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频发，在舆论场里，高校以及其他文化单位是个重灾区。为什么？
　　现在开始分析。
　　性，是一种最原始的欲望，和吃在同一个梯级。越是原始的欲望，越是非理性。一个饥饿的人见到美味的食物，没有什么理性可言。原始的欲望在一个人的心灵中占据的比例越大，这个人的非理性程度就越高。
　　理性人的基本含义是能够进行成本与收益计算。性侵是这样一种东西：它的收益极大，同时成本也极大。
　　收益上，没有任何一种快乐能与性的快乐相比拟，因此它没有交换价值。一旦出现交换价值（如性交易），性的快乐已经不是它本身了。因而，性的快乐可以理解为无价。
　　成本上，一旦事发，从家庭到朋友圈再到工作范围所及，当事者的整个既有的社会生存环境都将崩溃。因为性侵触及的是人类社会最初的底层建构，往往回头无岸。即便是在监狱这样的由犯人组成的社会结构中，强奸犯也最为人所鄙视。
　　在高校和其他文化单位，性侵者的理性缺乏，并不体现在成本与收益计算中，相反，由于文化程度高，这一点是他们最清楚的。他们的非理性，体现在认为成本虽高，但不会兑现。用一个词来概括，叫“确定的侥幸”。
　　是什么支持了这种“确定的侥幸”呢？大体上有四个假设性因素。
　　一是自认为可控，这是一种权力自信。比如高教教师的性侵，往往以挂科、毕业、论文答辩、推荐就业等等为威胁。一定程度上，这种权力是有效的。
　　二是“推己及人”，把自身的癖好扩展为多数人的“同好”。如果是“同好”，那么双方都会获得同等收益，不存在反抗。

为什么性侵者一旦曝光，往往就不是初犯。而这也意味着，除了揭露者之外，还有更多的受害者。

　　三是丑陋的道德传统仍在生效。对于性侵，社会上仍有人会本能地“谴责受害者”。这不是基于利益纽带，而是一种无意识的文化共谋，这种现象几乎出现在每一次的性侵事件曝光以后。因此，受害者很可能不敢面对曝光。
　　四是存在行为性质转化的空间。体现在法律用语上，叫取证难，因此它的狡辩空间极大，可以把性侵“洗白”为情感使然，或者交易使然。
　　这就是性侵者的假设。这些假设都是有社会基础的，之所以说它仍是非理性的，是因为其中存在一个致命的漏洞—只要偶然—哪怕极其偶然地出現了一个成功的反抗者，那么所有的算计都将“破功”。
　　高校和其他文化单位里的少数违法者的性侵对象，一般是女学生，或刚刚入职的新员工。这些人有一个特点，她们没有什么物质基础可以失去，对于她们而言，最重要的东西是两样：前途与自身（身体）。前途是不确定的，也并不完全由性侵者掌控的，当她们想清楚了这一点以后，就会以保护自身为重，勇敢揭露，成为概率计算中的“偶然因素”。
　　此时我们在联系起上下文，就能理解为什么性侵者一旦曝光，往往就不是初犯。而这也意味着，除了揭露者之外，还有更多的受害者。
　　扩而大之，放到全社会，高校和文化单位暴露的性侵事件，更是冰山一角。
　　我们再回到第一个假设—性侵者的权力自信，以此为基础往下推导。高校教师的权力是稳定性相当低的，而文化单位，能够许诺予人的未来物质收益也非常有限，因此，这种权力的控制力并不强。这正是性侵在其中“多发”的原因—多发，并不是绝对数集中，而仅仅是因为更容易被看见。
　　还有多少真正的权力领域，高收益的社会领域，隐藏的性侵未被看见？还有多少女性，在深夜拥被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