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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任仲夷同志诞辰100周年，深切缅怀仲夷同志带领全省人民艰苦奋斗，为广东改革开放作出的突出贡献，学习弘扬他破解复杂问题的实事求是精神、善于把中央精神和广东实际相结合的领导艺术，这对于进一步推进广东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仲夷同志1980年冬到广东，接替习仲勋同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当年11月23日，他轻车简从到深圳考察调研，当时我在市委班子分管农村、政法两条战线，有机会陪仲夷同志到沙头角和边境地区调研。他与基层干部促膝谈心，深入了解情况，虚心听取意见，鼓励大家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用足用好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仲夷同志在各种会议上和个别谈话中多次谈到：“中央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权力，现在就看我们敢不敢用这个权力，会不会用这个权力，我们应该大胆地使用它，并且学会善于使用它。”“要组织力量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在弄清情况的基础上，大胆调整政策，解决问题。总之，特殊政策要真特殊，灵活措施要真灵活，先走一步要真先走，不然还是空的。”“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的基本要求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需要有勇气，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陈规旧套不足法，流言蜚语不足畏。”“我省贯彻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一些做法，概括为对外开放、对内放宽、对下放权。”“在试办特区工作中，要把视野放宽一些，想得更远一些，步子迈得更大一些，使特区真正特起来。”“应该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对中央政策要用准、用足、用活。”“需要像‘变压器’或‘变电站’那样，在执行上级政策和指示时，经过‘变压’，使之适合本地（系统、单位）实际，不要起‘漏斗作用’。”他还提出允许“变通”，不许“变相”。
针对广东、福建沿海部分地区出现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问题，中央于1982年1月发出紧急通知，部署在全国范围打击严重经济犯罪。中央领导同志接连两次召见广东党政一把手（我们称之为“二进宫”），检查中央紧急通知的贯彻执行情况，要求广东“讲清楚”。当时广东干部都感到压力很大。
1982年3月，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关于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紧急通知精神，不少同志预感会议“杀气腾腾”，但是，仲夷同志的讲话，却使大家感到“热气腾腾”。从“杀”到“热”，一字之差，说明仲夷同志超常的领导水平。他首先充分肯定各级干部在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中所作出的贡献。同时指出，当前出现的问题“责任在省委。”“由于把经济搞活讲得多，如何管严讲得少，缺乏得力措施。”“见事迟，有些事抓得晚了。”“主要应当由我对这些问题负责。”他引导大家深刻认识经济犯罪对广东改革开放的严重危害性，强调反对“三特”（特权、特殊化、特殊党员），要求党员干部要做到“三个更严”（纪律更严、执法更严、管理更严）、“三个一”（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工作上一丝不苟，在经济上一尘不染）和“三个坚定不移”（先是提出“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稍后又提出“执行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他的讲话实事求是地分清思想界限、政策界限和应负的责任，使大家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受到一次深刻教育，提高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认识。会后，全省上下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打击经济犯罪不手软，推动广东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继续朝着中央指引的正确方向迈步前进。
仲夷同志退居二线和离休后，仍然关心党的建设和“四化”建设，他深入观察、认识、研究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出席全国和省的一些重要会议，常常能听到他的真知灼见。他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析问题，针砭时弊，积极为国家长治久安、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出谋划策。
关于防“左”问题。90年代中期，他在党的十五大广东代表团上发言：“小平同志在反对‘左’和‘右’两者倾向的问题上，不是同等对待的。他强调的主要防‘左’，这是基于党内、国内情况的深刻了解，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我们党几十年犯的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左’的影响根深蒂固，党内不少同志长期以来都以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怕‘右’不怕‘左’的‘恐右病’至今还束缚许多干部的思想和手脚，所以消除‘左’的思想影响显然是当前和今后的一个重要任务。”
关于按客观规律办事问题。他说：“现在，还有人把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说成右倾，必须引起特别警惕。”他1988年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代表团会议时指出：“过去，由于我们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吃过很多苦头，教训是深刻的。”“发挥价值规律作用是经济改革的重要课题，认识和掌握价值规律是一项复杂的长期任务。”“使用新提法要符合客观规律。”“治理整顿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要更好按价值规律办事。”
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1998年仲夷同志提出：“民主集中制应当先民主，后集中。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民主是基础。正确的集中，应当是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形成决定。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所指的集中，应是在民主基础上形成的集中，而不是先有集中，再通过集中指导去形成民主基础。”“要防止让少数服从多数走形式，讲民主基础上实行集中，必须是真正有民主的诚意，真正耐心听取各方面，尤其是大多数人的意见，真正体现民主的意图，决不是让民主走形式，搞口服心不服，手服心不服，违心地举手通过。”“我们处理不好，还会出现民主发扬不够，集中变成独断专制的问题。”“如果领导者唯我独尊，唯我独对，听不得不同意见，那就无法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6年仲夷同志谈到：“现在经济体制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当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997年，仲夷同志在党的十五大广东代表团会议上再次谈到：“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会议、文件都很少提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不提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对的。”“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但要在经济改革上贯彻邓小平理论，在政治改革上也要贯彻邓小平理论。”“事实上，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好。”
仲夷同志的上述真知灼见，充分体现了他思想开放，实事求是，敢于和善于把中央精神和地方实际相结合的政治家、改革家形象，展现了他高瞻远瞩、胸怀大局、着眼未来，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倾注全部政治智慧的人民公仆风范。学习和发扬他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对他的最好纪念。仲夷同志永远活在广东人民心中。
