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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临床医学尤其是外科学具有古老而又短暂的历史。事实上外科学是古老的医学专业，第一本外科书出现在18世纪下半叶。当时的外科学就已成为临床医学的一门学科。
关键词：外科学；解剖生理学；临床医学
1.智慧时代的成就
18世纪俄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临床医学在科学领域仍为智慧时代。科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各国文化和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外科学的产生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进化的客观进程、工业的发展、商品交易与民族之间联系的扩展和世界市场的成熟，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科学的进步，消除了民族和地区间的隔阂，形成了国际化的科学发展的特征，同时促进了外科学的发展。哲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临床医学的科学基础，自然科学的产生也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各个国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临床医学的发展进程。 在18世纪，工业革命影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英国的牛顿、俄国的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德国的伊枚奴尔·康特、法国的安东尼 、瑞士的卡尔·利涅衣等欧洲学者和一些思想家都用自己的著作反映了他们摆脱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和神学哲学理论，而力求获得客观真理的正确的自然观。
18世纪法国教育家以及英国、德国、俄国的一些教育学家表达的唯物主义观点，使反对封建迷信的新的哲学思想得到了发展。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对18世纪科学发展起重大影响的哲学家与机械唯物主义者一样，他们只注意机械规律，缺乏发展的思想。所以经验主义在生物学和医学中仍然占统治地位。
在所有的学科中都有这样的创始人：学科的发起者，对该学科的产生有重大贡献的人。如临床医学的先驱被认为杰出的医生如：希波拉底、佳列、阿维采那和巴拉采维斯。英国人托马斯·希捷佳姆和荷兰人杰尔曼·布尔哈维被认为是临床医学的鼻祖。
托马斯·希捷佳姆被称为英国的希波拉底，他热衷于手术医学方法。他观察了疾病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提出了自然条件损害肌体健康的观点。他是疾病分类学的拥护者，并且给猩红热、痢疾、麻疹、天花、舞蹈病、痛风等其他疾病做了分类描述。他把疾病分为急性和慢性，并注意疾病症状的各类型，包括基本的、疾病本身所固有的、偶然的、肌体免疫力的症状、人工方法造成的对患者的影响和疾病的缓解。托马斯·希捷佳姆力图应用特异性药物，他认为含奎宁的树的树皮能治疗疟疾。[1]他的这些理论成为手术医学的基础。
杰尔曼·布尔哈维是军医学院的创始人。他宣传了对于当时来说先进的医疗实践方法，使医生接近了患者，并对基础临床活动做了细致的观察。 在《走向临床实践》这本书中他写到了观察临床患者和一些器材的应用，仔细观察健康的，患病的，濒临死亡的或已经死亡的人所流露出的所有感觉。把仔细检查病人，询问详细病史，体温列入医疗日常检查。[2]
18世纪，俄国医学就已经成为整个欧洲医学的一部分。在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临床医学的发展初期具有学者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和一致性的特点，并且还具有科学和实践相互促进的特点。
外科学这个最古老的医学专业，也是医学院基础组成之一。虽然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方向，但俄国临床医学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它不同于西欧国家所固有的从医学院毕业的内科医生和医士学院所培养的外科医生之间的对立：在俄国高等医科院最初同时培养内科和外科的医护人员。[3]而同时在法国1731年创建了外科研究院直到1743年才合并到综合大学的医学专业。在英国外科医生与土法治疗的医生分开仅仅在1745年，在普鲁士内外科医生之间的对抗一直延续到20世纪。
