庭和社会的差序格局，描述中国人情社会的主要特征——“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正可相互印证。
二、“世界历史”：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方位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下半叶对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深刻洞见。当代世界由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世界历史思想不但为世界一体化进程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中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同时，必然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新的挑战，即要由“权力导向”向“功能导向”转变。在“权力导向”下，“白上而下”的权力金字塔式结构与“只对上负责”的管理体制与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执政能力不能完全适应。在“功能导向”下，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对党的执政能力是一种考验。苏联共产党由于没能完成这一转变，把革命党建设的经验神圣化、教条化以指导建设实践，结果垮了台，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所谓世界历史，并不是各个民族历史的简单相加，而是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合力”的系统值。哲学语境下的世界历史，特指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进入了全面相互影n向、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依赖，使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世界历史的形成使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必须在相互联系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任何“闭门造车”式的独立发展都已成为不可能。世界历史形成后，其社会的深层结构——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变成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形态的民族性是指它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中运行具有不同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形态的世界性是指其运行要超出民族的、国家的狭窄地域，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整体运动。这种变化意味着在世界历史形成以前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一般都是在民族的狭隘地域内“单独进行”的，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形成在各个民族那里都必须从头开始。而在世界历史的境域下，对民族历史的影响突出地表现为交往行为的“合力”效应，人们在普遍交往中往往用自己的优势部分去换取对自己不足部分的弥补，从而避免重复劳动的耗费，这样就给自己带来新的发展能力。当代中国试图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就是对社会基本矛盾这一运动规律的科学认识与理性实践。
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现实面前，世界各国都必须把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等各方面都纳入世界历史进程之中。与之相应，党的活动方式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多元化发展的新形势，政治民主化被提到日程：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注重权力向注重责任转变，要由“管制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要切实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思维方式的转换：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发展是硬道理”；要由“造反有理”向“建设有理”转变；要由“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转变；要加快体制创新，使体制由束缚人向解放人转变。而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作为执政党首先必须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确定自己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三、社会利益整合：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
所谓社会利益整合，就是要把社会各方面利益协调好，在既保证社会活力又保障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充分重视弱势群体的利益，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目前中国农民利益诉求表达与实现之缺位就是个严重问题。因为在一个社会中，经济上拥有强大实力的集团，即使不组织起来，他们的诉求表达和诉求的实现也有许多可供选择的途径，因为他们有资金、资源和信息等优势。与此不同，经济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群体，即使组织起来，也很难与强势集团相抗衡。这就需要国家和政府从制度上保障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建立健全补偿机制和补偿制度。所谓制度是“一个为达到特定目的而设立的系统，这个系统由一系列原则、规则、程序所组成，它们之间有机连接，缺一不可，构成整体”。因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限制与监督。
社会利益整合的主要目的是执政党合理运用各种政治资源，通过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建设能力型“有限—有效”政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强国”与“富民”的统一。同时，无论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客观上都要求，必须始终保持党的先锋队的性质，必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必须不断提高党的公信力、执政力、执行力与凝聚力。具体而言，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进而全面巩固并扩大党的执政基础。与此同时，执政党要主动改革，避免政治矛盾积累过深，而要在改革中追求革新、稳定和发展的平衡。“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为追求长期有效和持续执政，执政党必须抓住有利的政治时机，适应民众日益增长的民主要求，主动加强党的建设，对自身进行改造，主动改革政治体制。与此同时，还要通过制度化的途径逐步建立法制来规范政治运作和政党运作，把竞争限制在政治稳定许可的范围之内，走可控的民主化道路。”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无疑是对时代精神的理性回应。在执政层面，要不断增强执政为民的公仆意识、执政兴国的发展意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责任意识；在发展层面，要坚持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在“有限政府”是“有效政府” 的前提下，在“财富”生产－分配逻辑与“风险”生产－分配逻辑共同起作用的当今世界，执政党更要树立执政成本意识、执政风险意识和执政风范意识。因此，执政党和政府要有责任感，要坚持自主创新，要廉洁高效、诚实守信。因为“诚实公正的策略是唯一最好的策略，如果政治脱离道德，就意味着贬低了政治，甚至会使政治堕落为一种冒险事业”。“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共同价值观，才能整合各种社会利益，凝聚各种社会力量，形成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和谐共处的局面”。这就要加强执政党的整合能力。通过经济整合，不断实现共同富裕和缩小贫富差距；通过价值整合，不断提升全社会基本价值认同水平；通过制度整合，有效配置公共资源，调整社会利益关系；通过组织整合，积极开发社会稳定资源，消除不利因素，使国家长治久安，使社会安定和谐，使人民安居乐业。
四、“以人为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归宿
首先，当代中国贯彻“以人为本”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重点主要体现在全面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实现执政党自身的现代化，以便更好地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知识科学化，人才个性化，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制度化。党和政府要牢记人民群众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关心民生、关切人民的诉求、关注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权力”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有权力管制某人，有统治管制他人的能力；二是有权力做某事，指能够做，有能力。事实上，后一种含义与统治无关，它指的是能力意义上的胜任与主宰。在此意义上，“无能为力”与“力不从心”并非指一个政党不能够统治他人，而是指它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在现代实践格局下，随着个体的自主性与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随着公共领域的自律化以及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要真正贯彻以人为本就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其次，当代中国，“以人为本”落实到执政党的实践活动中，主要就是“以民为本”。因此，“在整个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应牢牢抓住‘以人为本’和‘能力本位’这两个核心，围绕能力建设，从规律上探索当代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空间、发展力量、发展机遇和发展经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为中国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提供价值支撑和动力保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讲，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从经济和政治制度上保证最大多数人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在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讲，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人为本”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强大声音，并且日益影响到党内大批年轻一代的官员。到了21世纪初，“以人为本”的观念终于融入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人的全面发展”和“以人为本”正式被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宣布成为中国政府的政治发展目标，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出发点，这标志着“以人为本”从一种学术理念提升成为党和政府的政策依据。事实上，当代中国“决策层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思想，一定程度上都得益于这些努力及其思想贡献”。
最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始终牢记，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要居安思危，清醒地认识到，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长期执掌好政权绝非易事。因此必须实现好由革命党向执政党思维方式的转换：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发展是硬道理，由造反有理到建设有理，由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由权力思维到权利思维的转换。“在影响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有三个：一是政治参与不规范，二是权力运作不透明，三是执政合法性和执政科学性的关系理不清”。苏共的教训表明：苏联共产党由于没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没有“以人为本”，而是“以物为本”(主要是以重工业为本，在重工业中又主要以军事工业和航天工业为本)，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失去了先进性，既丧失了阶级基础，也丧失了群众基础，垮台就是必然的事情。中国共产党既要从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人手，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真正把人民群众看成政治权力的来源、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和最终目的，也要“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失时机地启动涉及实质性利益调整的改革措施，特别是在条件基本具备时不要屈从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使改革停滞不前，还要处理好改革进程中的各方面利益关系，注重社会公平，向弱势群体倾斜，使绝大多数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唯有如此，才可能跳出历史兴衰的周期，实现长期执政的根本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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