（本文系广东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方苞同志在2014年9月17日广东省纪念任仲夷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题目为编者所加。）
仲夷同志1980年冬到广东，接替习仲勋同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当年11月23日，他轻车简从到深圳考察调研，当时我在市委班子分管农村、政法两条战线，有机会陪仲夷同志到沙头角和边境地区调研。他与基层干部促膝谈心，深入了解情况，虚心听取意见，鼓励大家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用足用好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仲夷同志在各种会议上和个别谈话中多次谈到：“中央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权力，现在就看我们敢不敢用这个权力，会不会用这个权力，我们应该大胆地使用它，并且学会善于使用它。”“要组织力量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在弄清情况的基础上，大胆调整政策，解决问题。总之，特殊政策要真特殊，灵活措施要真灵活，先走一步要真先走，不然还是空的。”“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的基本要求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需要有勇气，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陈规旧套不足法，流言蜚语不足畏。”“我省贯彻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一些做法，概括为对外开放、对内放宽、对下放权。”“在试办特区工作中，要把视野放宽一些，想得更远一些，步子迈得更大一些，使特区真正特起来。”“应该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对中央政策要用准、用足、用活。”“需要像‘变压器’或‘变电站’那样，在执行上级政策和指示时，经过‘变压’，使之适合本地（系统、单位）实际，不要起‘漏斗作用’。”他还提出允许“变通”，不许“变相”。
针对广东、福建沿海部分地区出现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问题，中央于1982年1月发出紧急通知，部署在全国范围打击严重经济犯罪。中央领导同志接连两次召见广东党政一把手（我们称之为“二进宫”），检查中央紧急通知的贯彻执行情况，要求广东“讲清楚”。当时广东干部都感到压力很大。
1982年3月，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关于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紧急通知精神，不少同志预感会议“杀气腾腾”，但是，仲夷同志的讲话，却使大家感到“热气腾腾”。从“杀”到“热”，一字之差，说明仲夷同志超常的领导水平。他首先充分肯定各级干部在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中所作出的贡献。同时指出，当前出现的问题“责任在省委。”“由于把经济搞活讲得多，如何管严讲得少，缺乏得力措施。”“见事迟，有些事抓得晚了。”“主要应当由我对这些问题负责。”他引导大家深刻认识经济犯罪对广东改革开放的严重危害性，强调反对“三特”（特权、特殊化、特殊党员），要求党员干部要做到“三个更严”（纪律更严、执法更严、管理更严）、“三个一”（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工作上一丝不苟，在经济上一尘不染）和“三个坚定不移”（先是提出“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稍后又提出“执行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他的讲话实事求是地分清思想界限、政策界限和应负的责任，使大家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受到一次深刻教育，提高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认识。会后，全省上下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打击经济犯罪不手软，推动广东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继续朝着中央指引的正确方向迈步前进。
仲夷同志退居二线和离休后，仍然关心党的建设和“四化”建设，他深入观察、认识、研究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出席全国和省的一些重要会议，常常能听到他的真知灼见。他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析问题，针砭时弊，积极为国家长治久安、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出谋划策。
关于防“左”问题。90年代中期，他在党的十五大广东代表团上发言：“小平同志在反对‘左’和‘右’两者倾向的问题上，不是同等对待的。他强调的主要防‘左’，这是基于党内、国内情况的深刻了解，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我们党几十年犯的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左’的影响根深蒂固，党内不少同志长期以来都以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怕‘右’不怕‘左’的‘恐右病’至今还束缚许多干部的思想和手脚，所以消除‘左’的思想影响显然是当前和今后的一个重要任务。”
关于按客观规律办事问题。他说：“现在，还有人把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说成右倾，必须引起特别警惕。”他1988年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代表团会议时指出：“过去，由于我们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吃过很多苦头，教训是深刻的。”“发挥价值规律作用是经济改革的重要课题，认识和掌握价值规律是一项复杂的长期任务。”“使用新提法要符合客观规律。”“治理整顿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要更好按价值规律办事。”
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1998年仲夷同志提出：“民主集中制应当先民主，后集中。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民主是基础。正确的集中，应当是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形成决定。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所指的集中，应是在民主基础上形成的集中，而不是先有集中，再通过集中指导去形成民主基础。”“要防止让少数服从多数走形式，讲民主基础上实行集中，必须是真正有民主的诚意，真正耐心听取各方面，尤其是大多数人的意见，真正体现民主的意图，决不是让民主走形式，搞口服心不服，手服心不服，违心地举手通过。”“我们处理不好，还会出现民主发扬不够，集中变成独断专制的问题。”“如果领导者唯我独尊，唯我独对，听不得不同意见，那就无法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6年仲夷同志谈到：“现在经济体制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当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997年，仲夷同志在党的十五大广东代表团会议上再次谈到：“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会议、文件都很少提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不提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对的。”“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但要在经济改革上贯彻邓小平理论，在政治改革上也要贯彻邓小平理论。”“事实上，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好。”
仲夷同志的上述真知灼见，充分体现了他思想开放，实事求是，敢于和善于把中央精神和地方实际相结合的政治家、改革家形象，展现了他高瞻远瞩、胸怀大局、着眼未来，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倾注全部政治智慧的人民公仆风范。学习和发扬他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对他的最好纪念。仲夷同志永远活在广东人民心中。
（本文系广东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方苞同志在2014年9月17日广东省纪念任仲夷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