18世纪，临床医学和外科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新的事物。如英国人维利亚姆·杰别尔金描写了哺乳期的蟾蜍，澳大利亚人列阿波利特发明了叩诊法。英国人别尔西瓦利描写了脊椎结核的症状。
可以继续列举18世纪医生的巨大成就，虽然不能说当时临床医学和外科学的发展在俄国和欧洲许多其他国家仍落后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但一些关键问题的研究状况仍然不能达到相应的水平。内外科的许多的新的医疗方法还没有很深的科学分析，而实际上仍建立在直觉上，是医生的一些推想，更经常的是一些民间方法。
总之，在临床医学中力图加强健康肌体相作用的经验主义仍继续研究并以个人经验支撑着。如果观察所有19世纪的著作，有许多专著、意见、假设、系统理论都是1808年俄国临床学家所著，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西欧的医学科学在18世纪末期仍处在起步状态。[4]
2.实践知识的成就
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的成就是：动物和植物的细胞结构理论、能量转化定律、有机体生物进化学说，这些成果都很好地应用在医学上，许多国家因此改变了自己的医学结构。
为了研究有机体生命活动，利用实验方法的生理学建立在临床理论上。关于病理学和疾病学的一种理论被承认为独特的医学哲学，并为治疗和预防医学带来了新办法。
总的来说实践时代来临了，它取代了中世纪的教条主义和僵化的保守思想，取代了18世纪的因循守旧和死板的公式。自然科学的发展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8世纪到19世纪初，临床医学以生理学和病理学为基础，成为了一门真正的自然科学。一批杰出的医学工作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意大利人让瓦尼·马尔加尼，做病理组织研究的法国人玛丽·弗兰素阿·毕沙，从事生理學实验研究的法国人卡尔·卡基坦斯基，在临床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
19世纪上半叶，法国、普鲁士、俄国、英国等欧洲许多国家的临床医学都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
病理学和抗原学理论开始进入医学中。19世纪初在临床医学中就出现了医学的共同理论，《生理医学》成为传播最广泛的理论。
19世纪初具有扩大和加强医生和学者间联系的特征。这是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领域加强联系进程的一部分。表现为力图与民族分开，在经济和精神生活上建立国际文化。法国、德国、俄国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出版的医学科学杂志发布了医学科学理论和实践的信息。大部分杂志都定期出版。欧洲临床医学中心进行的先进的科学研究和对他们著作的评论都被翻译为各种语言。 医生和学者之间的联系在扩大。许多医生在俄国彼得堡医学院、莫斯科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大学学习和进修，许多医生经常去国外医院交流。与此同时有许多其他国家的医生和学者来到俄国。应该说，俄国医学的高水平在很多欧洲国家都是非常出名的。从1830年法国研究所请求学习莫斯科大学的抗霍乱经验，而没有去在国际上对这种疾病熟悉的英国研究所中可见一斑。
3.解剖生理学方向
俄国19世纪初就产生了解剖生理学，俄国的临床医学特别是俄国外科学确立了解剖生理学方向。
俄国外科医生和临床学家的著作在欧洲是非常著名的，《解剖生理学图表》被许多欧洲大学认可，在德国被译成德文版。
欧洲许多国家都非常了解俄国学者的著作《动脉和筋膜的外科解剖》、《人体解剖实用指南》、《生理和外科解剖学》，这些著作的作者和专业人员是优秀的、有学识的、具有全面医学知识的杰出学者，他们思维开阔，兼通生物学和医学，在医学理论研究和以解剖生理学为基础的实践活动中，他们都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
俄国临床医学和外科学中占有优势的解剖生理学在许多方面都以病理学为基础。随这门科学发展的同时也特别注意到人体总是按着自己的生物钟变化和再生问题，我们肌体的每一部分，无论是液体、脂肪还是固体，从一出生开始，更确切地说是从胚胎形成的那一刻到死亡都有一定的形式和结构上的变化，这些都在《瞬间解剖》一书中提到。“在我们体内进行着内部的永不停止的运动，由于这个运动使我们的组织一方面不断的消融、破坏，另一方面不断地再生而拥有新的肌体，这种再生是生命体主要特征之一，甚至能够切除后再形成新的组织。”[5]
尼古拉·彼罗科夫从事病理学问题研究。炎症的产生对于肌体的反应学说是由他创立的。血液运动规律和病理解剖学研究以及大量的观察成为他的著作《欧洲霍乱的病理解剖学》的基础。他对病理学发展进程的研究，及外部环境对肌体的影响这一理论对医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6]
俄国外科学的生理解剖方向很明确地在彼罗科夫的著作中反映出来，并且影响着欧洲其它国家也包括德国外科学的发展，伟大的德国外科医生艾琳斯特·别尔格曼很好地说明了这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我们德国的外科学是建立在伟大的法国外科研究院的基础上，而法国外科研究院是以俄国人彼罗科夫的工作和英国人里斯杰尔的抗菌素为基础的。”[7]
19世纪下半叶，医学的伟大进步反映了自然科学的共同进程和物理、化学、生物学成就以及科学技术思维的成功。
细菌学的出现对成为真正科学的临床医学和外科学起了重要的影响，这促进了古老观点的更新和现代临床医学与外科学理论的形成。
细菌学的成就带来了真正的革命，扩大了诊断和治疗的范围。细菌学还破译了许多传染病的病因学密码，有了合理的抗白喉和其他传染病的方法，打开了预防传染病之路。病理学和形态学方法促进了对疾病药物的研究，并解决了地方病问题，提出病理学结构分类法和一系列疾病分类法。实验生理学研究促进了功能方法的形成，并且用病理学知识丰富了临床学，并对部分病理学状况进行了解释，促进了新的内科学工作方法。
所有的技术进步都不可分割地与自然科学的进步联系在一起，技术进步又影响了临床医学的发展，科技成果促进了用实用技术武装临床医学，于是新的客观诊疗病人的方法形成了，取代了长期以来权威的门诊部，形成了抗原和发病机制的治疗方法，促进使用新的药品、植物、其他抗菌药物和新的医疗用品的应用。
19世纪化学的发展促进了药理学和制药的快速进步，促进了阿斯匹林、乌托品、亚硝酸、生物制剂、安替比林、安乃近、咖啡因、萨罗等药品出现。在临床和外科学治疗实践中开始应用以下方法：按摩、电疗、矿物质水、饮食疗法、疗养治疗法。
19世纪下半叶，欧洲国家的临床医学主要有两个方向：在德国发展起来的实验临床学和法国医生应用的实用临床学。
19世纪下半叶在俄国的临床医学和外科学中，在病理解剖学成就基础上，又形成了形态学方向、生理解剖学方向、功能学方向。在19世纪70年代解剖学建立于现代病理学基础上，从解剖学看造血障碍或多或少是不可治愈的，甚至患者会在短时间内死亡，生理学的应用则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在专业实验室进行生理学试验开始成为俄国临床医学特点。俄国临床学家在炎症学、诊断学等学科上均有新的建树。
4.临床医学的繁荣
19世纪下半叶，各国外科学的发展迎来了临床医学上的真正繁荣。但是以解剖生理学、局麻术、抗菌剂、无菌法和抗败血症新方法为前提的。所有这一切都使外科学者们扩展了自己工作的范围：腹腔外科学和妇科学产生了，并开始进行肺手术、甲状腺手术、喉及脑脊髓手术。
俄国和欧洲其它国家的外科学发展主要特点是：极大地扩大了疾病治疗的可能，并与手术技术相联合。在欧洲许多国家还出现了许多新的手术方法。这门专业的发展，是集体努力的结果，是学者和医生共同工作的结果。外科学不仅是实践，而且还上升到理论。外科学的贡献还包括一些实验疗法，如血管、淋巴和神经切除术等。
俄国和欧洲其它国家的临床医学和外科学发展进程中，经常有细分和重组的过程，它们之间是辩证联系的关系。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外科学中长时间存在医学知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从中分支出了泌尿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外伤和矫形学等其他专业。这个细分领域的过程是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在现今医学发展中仍在继续。
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初外科学中就开始寻找肿瘤的治疗方法。心脏病、移植等一系列临床医学由此产生。神经内分泌学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在这方面英国人的实验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应该注意到，在19世纪末期临床医学就开始了整体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各个学科是相互聯系的，例如神经外科学产生于神经病理学和外科学基础上。
19世纪下半叶，各国学者和医生间的交流加强了，医生代表大会走进了实践过程，这时产生了经验和科学信息的交换，科学讲座是富有成效的。
第一次各国医生之间的交流是在1867年，有1200名学者参加。（以后这样的代表大会，每2—4年召开一次。）各国间的医生代表来到了莫斯科，约有800人参加，来自法国的约有400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和其中的很多报告都是关于临床医学的。[8]欧洲和各民族眼科学、耳鼻喉科学专业代表大会的召开也是在这个时期。从1905年各国外科学代表大会起，结核学、皮肤学、精神病学、妇产科学、神经科学的代表大会也开始定期举行。各国间的科学家加强了相互联系，比如科学解剖协会就促进了欧洲各国医生和学者之间增强合作。事实上，各国间最广泛的联系产生在20世纪初，那时已经形成了各国外科学会、国际口腔学联合会、国际畸形学学会、外科学会等许多其他学会。
在俄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临床医学和外科学的发展见证了科学进步的国际化特点，临床医学和外科学领域科学思想的发展和进步不单是某个国家的成就。没有彼此合作，新的科学的产生是不可能的。
在欧洲乃至全世界，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存在着临床医学和外科学间相互联系的特点，它们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参考文献：
[1]（俄）亚里山梅陀夫·戈·弗： 《临床医学》莫斯科 1989年第153页。
[2]（俄）《俄国医学史》 莫斯科 1954年第145页-146页。
[3]（俄）米尔斯基·姆·博： 《临床医学》莫斯科 1984年 第145页。
[4]（俄）卢什尼科·阿·戈： 《俄国内科疾病医学》 莫斯科1962年第160页。
[5]（俄）布亚里斯基·伊·弗： 《公用解剖学简略》圣彼得堡1844年第48页；转自米尔斯基·姆·博：《16-19世纪俄国医学史》莫斯科1995年第169页
[6]（俄）彼罗科夫·那·伊： 《彼罗科夫论文集》第九卷 莫斯科1960年第13页。
[7]（俄）《外科实践教程》： 第一卷 莫斯科1936年第13页。
[8]（俄）《彼罗科夫科学院的生活实践简略》：列宁格勒 1969年第123页。
关键词：外科学；解剖生理学；临床医学
1.智慧时代的成就
18世纪俄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临床医学在科学领域仍为智慧时代。科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各国文化和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外科学的产生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进化的客观进程、工业的发展、商品交易与民族之间联系的扩展和世界市场的成熟，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科学的进步，消除了民族和地区间的隔阂，形成了国际化的科学发展的特征，同时促进了外科学的发展。哲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临床医学的科学基础，自然科学的产生也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各个国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临床医学的发展进程。 在18世纪，工业革命影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英国的牛顿、俄国的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德国的伊枚奴尔·康特、法国的安东尼 、瑞士的卡尔·利涅衣等欧洲学者和一些思想家都用自己的著作反映了他们摆脱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和神学哲学理论，而力求获得客观真理的正确的自然观。
18世纪法国教育家以及英国、德国、俄国的一些教育学家表达的唯物主义观点，使反对封建迷信的新的哲学思想得到了发展。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对18世纪科学发展起重大影响的哲学家与机械唯物主义者一样，他们只注意机械规律，缺乏发展的思想。所以经验主义在生物学和医学中仍然占统治地位。
在所有的学科中都有这样的创始人：学科的发起者，对该学科的产生有重大贡献的人。如临床医学的先驱被认为杰出的医生如：希波拉底、佳列、阿维采那和巴拉采维斯。英国人托马斯·希捷佳姆和荷兰人杰尔曼·布尔哈维被认为是临床医学的鼻祖。
托马斯·希捷佳姆被称为英国的希波拉底，他热衷于手术医学方法。他观察了疾病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提出了自然条件损害肌体健康的观点。他是疾病分类学的拥护者，并且给猩红热、痢疾、麻疹、天花、舞蹈病、痛风等其他疾病做了分类描述。他把疾病分为急性和慢性，并注意疾病症状的各类型，包括基本的、疾病本身所固有的、偶然的、肌体免疫力的症状、人工方法造成的对患者的影响和疾病的缓解。托马斯·希捷佳姆力图应用特异性药物，他认为含奎宁的树的树皮能治疗疟疾。[1]他的这些理论成为手术医学的基础。
杰尔曼·布尔哈维是军医学院的创始人。他宣传了对于当时来说先进的医疗实践方法，使医生接近了患者，并对基础临床活动做了细致的观察。 在《走向临床实践》这本书中他写到了观察临床患者和一些器材的应用，仔细观察健康的，患病的，濒临死亡的或已经死亡的人所流露出的所有感觉。把仔细检查病人，询问详细病史，体温列入医疗日常检查。[2]
18世纪，俄国医学就已经成为整个欧洲医学的一部分。在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临床医学的发展初期具有学者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和一致性的特点，并且还具有科学和实践相互促进的特点。
外科学这个最古老的医学专业，也是医学院基础组成之一。虽然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方向，但俄国临床医学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它不同于西欧国家所固有的从医学院毕业的内科医生和医士学院所培养的外科医生之间的对立：在俄国高等医科院最初同时培养内科和外科的医护人员。[3]而同时在法国1731年创建了外科研究院直到1743年才合并到综合大学的医学专业。在英国外科医生与土法治疗的医生分开仅仅在1745年，在普鲁士内外科医生之间的对抗一直延续到20世纪。
18世纪，临床医学和外科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新的事物。如英国人维利亚姆·杰别尔金描写了哺乳期的蟾蜍，澳大利亚人列阿波利特发明了叩诊法。英国人别尔西瓦利描写了脊椎结核的症状。
可以继续列举18世纪医生的巨大成就，虽然不能说当时临床医学和外科学的发展在俄国和欧洲许多其他国家仍落后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但一些关键问题的研究状况仍然不能达到相应的水平。内外科的许多的新的医疗方法还没有很深的科学分析，而实际上仍建立在直觉上，是医生的一些推想，更经常的是一些民间方法。
总之，在临床医学中力图加强健康肌体相作用的经验主义仍继续研究并以个人经验支撑着。如果观察所有19世纪的著作，有许多专著、意见、假设、系统理论都是1808年俄国临床学家所著，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西欧的医学科学在18世纪末期仍处在起步状态。[4]
2.实践知识的成就
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的成就是：动物和植物的细胞结构理论、能量转化定律、有机体生物进化学说，这些成果都很好地应用在医学上，许多国家因此改变了自己的医学结构。
为了研究有机体生命活动，利用实验方法的生理学建立在临床理论上。关于病理学和疾病学的一种理论被承认为独特的医学哲学，并为治疗和预防医学带来了新办法。
总的来说实践时代来临了，它取代了中世纪的教条主义和僵化的保守思想，取代了18世纪的因循守旧和死板的公式。自然科学的发展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8世纪到19世纪初，临床医学以生理学和病理学为基础，成为了一门真正的自然科学。一批杰出的医学工作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意大利人让瓦尼·马尔加尼，做病理组织研究的法国人玛丽·弗兰素阿·毕沙，从事生理學实验研究的法国人卡尔·卡基坦斯基，在临床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
19世纪上半叶，法国、普鲁士、俄国、英国等欧洲许多国家的临床医学都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
病理学和抗原学理论开始进入医学中。19世纪初在临床医学中就出现了医学的共同理论，《生理医学》成为传播最广泛的理论。
19世纪初具有扩大和加强医生和学者间联系的特征。这是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领域加强联系进程的一部分。表现为力图与民族分开，在经济和精神生活上建立国际文化。法国、德国、俄国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出版的医学科学杂志发布了医学科学理论和实践的信息。大部分杂志都定期出版。欧洲临床医学中心进行的先进的科学研究和对他们著作的评论都被翻译为各种语言。 医生和学者之间的联系在扩大。许多医生在俄国彼得堡医学院、莫斯科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大学学习和进修，许多医生经常去国外医院交流。与此同时有许多其他国家的医生和学者来到俄国。应该说，俄国医学的高水平在很多欧洲国家都是非常出名的。从1830年法国研究所请求学习莫斯科大学的抗霍乱经验，而没有去在国际上对这种疾病熟悉的英国研究所中可见一斑。
3.解剖生理学方向
俄国19世纪初就产生了解剖生理学，俄国的临床医学特别是俄国外科学确立了解剖生理学方向。
俄国外科医生和临床学家的著作在欧洲是非常著名的，《解剖生理学图表》被许多欧洲大学认可，在德国被译成德文版。
欧洲许多国家都非常了解俄国学者的著作《动脉和筋膜的外科解剖》、《人体解剖实用指南》、《生理和外科解剖学》，这些著作的作者和专业人员是优秀的、有学识的、具有全面医学知识的杰出学者，他们思维开阔，兼通生物学和医学，在医学理论研究和以解剖生理学为基础的实践活动中，他们都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
俄国临床医学和外科学中占有优势的解剖生理学在许多方面都以病理学为基础。随这门科学发展的同时也特别注意到人体总是按着自己的生物钟变化和再生问题，我们肌体的每一部分，无论是液体、脂肪还是固体，从一出生开始，更确切地说是从胚胎形成的那一刻到死亡都有一定的形式和结构上的变化，这些都在《瞬间解剖》一书中提到。“在我们体内进行着内部的永不停止的运动，由于这个运动使我们的组织一方面不断的消融、破坏，另一方面不断地再生而拥有新的肌体，这种再生是生命体主要特征之一，甚至能够切除后再形成新的组织。”[5]
尼古拉·彼罗科夫从事病理学问题研究。炎症的产生对于肌体的反应学说是由他创立的。血液运动规律和病理解剖学研究以及大量的观察成为他的著作《欧洲霍乱的病理解剖学》的基础。他对病理学发展进程的研究，及外部环境对肌体的影响这一理论对医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6]
俄国外科学的生理解剖方向很明确地在彼罗科夫的著作中反映出来，并且影响着欧洲其它国家也包括德国外科学的发展，伟大的德国外科医生艾琳斯特·别尔格曼很好地说明了这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我们德国的外科学是建立在伟大的法国外科研究院的基础上，而法国外科研究院是以俄国人彼罗科夫的工作和英国人里斯杰尔的抗菌素为基础的。”[7]
19世纪下半叶，医学的伟大进步反映了自然科学的共同进程和物理、化学、生物学成就以及科学技术思维的成功。
细菌学的出现对成为真正科学的临床医学和外科学起了重要的影响，这促进了古老观点的更新和现代临床医学与外科学理论的形成。
细菌学的成就带来了真正的革命，扩大了诊断和治疗的范围。细菌学还破译了许多传染病的病因学密码，有了合理的抗白喉和其他传染病的方法，打开了预防传染病之路。病理学和形态学方法促进了对疾病药物的研究，并解决了地方病问题，提出病理学结构分类法和一系列疾病分类法。实验生理学研究促进了功能方法的形成，并且用病理学知识丰富了临床学，并对部分病理学状况进行了解释，促进了新的内科学工作方法。
所有的技术进步都不可分割地与自然科学的进步联系在一起，技术进步又影响了临床医学的发展，科技成果促进了用实用技术武装临床医学，于是新的客观诊疗病人的方法形成了，取代了长期以来权威的门诊部，形成了抗原和发病机制的治疗方法，促进使用新的药品、植物、其他抗菌药物和新的医疗用品的应用。
19世纪化学的发展促进了药理学和制药的快速进步，促进了阿斯匹林、乌托品、亚硝酸、生物制剂、安替比林、安乃近、咖啡因、萨罗等药品出现。在临床和外科学治疗实践中开始应用以下方法：按摩、电疗、矿物质水、饮食疗法、疗养治疗法。
19世纪下半叶，欧洲国家的临床医学主要有两个方向：在德国发展起来的实验临床学和法国医生应用的实用临床学。
19世纪下半叶在俄国的临床医学和外科学中，在病理解剖学成就基础上，又形成了形态学方向、生理解剖学方向、功能学方向。在19世纪70年代解剖学建立于现代病理学基础上，从解剖学看造血障碍或多或少是不可治愈的，甚至患者会在短时间内死亡，生理学的应用则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在专业实验室进行生理学试验开始成为俄国临床医学特点。俄国临床学家在炎症学、诊断学等学科上均有新的建树。
4.临床医学的繁荣
19世纪下半叶，各国外科学的发展迎来了临床医学上的真正繁荣。但是以解剖生理学、局麻术、抗菌剂、无菌法和抗败血症新方法为前提的。所有这一切都使外科学者们扩展了自己工作的范围：腹腔外科学和妇科学产生了，并开始进行肺手术、甲状腺手术、喉及脑脊髓手术。
俄国和欧洲其它国家的外科学发展主要特点是：极大地扩大了疾病治疗的可能，并与手术技术相联合。在欧洲许多国家还出现了许多新的手术方法。这门专业的发展，是集体努力的结果，是学者和医生共同工作的结果。外科学不仅是实践，而且还上升到理论。外科学的贡献还包括一些实验疗法，如血管、淋巴和神经切除术等。
俄国和欧洲其它国家的临床医学和外科学发展进程中，经常有细分和重组的过程，它们之间是辩证联系的关系。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外科学中长时间存在医学知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从中分支出了泌尿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外伤和矫形学等其他专业。这个细分领域的过程是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在现今医学发展中仍在继续。
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初外科学中就开始寻找肿瘤的治疗方法。心脏病、移植等一系列临床医学由此产生。神经内分泌学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在这方面英国人的实验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应该注意到，在19世纪末期临床医学就开始了整体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各个学科是相互聯系的，例如神经外科学产生于神经病理学和外科学基础上。
19世纪下半叶，各国学者和医生间的交流加强了，医生代表大会走进了实践过程，这时产生了经验和科学信息的交换，科学讲座是富有成效的。
第一次各国医生之间的交流是在1867年，有1200名学者参加。（以后这样的代表大会，每2—4年召开一次。）各国间的医生代表来到了莫斯科，约有800人参加，来自法国的约有400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和其中的很多报告都是关于临床医学的。[8]欧洲和各民族眼科学、耳鼻喉科学专业代表大会的召开也是在这个时期。从1905年各国外科学代表大会起，结核学、皮肤学、精神病学、妇产科学、神经科学的代表大会也开始定期举行。各国间的科学家加强了相互联系，比如科学解剖协会就促进了欧洲各国医生和学者之间增强合作。事实上，各国间最广泛的联系产生在20世纪初，那时已经形成了各国外科学会、国际口腔学联合会、国际畸形学学会、外科学会等许多其他学会。
在俄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临床医学和外科学的发展见证了科学进步的国际化特点，临床医学和外科学领域科学思想的发展和进步不单是某个国家的成就。没有彼此合作，新的科学的产生是不可能的。
在欧洲乃至全世界，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存在着临床医学和外科学间相互联系的特点，它们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参考文献：
[1]（俄）亚里山梅陀夫·戈·弗： 《临床医学》莫斯科 1989年第153页。
[2]（俄）《俄国医学史》 莫斯科 1954年第145页-146页。
[3]（俄）米尔斯基·姆·博： 《临床医学》莫斯科 1984年 第145页。
[4]（俄）卢什尼科·阿·戈： 《俄国内科疾病医学》 莫斯科1962年第160页。
[5]（俄）布亚里斯基·伊·弗： 《公用解剖学简略》圣彼得堡1844年第48页；转自米尔斯基·姆·博：《16-19世纪俄国医学史》莫斯科1995年第169页
[6]（俄）彼罗科夫·那·伊： 《彼罗科夫论文集》第九卷 莫斯科1960年第13页。
[7]（俄）《外科实践教程》： 第一卷 莫斯科1936年第13页。
[8]（俄）《彼罗科夫科学院的生活实践简略》：列宁格勒 1969年第123页。